【編者按】

1941年5月至8月，西南聯大常委會主席梅貽琦、總務長鄭天挺、中文系及師院國文系主任羅常培三人至重慶和四川進行學術文化考察，后羅常培寫成游記《蜀道難》。近日，中華書局出版了《蜀道難》的全新修訂本，并將梅貽琦日記和鄭天挺的賬單附在相應日期之后。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發該書的“編訂說明”。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后，平津、淞滬、南京先后不保?！敖逃秊槊褡鍙团d之本”，國民政府要求高校遷往內地，繼續辦學，保存文化火種。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十九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正式決定遷都重慶。同時，一些重要學校、文教機關、學術團體及科研機構也紛紛內遷。據史料記載，內遷大西南的高等學校共有五十多所，其中內遷四川的有四十馀所，如遷重慶的中央大學、交通大學、復旦大學，遷成都的金陵大學、齊魯大學，遷宜賓李莊的同濟大學，遷樂山的武漢大學，遷三臺的東北大學，等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等，經過輾轉數地，最終也落戶到李莊。其中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要數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聯合組建而成并設校在云南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在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三常委的聯合主持下，“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直到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停辦，前后存在了八年零十一個月，保存了抗戰時期的重要科研、教學力量，培養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優秀人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績。正是“剛毅堅卓”的西南聯大精神，激勵了一代一代的學子。

一

一九四一年五月，西南聯大常委會主席梅貽琦、總務長鄭天挺、中文系及師院國文系主任羅常培三人，先后從昆明飛重慶，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入蜀活動。他們此行的目的，是赴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接洽西南聯大的校務，并到中美庚款董事會接洽公務；走訪沙坪壩中央大學、歌樂山中央研究院；又過瀘州，轉敘永，商洽西南聯大分校事宜；再赴李莊參觀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及中國營造學社、中央博物院，并審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任繼愈、馬學良、劉念和三位畢業生的論文；隨后游覽樂山、峨眉；轉道成都，走訪武漢、四川、華西、齊魯、金陵各大學，順便查看北大、清華兩校的畢業同學在各地的服務狀況；最后又回重慶；直到八月二十三日（梅貽琦、鄭天挺）、二十六日（羅常培）先后飛回昆明。

抗戰時期這一段歷時三個月的學術文化考察，羅常培寫了《蜀道難》以紀其事。冰心為作序言，說到：

三個多月困難的旅途，拖泥帶水，戴月披風，逢山開路，過水搭橋，還倉皇地逃了好幾次警報，歷盡了抗戰期中旅行的苦楚，可是他的豪興一點不減。他研究了學術，賞玩了風景，采訪了民俗，慰問了朋友。路見不平，他憤激而不頹喪；遇見了好山水人物，他又欣賞流連，樂而忘返?！乙詾閷砣粲腥艘揽箲鹬衅谑竦郎夏硶r某地的旅途實情、學術狀況、人物動態的，這是一本必讀的書籍。

羅常培的學生曾經翻過羅常培的日記，“都是用墨筆工整書寫的，記敘詳盡，兼有筆記性質”，他寫的游記，“不光憑記憶，而是從日記里生發，演繹擴充而成，所以寫來頭頭是道，有憑有據，卻又不是干巴巴的流水賬，而是文質交映，揮灑自如，真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使人讀來不覺終卷”（周定一《蒼洱之間跋》）。《蜀道難》作為具有日記性質的游記，除了史料的真實性外，特殊時期的特殊經歷，是更值得讀者玩味的。

羅常培

民國時代，很多人都有記錄自己的書寫方式，那就是寫日記。著名的學人日記如《黃侃日記》、《胡適日記》、《顧頡剛日記》、《竺可楨日記》、《吳宓日記》、《鄧之誠日記》等，都因人物重要，時間跨度長，載記較詳細，不僅成為“個人的生命史”（顧頡剛語），更為相關研究提供豐富的素材和佐證，歷來為學界所重視。而梅貽琦、鄭天挺、羅常培三位，也都有寫日記的習慣。這次入蜀，三人其實也都有詳細的日記?？上齻€人這三個月的日記，今天只有梅貽琦的是完整傳世的，而鄭天挺與羅常培這三個月的日記，都已付諸一炬，非常可惜！所幸羅常培留下了據日記整理而成的《蜀道難》——冰心所作序里也已經點明：“這篇游記，顯然不是一個‘回憶’，一個‘心影’，而是從他精密詳細的日記里擴充引申出來的，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這與周定一所謂的“不光憑記憶，而是從日記里生發，演繹擴充而成?！x來不覺終卷”，其意一也。

