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榆生師友書札》（張瑞田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版）收錄了錢鍾書寫給龍榆生的四封信，其中的第二封引起我一些興趣。原書釋文的斷句有點問題，先重斷如下：

忍翁道席：

奉教喜悉尊恙獲良醫診治，可以霍然脫體，斯文之幸，匪特自忻其私而已。《集刊》甫殺青，即有人糾吳君世昌文中標榜失當、恩仇不辨，因全部收回重排，迄今尚未發還，不圖已污尊目也。八月后風氣大變，敝所同人十之八九赴皖參加“四清”，李君健吾等皆去，晚暫留待來年。現在學習，正待開展文化革命，自慚疲鱉，窮氣盡力，追隨十駕，殊畏餒耳。叔子亦久無書，聞曾下鄉勞動一月。大集編定，當如吾家田間先生，筑藏山閣佇之，待時而后問世，所謂景星慶云，見必以時。李竹嬾詩云：“畫成只恐人將去，茶熟香溫且自看。”雅人深致，此物此志。一笑！即叩

冬安

后學錢鍾書再拜

內人同候

九日夜

錢鍾書致龍榆生函

原釋文標點作“即有人糾吳君世昌文中標榜‘失當恩仇不辨因’，全部收回重排”，竟釋出一句詩來，顯然是因為不了解背后的故事。

信里提到的《集刊》是指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輯的《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1964年6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正如錢鍾書所說，它在發行時遭遇了事故。王平凡口述、王素蓉記錄的《文學所早期大事記》[原載《中國作家（紀實版）》2010年第十一期]已指出：“1964年6月《文學研究集刊》第一輯出版，因故而未出售。”這冊《集刊》刊載了錢鍾書的《林紓的翻譯》，所以信中有“不圖已污尊目也”的客氣話。

方繼孝所著《舊墨五記：文學家卷（下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4月版）中，有一篇《陳翔鶴對古典文學研究的貢獻》曾披露有關這一事故的兩封信。

《文學研究集刊》編輯部1964年7月13日寫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中說：“我所在貴社出版的《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聞已在新華書店開始發行，但經了解，其中吳世昌先生的《殘本脂評〈石頭記〉的底本及其年代》中提及的‘柳存仁’（見《文學研究集刊》232頁），又名‘柳雨生’,是大漢奸周佛海的部下，是個漢奸文人，日偽時期出席過東京和南京召開的大東亞文學家會議；負責過漢奸刊物《瘋雨曇》（於按：原文如此，應為《風雨談》）的主編，抗戰勝利后逃往香港。”編輯部認為提及柳存仁“會產生不良政治影響”，所以向出版社要求將《文學研究集刊》暫停發行，他們雖然覺得“此事因由我們一時失察，過咎應由我們負責”，但仍“深感不安”地對出版社表示“不能不麻煩你們”。

負責主編《文學研究集刊》的陳翔鶴同年7月15日寫給人民文學出版社許覺民的信中說，此事他們“也因失察而至出版后內部送書始被發現”，因此“這本刊物須于改正該第232頁后方能發行”。至于具體改正辦法，他說：“本已同石如芳同志商量妥當，惟時間上石如芳同志認為非三、五個月方能完成。此事本因我們失察引起，責任應由我們自負。惟在時間上希望能得到你同石如芳同志的協助，務懇設法早日辦妥，不必等到三、五個月。如果再須三、五個月，則為時太久，文章會失時效，而我們編輯部所負罪咎就會更多了！”

方著還附有圖版。前一信的影印件上，可看出一句淡淡的批注：“已通知□□（於按：此二字模糊難辨）所收回換頁。石，64. 7. 14。”想必是這本書的責任編輯“石如芳同志”所寫。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吳世昌筆下提及柳存仁給《文學研究集刊》編輯部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帶來了多大的麻煩。

我好奇的是：吳世昌的原話是怎樣提及柳存仁的？方著對此未做展開，我決定做進一步探究。

《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很容易在舊書網站買到。買來一冊看，卷首有署名“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寫于1964年4月1日的出版說明，略云1955年至1957年該所曾編輯《文學研究集刊》五冊，后停止出版，現在感到有必要仍用舊名復刊。版權頁標明了印數為一萬冊，可見復刊這一冊蓄勢待發的勁頭。

