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商務印書館推出“國際關系史名著譯叢”，目前已出版《遏制戰略 : 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增訂本）》《權力優勢 : 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爭奪歐洲霸權的斗爭 : 1848-1918》，三部著作聚焦于歷史變局之下的國際關系與大國競爭，時下讀之，亦頗有受益。本文系2019年11月9日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袁明在“國際關系史名著譯叢座談會”上的發言，首刊于北大《國際戰略研究簡報》2020年4月13日，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2018年初，于鐵軍老師要我為商務印書館即將出版的“國際關系史名著譯叢”寫一個總序，我當時正好對時代的脈動有一點直感，可以說是一筆揮就。我寫道：“當下的中國人，正被兩股巨大的歷史力量所裹挾。一是世界上日新月異的科技革命。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持續發力。生活在當下的世界，與這兩股歷史力量同行，觀察它們之間的作用和反作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當時我還寫道：“這個大時代還有一個特點：知識的‘碎片化’處處可見。‘碎片化’，會不會讓人們的思考能力退化呢？”

自去年到現在，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它們的出現都是大歷史的延續。問題是，能否保持一種相對的清醒？或者說，不脫離晚清開始的歷史命題：三千年未有之巨變。還有，如何在知識“碎片化”的時代，給青年學生盡量留下一些扎實的知識基礎？

我想，這是商務印書館出這一套叢書的意義。商務印書館與歷史同行，走到今天，貢獻至偉。今后肯定還要迎著挑戰前行。

30多年前，錢鍾書先生給“走向世界”叢書作序。錢先生不是輕易作序的，這次是很少的例外。錢先生說：“‘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中國‘走向世界’，也可以說是‘世界走向中國’，咱們開門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門，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閉關自守’、‘門戶開放’那種簡潔利落的公式語言很便于記憶；作為標題或標語，又湊手，又容易上口。但是，歷史過程似乎不為歷史編寫者的方便著想，不肯直截了當地、按部就班地推進。”

錢先生洞察世事，看的清楚，放下話，幾十年后印證。歷史過程不是按部就班地推進的。另外，“公式語言”可能引起思想的簡單化和僵化，這不利于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在我看來，今天還是要重拾“五四話題”，或者“晚清話題”。何為中國？何為世界？雖然是新時代，還是要做帶有根本性的老文章。

當然，老文章要新做。這個“新”，在國際關系史教學領域，是我們不斷實踐，不斷有新的體會和心得，應該把它們再補充到國際關系史的教學、出版、傳播當中去。

我的建議是，要著重強調補充三個方面的知識：地理知識、外交知識、法律知識。

歐洲人對世界的探索，有歐洲的軌跡。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和由此帶來的巨大物質回饋，讓歐洲人的精神世界大為豐富和飽滿。近代歐洲在孕育內部整合的同時，目光也從來沒有離開過外部的世界。憑借著豐富的地理知識和先進的測繪手段，在鴉片戰爭之前，英國人對中國沿海、內陸（特別是長江流域）的整體地理了解，超前于當時的中國人。等到19世紀后期、20世紀初，麥金德的理論、斯拜克曼的理論逐步進入國際政治領域時，是一個水到渠成的學科交叉。“地緣政治”（Geopolitics ）成了一個固定名詞。

我建議，在今后的教材中，要考慮如何加強地理知識的補充。現在的年輕人多有周游世界的經歷，但是世界眼光不能純粹靠游歷得來。已故的北京大學經濟系陸卓明教授，生前開設“世界經濟地理”一課，名動燕園，上課時學生爆滿，擠不下的甚至坐到了講臺里面。陸先生的遺著《世界經濟地理結構》一書，從哲學層面的地理空間觀談起，談到海洋系統和大陸系統，再及工業與農業的分布，最后是世界戰略問題。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陸先生的書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地理總結”這樣的標題。他提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牽制敵軍的能力為世人所矚目，它的地處蘇聯與日本之間的戰略地理位置也長久為戰略家所關注。雅爾塔會議排除這樣一個戰略極，把它當作勢力范圍來劃分，正是雅爾塔體制不能不發生重大變動的最初原因。中國既不是一個戰敗國而又是一個世界級戰略極，它的中央政權不會長久容忍國家的分裂，無論是當時的國民黨或后來的共產黨都是這樣。所以雅爾塔體制最早的變動是出現在中國。”