二

日記，有寫于當日者；也有當日無暇，而于次日或數日之后才寫的；更有當時只是載諸便冊，過了若干時間再補錄的。

如這期間梅貽琦六月十八日日記：“早六點起。一日無所事事，寫日記寫信之外，聊天而已?！逼咴露杖沼洠骸叭臻g無計避暑，只在花廳與鄭、羅看書，寫日記。”他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日記：“補寫日記?！币痪潘牧晡逶露呷眨骸吧衔缭谑抑醒a日記?！泵焚O琦日記有寫于當日的，也有后數日補寫的。鄭天挺日記里也經常有“補寫日記”的記載，至于此段時期的日記，則大概是拖了將近一年之后才來補寫的。鄭天挺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日記寫到：

晚飯后補去年川游日記。去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瀘州寫當日日記未畢，遂收拾行李作上船計，其后至李莊、敘府、樂山、峨眉、成都、內江、青木關，雖各有數日勾留，故無從容作日記之機會，惟以鉛筆登大略于手冊而已。既歸昆明，亦無暇移錄，忽已一年馀矣。今日檢出，擬逐日補之，除手冊而外，更就記憶所及補登一二，但絕不雜以事后之情緒，以存當時之真。

同月十四日有“補舊日記”、十七日有“歸補日記”事，應該就是根據當時手冊，連綴成文，補錄這段時間的日記。

鄭天挺西南聯大時期的日記（起一九三八年元旦，迄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基本齊全，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二月日記缺失（內含此次入蜀三個月行程），非常遺憾。鄭天挺與羅常培同年同月同日生，兩人關系莫逆，兩家孩子也是通家之好?？上В_常培一九五八年就去世了。據鄭天挺兒子鄭克晟回憶：

羅常培就是因為寫《蜀道難》，把鄭天挺日記中去四川的這部分拿走了?！拔母铩敝辛_常培的兒子把包括鄭天挺日記在內的日記和信件全部燒了，所以鄭天挺的這部分日記就沒有了。這部分日記我們也沒看到過，前幾年羅常培之子還未去世的時候，我弟弟問過他，他說之前鄭天挺的一部分日記的確在他家。

據王亞威兄提示，其中出現一個時間差問題。因為羅常培在《蜀道難》文末注明：“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寫起，十二月二十三日寫完?！比晔且痪潘囊荒?。但是，鄭天挺是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才補寫一九四一年的這部分日記，羅常培是如何參看的呢？

羅常培《蜀道難自序》中說到“每一禮拜寫出五六千字來送給《當代評論》發表”，而《當代評論》創刊于一九四一年七月，由西南聯合大學當代評論社出版兼發行，為周刊，每逢周一出版?！妒竦离y》自《當代評論》第一卷第十九期起，先后連載十一期。后來，羅常培的好朋友陳雪屏建議“把它結集起來印成單行本”，于是交給另一個好朋友盧逮曾主持的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為此，羅常培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寫了《自序》，另又寫信求冰心作序，冰心的序寫于十一月二十四日。

發表在《當代評論》的《蜀道難》

鄭天挺評價羅常培曰：“他每寫一篇文章或一本書，總是謙遜地請旁人提意見，而對正確的意見又總是虛懷接受，就是在出版以后，如有新的發現，來得及的，再版時一定改，來不及的也一定加以說明。”（《悼念羅常培先生》）《蜀道難》連載后，為結集出版，羅常培對文字進行了全面的修訂。經過比勘，我們發現修訂的大體范疇：

