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防范“顏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線思維，要對外部危險保持足夠警惕性，進而在此基礎上采取相應舉措。在某種意義上，對外部威脅保持警惕性，乃是一個民族和國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標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會對潛在威脅毫無知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一個國家更應如此。在當前“顏色革命”無處不在的復雜環境下，提高警惕，保持敵情意識和底線思維顯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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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健康是個人生存的前提，平安是家庭幸福的前提，穩定和安全也是國家繁榮的前提。國家的安全與和平猶如空氣與陽光，其存在時絲毫不覺，一旦失去才倍感重要和珍貴。雖然道理很簡單，但認識到這點并不容易。很多人能夠理解“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表象聯系，卻認識不到“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隱性因果。“顏色革命”恰好屬于后者。因此，但凡有人提醒要警惕“顏色革命”，有人就馬上出來斥之為是“陰謀論”，并自動從視野中屏蔽。幸運的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一書，為“顏色革命”現出原形提供了難得的案例范本。

“顏色革命”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

人們總是希望“化劍為犁”，但世界上的矛盾和沖突一天都沒有停歇，西方大國從來沒有放慢征服世界的步伐。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大國已經連續發動過多場地區戰爭，而除戰爭之外無所不用其極的混合戰爭，更是無處不在。這其中，以政權更替為目標的“顏色革命”，無疑是極具隱蔽性，同時危害性極強的混合戰手段。

環顧世界，形形色色的“顏色革命”無處不在，愈演愈烈。從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天鵝絨革命”）到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從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爾吉斯的“郁金香革命”，從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烏克蘭“二次顏色革命”，都是“顏色革命”的典型案例。還有一些國家發生過未遂的“顏色革命”，如2005年3月白俄羅斯“雪花革命”、2005年6月阿塞拜疆“橙色風暴”、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7年緬甸“藏紅花革命”、2009年伊朗“綠色革命”等等。如果從冷戰時代算起，帶有“顏色革命”色彩的政權更替事件更是數不勝數。據統計，數十年來，美國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試圖推翻了超過50個外國政府（中情局只承認7起）。另有統計表明，1946-2000年間，美國曾81次試圖對45個國家的選舉施加影響，借以實現政權更替。“顏色革命”日漸成為威脅第三世界政權安全的最大動蕩源。據統計，近三十年來，所謂“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權占政權垮臺總數的90%以上。西方大國如此熱衷“顏色革命”，主要有幾個原因。

首先，它是西方大國實現霸權利益的有效工具。“顏色革命”的打擊對象總是那些不肯聽從號令、臣服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國家。西方國家對其進行文化滲透，目的是通過軟實力和公共外交，培養馴服的親美精英，“重塑”當地社會政治秩序，將“人民革命”轉型為“美國革命”。尤其近幾十年來，隨著西方經濟的日益金融化，其對外戰略就更加熱衷于在非西方世界制造“可控混亂”，目的是通過“制造災難”實現國家間的財富再分配。“顏色革命”就是西方大國制造“可控混亂”的絕佳方式。

其次，相比于發動戰爭，“顏色革命”主要是通過間接手段實現政權更替，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的烏克蘭“橙色革命”，美國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和“開放社會研究所”等民間組織向烏克蘭反對派提供了6500萬美元政治資金。與伊拉克戰爭數萬億美元相比，這筆開支不及其萬分之一。“顏色革命”經常使受到沖擊的政府處于兩難境地：如果當權者使用武力鎮壓民眾抗議（這些充當“人體盾牌”的抗議者并不清楚他們已經被政治操控），這些政府便會被西方國家孤立；政府不進行鎮壓，便可能被推翻。

第三，一些往往國內問題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為西方策動“顏色革命”提供溫床和土壤。“蒼蠅不叮無縫蛋”，西方大國熱衷在發展中國家策動“顏色革命”，這些國家自身往往面臨種種問題，如經濟發展緩慢、政治制度失靈、意識形態迷茫、民族宗教矛盾凸顯等。內因固然是導致政局動蕩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沒有外部大國推波助瀾，這些國家的矛盾和問題遠不到政權更替的程度。

