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8日6時30分，我國著名建筑學家、建筑教育家、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羅小未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5歲。對于外國近現代建筑史學科的建設來說，羅先生是當仁不讓的領軍人物，影響了每一個學習建筑專業的學子，最為著名的“建筑四大師”的概念，第一次就是由羅小未引進的。

羅小未的學生，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教授鄭時齡曾說，羅小未是同濟建筑系唯一被稱為“先生”的女教師，她不僅教給學生淵博的學識，還有她的睿智、教養、研究方法和大家風范。

羅小未，廣東番禺人，1925年9月10日出生于上海，1948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工學院建筑系，1951年任圣約翰大學工學院建筑系助教，1952年院系調整隨建筑系師生并入同濟大學建筑系，是同濟大學建筑學院迥異于法國學院派教學體系的包豪斯“德味”建筑教育模式架構者之一，也是我國第一位系統地將西方建筑歷史、理論和學術思想介紹到中國的學者。歷任同濟大學建筑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

對于外國近現代建筑史學科的建設來說，羅先生是當仁不讓的領軍人物，真正影響了每一個學習建筑專業的學子，最為著名的建筑四大師（賴特、格羅皮烏斯、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羅）的概念，第一次就是由羅小未引進的。

羅小未還是中國第一個開設外國近現代建筑史課、最早將西方近現代建筑理論介紹到中國的人，在她的學生心目中，羅小未更是比肩世界建筑大師的“女神”。

羅小未的學生，同濟大學教授盧永毅在《我的老師羅小未先生》一文中描述：

“羅先生是將西方現、當代建筑思想與成就傳入中國的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她的西方建筑史教學事業始于她曾就讀的圣約翰大學建筑系。1952年院系調整后，作為同濟建筑系建筑歷史與理論教研室的創始人和核心人物，她與同事一起為該課程展開了長期的教學建設和研究工作。孜孜不倦，耕耘不止，“文革”前，她就已主持編寫了相關西方建筑歷史的教材近十種，影響遍及全國多個相關院校。“文革”前的長期積累和“文革”后不斷開拓的對外交流，使她自上世紀80年代起教學與學術成果不斷，其中最突出的是，她組織編寫的全國建筑院校統編教材《外國近現代建筑史》以及《外國建筑史圖說》持續使用，前者經過其精心修編，現在是全國300余所建筑院校共同認定的歷史教材。”

盧永毅還在文中提到，羅先生很早就提出了歷史教學的實質問題：建筑史是什么？如何教？羅先生說，她自己心里總是堅持這樣一個認識：建筑史應該解說成一部人類的建筑文化史。她逐漸形成了“5W+H”的教學思想，即歷史教學就是要幫助學生梳理建造活動的 “what,when,where,who,why and how”。

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上海歷史建筑遺產保護工作進程中，羅小未先生也留下了獨特的影響和貢獻：她主編參編的《上海建筑指南》、《上海弄堂》、《上海新天地》以及《上海老虹口區北部的昨天、今天與明天》，都是研究上海近代建筑與城市的珍貴成果，她還直接參與了幾乎所有關于上海優秀歷史建筑的立法保護與建筑再生的實踐指導工作，受人關注的外灘3號、9號和18號的修復改造，“新天地”和“外灘源”的保護改造項目，羅小未先生都是直接的專家顧問。

2015年，在羅小未90歲生辰之際，匯集她數十年在相關領域學術研究成果的《羅小未文集》出版，該書主要是學術論文及著作節選，分為“現代與后現代建筑思想”、“建筑歷史教學與史學思考”、“建筑歷史與建筑創作的多維視野”、“城市文化與遺產保護”以及“圣約翰大學建筑教育回顧”五個部分，并結合她在各個階段的工作與生活照片，以及有關教學和社會活動、指導研究生論文和參與或指導建筑工程項目的歷史回顧，盡可能全面展現她的事業歷程，同時透過這些學術成就，再度認識了同濟建筑教育及學術思想的獨特性影響力及其對中國現代建筑發展的貢獻。

即使如今再讀羅小未，依然收獲匪淺，比如她對建筑設計和質量的追求，在1977年便提出因技術和質量等因素“對采用玻璃幕墻要慎用”。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羅先生早已提出的建筑質量安全等觀點也一再引發世人的高度關注。