一是淡化政治、淡化職務，如六月五日刪掉對軍事當局的意見三百馀字；六月六日“第七區張清源專員”，《評論》本作“第七區行政專員張清源先生”，后文刪去“張專員陪”、“和張專員告別”、“到專員公署”三處；六月九日提到黃季陸，《評論》本前冠以“中央委員”四字；七月九日、十日，高公翰前刪“文學院長”、方蘆浪前刪“外語系主任”、吳子馨前刪“史學系主任”、陸鳳書前刪“工學院院長”、桂質廷前刪“理學院院長”；八月四日“清華一九三二級畢業同學李國幹”，《評論》本作“補訓總處特別黨部的書記長李國幹君，他是清華一九三二級畢業的”；等等。

二是刪掉了對友朋或同事的調笑文字，如記本來買到的是五月十六日飛重慶的機票，那天有七個人要搭乘飛機，但沒有那么多座位，聯大的同事高韻琇與另一位即改簽到下一班，“高女士顯著很失望的樣兒羨慕我們的順利”，誰知飛機抵達后，由于載重過量，只能安排兩人，且能隨帶行李，于是羅常培與鄭天挺也沒能飛成，回到昆明城里，“在馬市口又碰見了高女士，她很詫異的問我為什么去而復返。及至我把緣故告訴她，她不禁笑了。這一笑，好像是一種報復”；五月二十三日又因為預定可以搭乘的飛機被他人搶先而再次被刷下來了之后，以“去年年底梁思永先生要回李莊的時候，也白跑了幾次飛機場，他每次回來都跳腳大罵，幾乎氣的胃病復發”作對比；等等。

此行在成都的住宿發票

三是原來用“×”表示擬補內容，估計一時難以確定，就都作了刪削或改寫，如七月十八日，《評論》本于“地方”之后原有“一年級在×，理學院在×，文法學院在×，教職員宿舍在×”二十三字、于“館”之后有“設在×的×”五字，七月十九日“張洪沅、鄭含青、方端典三位領我們參觀生物系實驗室、物理化學實驗室、理學院辦公室”，《評論》本作“張洪沅、鄭含青（衍芬）兩位先生和理學院訓導長方端典領我們到×參觀生物系實驗室，到仙峰莊參觀物理化學實驗室，到×參觀理學院辦公室”；等等。

四是改寫了很多句式，如五月二十八日“到了陪都”，《評論》本作“到達陪都了”；六月七日“藍田壩中國旅行社”，《評論》本作“到藍田壩，搬到中國旅行社去住”；六月九號“簡直不像是僻處川南的內地樣兒”，《評論》本作“簡直不覺得到內地了”；七月九日“走了一會兒又經過岷江中一個有名的險灘叫岔魚子，不過水勢并不像傳聞的那樣湍急”，《評論》本作“走了一會兒又經過岔魚子，這也是岷江中一個有名的險灘，不過水勢并不像傳聞的那樣湍急”；七月十四至十七日游峨眉，在華嚴頂往山下眺望，“南邊有銅河，中間有峨眉，以北還有雅河”，《評論》本作“南邊有銅河，中間有峨眉河，北邊有雅河”；等等。

五是改正人名、地名之訛誤，如傅任敢、褚士荃、程毓淮、楊人楩、易道士心瀅，《評論》本作傳任敢、緒士荃、程毓準、楊仁根、一道士心瀅；復興亭、陶然亭，《評論》本作復興亨、陶德亭；等等。

六是改正排校錯誤，如完全、風颼颼、不肯、摸索、手杖、走著、幸虧、雖（雖）然，《評論》本作內全、風搜搜、不背、橫索、手枚、定著、辛虧、難（難）然；如淋浴、板栗坳、摽竊陳言、門口，《評論》本作浴淋、板坳栗、摽陳竊言、口門；又如伙食與火食，拔海與海拔，利害與厲害，似未改盡，兩者都有；此類情況極多，舉不勝舉。

七是對行文中的某些口語化的語詞進行了修改，《評論》本多兒化語，如有點兒、花兩錢兒、一點兒等，有的刪了“兒”，但也沒有盡刪；“蹬得兩腿生痛”，《評論》本作“敦得兩腿生疼”，羅氏北京人，似以俚語入句；幾處“好容易”，《評論》本都作“好不容易”；等等。