《世界經濟地理結構》

第二是外交知識。現在的國際外交體系，發端于歐洲。我看過一本《文藝復興時期的外交》（Renaissance Diplomacy）, 說的是15世紀的歐洲外交。雖然幾百年過去，內涵有了巨大補充，但是精髓仍在，即避免正面對抗沖突，尋找談判、妥協途徑，爭取最大的利益交換。傳統的歐洲外交家被首先要求是個“好公民”，同時要有政治智慧。正如法國杰出外交家 Francois de Callieres 70歲后撰寫外交的經歷，被兩個世紀后英國的杰出外交家Sir Harold Nicolson稱為“政治智慧的富礦”。

Renaissance Diplomacy

在多邊的情況下，利益交換必須有對全局的把握。歐洲歷史上出現了一批能這樣把握全盤的人物。他們的傳記、回憶錄，是很有趣的，共性的東西就是比較大的視野、對全局的把控和應變能力。

外交是一門藝術。外交中當然有很多針鋒相對的局面，但是最后還是要解決問題。有很多時候要講妥協。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非常幸運，在1999年到2003年共5年間，有錢其琛副總理來擔任院長，他的《外交十記》，和俾斯麥的《思考與回憶》一樣，都將在國際外交史上留下痕跡。

錢副總理的《外交十記》里，講了大量的例子。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時，英國出了許多難題。錢副總理曾這樣回憶道：“我還強調，在香港回歸前余下的400多天里，雙方應多做實事，不要吵架；多搞合作，少找麻煩。” 錢副總理擔任北大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期間，曾來北大給師生做過五次講演，每次稿子都是他親筆寫的。這五篇講話都收錄在《外交十記》里。2002年9月10日，他在《9-11之后的美國》這篇講話的最后，有一段意味深長的經典之言：“我們要斗智斗勇，但是不要斗氣，不圖一時之痛快，不爭一日之短長。蘇軾在《留侯論》里邊有這樣一番議論，說‘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也就是說，不要碰到一點挑釁就氣憤得不得了，就‘頭腦發熱要’挺身而斗‘，這其實不足為勇。真正勇敢的人會冷靜觀察、仔細考慮，因為我們’所挾持者甚大‘，我們的志向很高遠。蘇軾贊頌的是西漢的張良，而我們當然應該比兩千年前的政治家有更多的智慧。”

《外交十記》

第三是法律，國際法。王鐵崖先生在《國際法引論》中這樣寫道：“國際法史和國際關系史有密切關系，因為國際法與國際關系是互有影響的。但是，兩者畢竟有所不同，國際法史討論的對象是在國家之間的關系之中出現的法律原則、規則和制度的發展，而不是國家之間單純的政治、外交關系的發展。”

近代國際法從《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始，但是條約精神與實踐則發端于古希臘。近代國際法到現代國際法，也可以比喻成一張織得越來越密的網絡。它們努力在規范國家之間的各種行為。

近40年前，王鐵崖先生建議我看Rene Albrecht-Carrie 的書，我嫌英文不夠好，沒有好好看。今年夏天，偶然找出他的The Concert of Europe, 1815-1914，看得放不下了。這本書是叢書中的一本，叢書是Documentary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在敘述國際關系史時，把重要的相關備忘錄、條約、議定書等一一列出，講一段配一段。我覺得這樣的表述太重要了。我自己當年沒有好好下功夫，但是不能讓年輕人失去這樣的閱讀過程。可以說，這種實在的寫法避免了錢鍾書先生講的“公式語言”。這對學生學養和素質的滋養，會起長遠的影響。

地理知識、外交知識、國際法知識，背后是精神的歷史。陳樂民先生在世時多次強調，要讓精神的歷史浮出水面。我體會他的意思，還是要深入了解“歐洲何以為歐洲？中國何以為中國？”

因此，我們還是要盡力挑選一批名著，介紹給中國讀者。可能的情況下，寫一段導讀，也十分重要。如《遏制戰略》一書，時殷弘老師寫的導讀，就十分精彩。在知識碎片化的時代，把握好宏觀方向，扎實做好推介的工作，中國知識界還是可以做出一些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