從最終效果看，“顏色革命”雖然名稱好聽，“顏色革命”組織者也有意將自己包裝成爭取民主人權、維護公民利益的“正義抗爭”，甚至抗議活動和奪權過程也搞得像“嘉年華”運動，但它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而是一場由外部策劃、精心偽裝的政變。激進的社會革命首先要有人民大眾的廣泛動員，共同反對占少數的腐朽的反動統治階級，以實現社會的徹底變革和進步（尤其是生產關系的改造）為目標，革命的最終受益者是多數勞動群眾。“顏色革命”則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心懷不滿的市民和學生，沒有明確的政綱，只是滿足于將當權者由令人痛恨的獨裁者或執政黨，替換為符合自由民主原則的領導人或政黨。捷克斯洛伐克、塞爾維亞、烏克蘭、菲律賓、格魯吉亞等就屬于這種情況。就此而言，“顏色革命”只是一場“水過地皮濕”的“假革命”，乃至“殺人不見血”的反革命。“顏色革命”是西方大國實現地緣政治和經濟目標的慣用手段。它以更迭反西方政權為目標，進而使相關國家順從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尤其在經濟領域，經過“顏色革命”后的國家，經濟變革方向無一例外地朝著自由化、私有化方向發展，依附于西方經濟體系，結果是多數民眾利益受損，而少數大資本（包括跨國壟斷資本）則大獲其益。為實現奪權目標，“顏色革命”的策劃者總是不斷煽風點火，甚至人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劇政府與民眾對抗，給政府不斷施壓，最終顛覆政權，將對象國納入西方政治經濟版圖。事實證明，“顏色革命”帶給第三世界國家的乃是無盡的災難與痛苦。

“阿拉伯之春”：一場中東版“顏色革命”

2011年，阿拉伯世界發生了幾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從表面看，這場劇變完全起于內因，是阿拉伯民眾自發的社會政治運動。其實正如《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所揭示的，這場劇變處處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跡。

一方面，阿拉伯劇變受到西方資助的非政府組織操控。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看似各自為戰，實則操作手法都是構思精巧、簡單實用，顯示出極強的策劃組織特征。抗議者采用的所有方式，與發生在東歐、中亞的“顏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轍。例如，各國示威者都是使用簡單而極具煽動性的口號（如“人民希望政權垮臺”、“離開”、“尊嚴”、“結束了”及“該讓我們決定了”等等）。這些類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顏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門、阿爾及利亞、約旦等國數年前就已出現，包括：口號、漫畫、圖標、旗幟、海報、聯絡方式、公開祈禱、諷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組織抗議、發表演講、藐視警察權威、政治傾向模糊等。

另一方面，西方大國借助網絡推波助瀾。“阿拉伯之春”發生后，西方國家積極為抗議者提供技術幫助，由此使民眾抗議活動愈演愈烈。例如，為幫助中東國家的抗議者保持聯絡，同時避免被跟蹤和抓捕，西方公司研發出一種可以接入網絡又不留痕跡的TOR技術（洋蔥路由技術，The Onion Router）。這種服務器可以為所有信息加密，用戶可以通過它匿名上網。該項目由美國企業推出后，免費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讓那些“想動搖本國政府統治的異見青年”在搞活動時，能躲避政府的審查和監視。為確保突尼斯、埃及活動分子在斷網情況下與外界保持聯系，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為“Speak2Tweet”的服務。這項應用允許用戶免費撥號，上傳語音留言，該留言被自動轉換成推文后再傳至因特網。蘭德公司還花費數年研發出被稱為“蜂擁”的非傳統政權更迭技術。這些技術被用來協助通過互聯網聯接的大量年輕人加入“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流動性抗議活動。此外，美國國務院將研發“反審查”信息系統作為重要任務，并為該項目注資超過3000萬美元。美國還在研發一款名為“暴動”的軟件，其允許100%獨立的無線寬帶網絡；頻繁提供Wi-Fi網絡；不依賴任何實質器械，無須電話、電纜或衛星連接，因此能躲過任何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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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正是借助網絡技術的幫助，阿拉伯抗議民眾才得以有效組織，并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種最終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議者所說：“Facebook用來確定日程，Twitter用來協調行動，YouTube 用來昭告天下。”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稱為“Facebook革命”、“Twitter起義”、“鍵盤敲擊出來的革命”。