八是文內稱人，凡有字者皆書字，部分字后括注名諱，且大皆有“先生”二字，結集時基本將括注與“先生”一并刪去，不過也偶有遺漏。

九是《評論》本好用嘆號，結集本極少用；而“二十”之意，《評論》本都寫作“廿”。

十是改正了原序號的錯誤，原第九節“從竹根灘到嘉定”后當作第十節“峨眉四日游”，但序號還是“九”，致后面序號全錯。

前面已經說過，鄭天挺是在一九四二年七月開始整理這段行程的日記的。那么，在到十一月羅常培校訂完成的這三個月左右的時間里，羅常培會不會借鄭天挺的日記來參看一番呢？——從鄭、羅兩家后人的回憶來說，羅常培為結集出單行本肯定是借鄭天挺的日記作參考了的，至于說吸收了哪些內容，或者說有無實質性的參考，我們即使用獨立出版社的單行本比勘《當代評論》本，也是很難梳理得清了。

三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鄭天挺奉命先回北平，籌備恢復北京大學事宜。臨行前，曾委托任繼愈與韓裕文清理其房間內的書籍、繪畫、文件、檔案資料等，“該留的留下，該銷毀的銷毀”。任繼愈他們整理好后，裝了好幾個大木箱，寄回北京大學。這些檔案資料寄回后，由于時局變化太快，鄭天挺沒有進行整理。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鄭天挺又只身出京，到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教，這批檔案資料也陸續運到天津。自一九六一年起，鄭天挺回北京兩年，與翦伯贊一起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一九六三年入住中華書局翠微路西北樓招待所，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文革”開始，才被責令回南開批斗……所幸這批資料，雖被抄沒，卻未曾有大的散佚。

前幾年整理《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對于這段入蜀日記的缺失，頗感遺憾。當時以羅常培《蜀道難》收為附錄，聊作參看。最近，鄭天挺家人在整理文件資料時，發現鄭天挺當時作為財務總管記錄下的此行三個月的賬目清單。

這份賬目清單計二十五紙，其中支付細賬二十頁（含一頁游峨眉山）、報銷總賬二頁、聯大（分列梅、鄭羅）報銷總賬一頁、清華北大（分列梅、鄭羅）報銷總賬一頁、中國旅行社成都招待所發票一頁。茲列報銷總賬如下：

其中六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四日欄后面寫著：“在嘉定峨眉、成都考察參觀不支公費?！庇?，八月八日欄后面三人名下都寫著67.50元，但是在表后注了一句：“自成都至重慶135.00元，以半數報賬。”蓋重慶至敘永（約250公里）為公干，因游峨眉而轉道成都，自成都回重慶（約500公里）其路程多出一倍，故以半數報賬。這兩條文字所體現出來的原則，今天要是都能做到，則大學之精神，也不至于失墜了。

總賬后面又分列三個人的總支出：

支付細賬之末也有總數，列表如下：

我們比對這份總賬與細賬，有兩處數字對不上：一是總支出鄭天挺名下報銷數，原作“2528.20”，相減馀數得“1019.16”，報銷數改作“2585.90”，則馀數當作“961.46”，而非現在的“1062.46”；二是支付細賬里“代梅付”下“3503.34”，原作“3533.34”，鄭天挺將十位數的“3”劃去，在上面寫了個“0”，而總賬里卻還是“3533.34”。

另有報銷總賬兩頁：一、聯大報銷者，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六日為重慶至瀘州，梅貽琦報752.48元，鄭天挺、羅常培報1128.72元；八月四日至二十三日為內江至重慶，梅貽琦報214.26元，鄭天挺、羅常培報321.37元。另外來回飛機票（含行李），梅貽琦報1391.80元，鄭天挺、羅常培報2448.00元；輪船，梅貽琦報108.00元，鄭天挺、羅常培報216.00元。二、清華北大報銷者，六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日瀘李敘嘉蓉內，梅貽琦清華報857.28元，報交通運費等等539.50元，計1396.78元；鄭天挺、羅常培北大報1285.91元，報交通運費等等1021.77元，計2307.68元。按，三份賬目，以支付細賬二十頁最為清晰，而報銷總賬二頁系根據支付細賬相加所得，惟分列的報銷賬目數總額10285.49元，比支付細賬之總數10445.49元少了160.00元，因表中只列若干數字，未寫明對應之明細，所以不知問題出在哪里。