翻到第232頁，瀏覽內文，發現并未出現“柳存仁”三個字，同時又發覺這一頁的書口比前后書頁要略小兩毫米左右。細審釘口，發現這一頁原來是貼在前一頁上的。——看來這是“改正”本。那個“非三、五個月方能完成”的“換頁”方法，原來就是把出了問題的原頁統統撕掉，重印新頁貼上。

“改正”本的第232頁既不再出現“柳存仁”三個字，所以仍不知道吳世昌的原話怎么說。《殘本脂評〈石頭記〉的底本及其年代》一文后來曾收入吳世昌的集子，我又閱看了收錄此文的《紅樓夢探源外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版）和《吳世昌全集》第八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經與“改正”本第232頁比較，發現除個別字眼和標點上無傷大雅的改動外，這一頁上確有幾句重要的出入。《集刊》“改正”本的這一小段文字是：

在拙著出版半年以后，十六回殘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影印本在香港發行。我因為此書對于《紅樓夢》研究十分重要，就設法托人在香港找得一部。我在十月初收到后檢閱一過，曾作若干筆記。

“改正”本第232頁

《外編》本和《全集》本的這一小段文字則作：

在拙著出版半年以后，十六回殘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影印本在香港發行。承當地友人寄贈一部到英國牛津，我在十月初收到后檢閱一過，曾作若干筆記。

但我仍想找到《集刊》的“未改正”本。書海茫茫，“未改正”本必有流入市面的，當年龍榆生看到的應該就是。可舊書商們不知道這一關節，舊書網站并沒有標出哪一本《集刊》是“未改正”本。然而我忽然發現一冊吳世昌在1974年11月11日簽贈“文革”新貴遲群的《殘本脂評〈石頭記〉的底本及其年代》單冊，趕緊下單。收到一看，內容果然是《集刊》的抽印本，前后糊以封皮。再細看第232頁，毫無被撕去再粘上的痕跡，而那一小段果然與“改正”本和《談源》《全集》本都不一樣，確是“未改正”本：

在拙著出版半年以后，十六回殘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影印本在香港發行。澳洲堪白拉大學的柳存仁博士當時適在香港，承他寄贈一部到英國牛津，我在十月初收到后檢閱一過，曾作若干筆記。

原來原話只是這么提到了柳存仁。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話又會有什么問題呢？不禁要感嘆1964年的“舉報俠”真是厲害。吳世昌提及友人寄書是為了表達謝意，而挑刺者的眼睛卻長在這友人的歷史問題上。錢鍾書轉述此事，說吳世昌“標榜失當、恩仇不辨”，更可見此事在文學所內被上綱上線到了何等地步，難怪編輯者和出版社跟著噤若寒蟬。書印了一萬冊，被挑刺后，解決辦法是收回撕掉原頁貼上新頁，這得耽誤多少時間，又得浪費多少金錢？這樣的蠢事，希望再也不要在我們的出版事業中出現了。

順便再把錢鍾書寫這封信的時間厘清。落款僅署“九日夜”，信里寫的都是1964年的事，卻沒有“去年”的字樣，可確定為當年某月9日所寫。“八月后風氣大變，敝所同人十之八九赴皖參加‘四清’，李君健吾等皆去”，是指這年9月下旬學部文學所派出工作隊赴安徽“四清”，李健吾此時剛調入新成立的外國文學研究所，他們所也同去了。至于“尊恙獲良醫診治，可以霍然脫體”，《龍榆生先生年譜》（學林出版社2001年5月初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增訂本）1964年的編年詞中保留了這樣的詞題：《水調歌頭·霜降前二日通過組織獲一就診于中山醫院心臟科主任陶壽淇教授為悉心研究達一小時半之久斷定病在胃潰瘍次肺氣腫及慢性支氣管炎再次為高血壓不存在所謂心肌梗死半年疑案始得辨明為之一快感呈此闋兼謝浦醫師》。這年的“霜降前二日”是10月21日。不知何故，此詞內容未見載于《忍寒詩詞歌詞集》，但詞題所述與時間都和信中所云甚合。信又提到“大集編定”，從《龍榆生先生年譜》來看，當指“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日），先生寫定入住醫院以來半年所得詞六十闋為一卷，題曰《丈室閑吟》”。綜合來看，錢鍾書的這封信似應寫于1964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