說起羅小未先生，似乎要靠一長串的身份目錄才能全面了解她：她是民盟組織的活躍人物，曾任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民盟同濟大學主委等職，并還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她也曾有廣泛的社會兼職，如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第一屆理事，國務院學位評定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上海市科學技術史學會第一屆理事會副理事長等，并多次被評為上海市和全國的“三八紅旗手”；她在建筑行業中的地位更是突出，曾任中國建筑學會第四、五、六、七、八屆理事會理事，上海市建筑學會第七、八屆理事會理事長，上海建筑學會名譽理事長、《時代建筑》雜志主編、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顧問以及國際建協建筑評論委員會委員及意大利《空間與社會》國際雜志顧問，1998年她被美國建筑師學會授以榮譽資深會員稱號。

當然，要真正了解羅先生，還是要回歸到她的本色之中：她在建筑教育領域辛勤耕耘了60余年，是我國著名的建筑歷史理論家，成就卓著的建筑教育家。我曾是羅先生的學生，并在20多年里近距離跟隨她學習、教學與研究，自然對先生廣博的學識、學術的敏銳以及獨立的思考有諸多體會，更對她教學的熱情、嚴謹的治學以及教書育人的突出成就頗為了解，感受深切。

羅先生是將西方現、當代建筑思想與成就傳入中國的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她的西方建筑史教學事業始于她曾就讀的圣約翰大學建筑系。1952年院系調整后，作為同濟建筑系建筑歷史與理論教研室的創始人和核心人物，她與同事一起為該課程展開了長期的教學建設和研究工作。孜孜不倦，耕耘不止，“文革”前，她就已主持編寫了相關西方建筑歷史的教材近十種，影響遍及全國多個相關院校。‘“文革”’前的長期積累和‘“文革”’后不斷開拓的對外交流，使她自上世紀80年代起教學與學術成果不斷，其中最突出的是，她組織編寫的全國建筑院校統編教材《外國近現代建筑史》以及《外國建筑史圖說》持續使用，前者經過其精心修編，現在是全國300余所建筑院校共同認定的歷史教材。

羅先生很早就提出了歷史教學的實質問題：建筑史是什么？如何教？然而從她的回憶中我深深感到，在那個種種意識形態強加到學術與教育陣地的年代，許多真正的理性思考是被壓制的，不僅歷史無法客觀呈現，不小心還要背上莫須有的罪名，所以，要保持勇氣、熱情和獨立思考是何等艱難。當時面對 “血淋淋的金字塔是奴隸主壓迫奴隸的見證”、“建筑史是社會發展史的注解”、“應以農民斗爭、改朝換代來解讀建筑史”等觀點，羅先生深陷困惑，也充滿疑慮。但她說，她自己心里總是堅持這樣一個認識：建筑史應該解說成一部人類的建筑文化史。她逐漸形成了“5W+H”的教學思想，即歷史教學就是要幫助學生梳理建造活動的 “what,when,where,who,why and how”,然而，這在當時又是多么不易，尤其是對于“who”, 她認為不能忽視建筑師對于建筑文化史的貢獻，但這很可能會被扣上“突出個人主義”的帽子了。

“文革”中羅先生被隔離了八個月之后回到學校，重點做教學樓的廁所清潔和教研室的后勤工作。但就是那樣，羅先生絲毫沒有放棄任何可能的教學積累，她說當時很多人都不上班，而她卻在清靜的教研室里，非常仔細地閱讀了每一期外文建筑雜志，跟蹤當時國外建筑發展的情況。

改革開放，羅先生迎來了她教學與學術生涯的黃金時代。她開始經常出國考察，興奮地尋找著她講解過幾十年的眾多西方著名城市與建筑。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不止一次地提到第一次走近巴黎歌劇院的感受：“就像見到了老朋友”！當然，她更是懷著強烈的使命感展開國際交流，因為她強烈意識到，了解世界建筑的發展動向和先進經驗，是我國重啟建筑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關鍵。因此，在80~90年代，羅先生先后在歐美多個城市和十多所著名學府訪問、講學和學習，并采訪了數十位西方著名建筑師，憑借一手資料和引領性的研究，她將西方現代建筑的成就以及當代建筑的各種思潮和流派梳理引介，為國內建構了世界建筑發展和演變的整體圖景，不僅對國內建筑教育，更對推動國內建筑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事實上，羅先生的國際交流并非是西方文化的單向輸入，她其實扮演了東西文化交流使者的重要角色。在國外知名學府訪問期間，她以中國傳統建筑、古典園林以及中國空間思想等系列講座，為中國建筑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羅先生立足的是世界主義視野，她是國內建筑界最早提出外國建筑史的研究必須打破“西方中心論”的學者之一，她很早就把目光拓展到西方之外的伊斯蘭建筑，拓展到第三世界建筑，于是，在為20屆國際建筑協會（UIA）大會編輯出版的《20世紀世界建筑精品集錦》中，羅先生與多位世界各國著名建筑理論家擔當主編就毫不奇怪了。