鄭天挺賬單

這份支付細賬，為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交通、住宿、餐飲、娛樂等物價，以及相同內容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差別，甚至賞錢的多寡等，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像是一幅鮮活的畫卷，鋪展于讀者的面前。

四

八月二十六日，是羅常培陰歷（七月初四）四十三歲的生日。這天上午七點半，他與老舍乘坐的飛機從重慶珊瑚壩機場起飛，九點四十分抵達昆明。

回到昆明后，羅常培竟連續病了兩個來月，見到他的朋友都總是問他：“你們在峨眉玩得痛快罷？”為排除同事、朋友誤解他們三個月的行程只是“優哉游哉地消磨在峨眉山里似的”，羅常培說“情愿花一些功夫把我們的游蹤記下來”，寫盡了路途中所經歷之各種艱難與險阻，各類狼狽與窘迫，于是就有了《蜀道難》這部著名的游記。

本書自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寫起，每一禮拜完成五六千字付《當代評論》發表（連載十一期，署名羅莘田），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寫完，前后用時六十九天，可謂是精心之作了。

后經陳雪屏建議，始又據《當代評論》本刪改校訂，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抗戰勝利后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上海再版。署名羅莘田。

一九九六年九月，遼寧教育出版社將羅常培《蒼洱之間》《蜀道難》合刊，作為《書趣文叢》第三輯的一種，并取前者冠為書名。據周定一《跋》：“這兩本書印數很少，又是在抗戰期間的后方印的，流傳不廣?！冶４娴囊槐具€是解放前在一個學生手里偶然見到，向她要來的?！蹦敲?，遼寧教育出版社所據應是一九四四年重慶獨立出版社本。

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的《蜀道難》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羅常培文集》第十卷，收入論文十篇、游記《蜀道難》《蒼洱之間》兩種、零星文章等若干。兩種游記，據卷首說明曰：“此次由高更生根據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書趣文叢》第三輯之《蒼洱之間》編校。”估計當年《羅常培文集》編委會未能找到獨立出版社本（不管是渝版還是滬版），所以用了別的出版社的新排印本進行編校。冰心一九七九年在回憶羅常培的文章里，也說過：“我曾替他寫的一本游記《蜀道難》做過一篇序。如今這本書也找不到了?！彼裕段募繁尽妒竦离y》的某些改動，——如第五節《十二天的沉悶生活》六月十六日“廣敞”，改作“寬敞”；第六節《悶熱的板栗坳》六月二十七日“突然上來二十幾個香客，大約有廿人”，改作“突然上來不少香客，大約有廿人”，然核諸《當代評論》本，實作“突然上來一批香客，大約有廿人”……應該是出于編校者的徑改了。

此次整理，我們以一九四六年四月獨立出版社上海再版本為底本，以《當代評論》本（簡稱《評論》本）、《羅常培文集》本（簡稱《文集》本）為校本。由于結集時對《當代評論》本有若干較大刪削以及多處改寫，此類情況作異文出校；其他細微的潤色與改動，則酌情處理（未能悉數體現，否則校不勝校）；有疑誤處，參校其他文獻。凡有改動底本文字或重要異文，皆出校說明。

《蜀道難》共分十七節，除首末兩節外，中間十五節與梅貽琦日記、鄭天挺賬單可彼此呼應。茲將相關內容附于每一節之后，互相對讀，真可謂有身臨其境者也。

因為都是屬于個人化的記載，羅常培與梅貽琦所記每日之具體時間點（幾點幾分），或有出入。而對于第一次遇到的人名與地名等，大家也會根據讀音或事后追憶來記述，人名如薛卓鈞、韓德璋，梅貽琦日記作薛卓君、韓德章；地名如峨岷體育社、三巖、石巖灣、陳福記、蜀天行墅、七里碑，梅貽琦日記作峨嵋體育會、山巖、石崖灣、孫福記、蜀天別墅、五里碑；他如榕樹、桫羅樹、栱桐、幺店子，梅貽琦日記作黃果樹、娑羅樹、珙桐、腰店子；梅貽琦日記怡春戲院，鄭天挺賬單作惜春戲院。這些文字，不作彼此互校，也未作他校。提請讀者注意。

《蜀道難》，羅常培 著，中華書局，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