從最終效果看，這場劇變盡管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但其給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亞于一場全面地區戰爭。阿拉伯民眾起身造反，經濟困頓是主要動因，而埃及“1.25革命”時，抗議者打出的口號是“面包、自由和公正”。但經過這場“革命”后，經濟形勢并未改善，許多經濟指標甚至趕不上劇變前的水平。幾年前，“阿聯酋戰略論壇”根據世界銀行、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的數據得出結論：“阿拉伯之春”及隨后的政局動蕩，使相關國家付出8300億美元的代價。與此同時，中東劇變還在中東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各種潛在矛盾競相迸發，如教俗矛盾加劇、極端恐怖勢力突起、大量民眾淪為難民。阿拉伯地區人口只占世界總人口的5%，來自阿拉伯世界的難民人數卻占世界難民總數的53%以上。“瞬間天堂，漫長地獄”，這就是“阿拉伯之春”留給中東民眾的最終印象。如今的中東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穩定、更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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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在這場中東劇變中，那些街頭抗議者實際上是替人火中取栗的角色。西方大國策動“顏色革命”的目的是服務于西方和跨國資本，必然以犧牲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前提。為了打破現行權力秩序，“顏色革命”的策動者往往提出模棱兩可的理念和主張。2011年中東劇變中，抗議者打出很多看似體現全體人民利益的抗議口號，如“受夠了”、“是時候了”等等抗議口號，這些口號空洞無物，卻頗具感染力和煽動性，很容易打動那些不滿現狀的普通民眾。抗議人數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給當權者造成極大心理壓力，最終屈服下臺。那些街頭政治的狂熱參與者，實際是“顏色革命”策劃者的“炮灰”，看似一場帶有歷史進步意義的群眾性革命運動，實則是“集體無意識”狀態下的民粹運動，這是“阿拉伯之春”的悲劇性所在。

防范“顏色革命”，前提就是破除“陰謀論”迷思

大量事實表明，只要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存在一天，中國就始終面臨“顏色革命”風險。當年毛澤東曾指出：

【“敵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軟的兩種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幟下準備戰爭，大搞基地、導彈，準備用戰爭的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幟下，大搞腐蝕、演變，用各種辦法包括文化、人員往來等等，以腐蝕、演變的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

從歷史軌跡看，當代世界上發生“顏色革命”的地區，基本是按照“東歐—西亞—中亞—東亞/東南亞”的軌跡蔓延。蘇聯解體后，中國成為西方大國 “顏色革命”的重點目標。2019年的香港亂局明顯有外部勢力插手的痕跡，已經具有“顏色革命”的典型特征。

防范“顏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線思維，要對外部危險保持足夠警惕性，進而在此基礎上采取相應舉措。在某種意義上，對外部威脅保持警惕性，乃是一個民族和國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標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會對潛在威脅毫無知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一個國家更應如此。在當前“顏色革命”無處不在的復雜環境下，提高警惕，保持敵情意識和底線思維顯得尤其重要。