面對西方建筑界流派紛呈、理論多元的態勢，如何在高層次的建筑人才培養中形成當代建筑文化的多維視野和批評意識是羅先生不斷思考的問題。上世紀90年代初，羅先生集聚其周圍年輕學者的力量，主持建設了研究生課程“近現代西方建筑歷史與理論”，極大地活躍了建筑理論舞臺，也使建筑教學的國際化水平走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羅先生對建筑理論的作用早有認識，她始終努力堅持對建筑問題的獨立思考和批判態度。面對上世紀50年代起國內建筑界經歷一邊倒地批判西方學蘇聯、繼而又批判蘇聯、再到設計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一連串的政治變換，羅先生總是認為不能“把小孩同洗澡水一起倒掉”；而改革開放后面對西方建筑文化的沖擊，羅先生卻又保持了理性的批判態度，早在80年代初她就對上海某些賓館建設追求國外全玻璃幕墻的“現代化氣息”保持謹慎，提出“決策前必須知道全玻璃幕墻的利和弊”；在高樓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之初，羅先生就對高層建筑包含的城市問題和建造技術以及節能、造價問題展開學習討論，力圖推動建筑發展的理性思考。她強調對西方的學習一定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認為“無法分析批判也就難以借鑒”，雖然她稱建筑理論教學與研究“只是在做大家的思想、業務上的后勤工作”，在國內建筑界已呈現紛繁復雜景象的今天，羅先生樸素的說法依然是極其意味深長的。

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上海歷史建筑遺產保護工作進程中，羅先生也留下了獨特的影響和貢獻：她主編參編的《上海建筑指南》、《上海弄堂》、《上海新天地》以及《上海老虹口區北部的昨天、今天與明天》，都是研究上海近代建筑與城市的珍貴成果，她直接參與了幾乎所有關于上海優秀歷史建筑的立法保護與建筑再生的實踐指導工作，受人關注的外灘3號、9號和18號的修復改造，“新天地”和“外灘源”的保護改造項目，羅先生都是直接的專家顧問。

作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前輩，羅先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桃李滿天，她已培養了數十名碩士、博士研究生，他們來自德國、美國、巴基斯坦以及中國臺灣等世界多個城市和地區。當年的學生中有許多如今已是教育、學術和管理領域的骨干，有中科學院院士鄭時齡教授，同濟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建筑系系主任并任民盟市委副主委的常青教授，曾對城市與建筑遺產保護管理有重要推進、現為同濟副校長的伍江教授，主持《時代建筑》雜志與同濟大學出版社工作的支文軍社長，等等。羅先生對學生的培養可謂盡心而有遠見，她不僅用嚴謹的學風和學術的敏銳影響著學生，更是很早就把剛剛任教甚至還在學習階段的博士研究生納入她的教學建設與學術發展中， 并在國際交流中積極地將后輩引薦給各種著名學者與教授。因此，在她退休多年以后，她的教學與學術傳統得到了很好的繼承與發展，并繼續產生著廣泛的影響。筆者是主持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建筑系外國建筑史學學科組的責任教授，繼續著羅先生的教學事業。

作為學生，羅先生帶來的影響其實不限于學術與教學。她還是個熱愛生活的人，她注重儀表，注重穿著，永遠給人氣質高雅的印象。羅先生常說，建筑藝術是與其他藝術相通的，不懂得生活的豐富又如何成為好的建筑師？她強調廣泛的興趣和良好的修養是成為這個領域教學工作者的基本素質，而羅先生正是這樣一個具備多重素質的前輩。她從小就愛好多樣，曾學過芭蕾，當過羽毛球隊隊員，曾被國立音專聲樂系錄取。藝術與競技使她自幼培養了對事物的鑒賞力、對生活的情趣和對事業頑強追求的心理素質。這些品性為我們這輩人提供了關注個人修養的難得經驗，也有力地改變了社會上對女知識分子形象的種種偏見。

羅先生不僅朋友四方，還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她的先生李德華教授是同濟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老院長、我國著名的建筑與城市規劃教育家，他們曾經共同求學、共同探索教育，共同走過艱難的歲月，又共同分享桃李滿天下的快樂，是令晚輩們極其羨慕的一對伉儷。如今，羅先生雖然早已離開教學一線，但她曾經的學生們年年都會聚到她身邊，就像一個大家庭，和她一起分享事業和生活的快樂。（注：本文寫于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