研究 “顏色革命”問題，最難之處就是找證據。文化滲透本身就是個“潤物細無聲”的過程。長期性宣傳的目標，就是通過大規模催眠誘導，創造某種特定傾向和弱點，以便在需要時加以利用。它就像水管滲水一樣，讓人很難清晰地察覺到，卻能使金屬管道逐漸腐蝕，直到頂不住外部壓力。這種宣傳伎倆一旦被曝光，其宣傳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而文化滲透注定是個秘而不宣的戰略。法拉戈在《智慧戰》中寫道，宣傳戰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要求慎重地偽裝好，不要暴露出是宣傳，如果說出是宣傳，就必然會失敗。”

策動“顏色革命”更是典型的“黑箱操作”。無論2011年“阿拉伯之春”，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顏色革命”，西方國家都不可能將其不為人知的伎倆主動公諸天下。況且，政權更替事件一旦發生，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后諸葛亮”沒有任何價值。

而研究此類問題，恰恰需要尋找“新聞背后的新聞”，挖掘“內幕背后的內幕”。這使文化滲透研究需要“讀無字之書，聞弦外之音”，研究難度可想而知。好在文化滲透并非無跡可尋，相反，它經常會“露出狐貍的尾巴”。如果說非得等到打開“黑箱”才算真相大白，我們恐怕永遠也不會知道真相。但由于信息的輸入和輸出過程是可見的，因此由“前因”和“后果”，不難推測出“黑箱”里到底有些什么。評估是否存在文化滲透戰略，同樣可以從結果進行逆推。

美國中情局前局長杜勒斯提出的“中情局十誡”，就是西方實施文化滲透的基本法則。驗證“中情局十誡”是否真實存在，除了等待檔案解密，還可以看西方國家推行的是何種文化政策，以及這些政策是否產生了現實危害。正所謂“窺一斑而見全豹”，通過拼組局部真相碎片，同樣能夠還原出西方文化滲透戰略的大體輪廓。

遺憾的是，很多人并未做好應對“顏色革命”的心理準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部環境有所改善，致使很多人誤將“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訴求當成了時代特征，并由此放松敵情意識，乃至滋生出“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在知識精英中，“去革命化”、“去意識形態化”成為流行時尚；普通民眾更是“不無西東”，“跟著感覺走”。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至今對西方大國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對日趨迫近的危險視而不見，“不見棺材不掉淚”：只要危險暫時沒發生，就當它不存在。但凡有人對西方大國的種種敵對舉動做出預警，對發現的蛛絲馬跡進行合理推測，統統被冠以“陰謀論”的惡名。

事實上，“陰謀論”本身就是西方大國刻意炮制的意識形態陷阱。他們將所有提醒人們對西方暗戰手段保持警惕的意見和行動，統統斥之為“陰謀論”，并固化為不證自明的原理性觀念。許多人為了避免被扣上“陰謀論者”的帽子，自動消解了從敵情意識思考問題的方法論基礎。恰恰是在這一過程中，這些人墜入了西方國家精心設置的意識形態陷阱。就此而言，“陰謀論”是推動“顏色革命”的障眼法和理論幫兇。

對多數人來說，應對和防范“顏色革命”，僅靠正面教育還不夠，反面教材往往更有教育意義。1991年蘇聯解體，已為中國防止類似悲劇提供了歷史鏡鑒。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又為我們防范“顏色革命”提供了新版教科書。《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一書堪為研究“阿拉伯之春”問題的標桿之作。該書由法國情報中心組織編著，書中披露了許多有關“阿拉伯之春”鮮為人知的內幕資料，許多報道來自現場目擊者，信息量極大，沖擊力很強。幾年前，筆者有幸讀到該書的翻譯稿，讀來觸目驚心，事后細思恐極。時至今日，盡管“阿拉伯之春”已經快十年了，但書中內容并沒有過時，在當前中美博弈日趨激烈、新版“顏色革命”箭在弦上之際，這本書的出版對中國讀者可謂恰逢其時。它就像喚醒沉睡者的響鼓重槌，使國人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處境與去路。

《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作者：埃里克·德納塞等，譯者王朔，周豪譚，中信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