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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美國黑人的受難史
近日,明尼蘇達州的黑人因涉嫌使用20美元假鈔而死于警察暴力執法的事件,在全美各大城市掀起大規??棺h,成為上世紀中葉美國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的回聲。大部分歷史學家認為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結束于上世紀七十年代。盡管取得重要成就,民權運動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種族資本主義(racial capitalism)制度。
針對這一議題,澎湃新聞“思想市場”于今日發表的文章《美國黑人運動|貫穿美國黑人歷史的種族資本主義與警察暴力》中談到:“政治理論家塞德里克·羅賓遜(Cedric Robinson)揭示出資本主義與種族歧視緊密交織的歷史。他指出,資本主義的形成與擴張皆基于想像出的種族差異以及種族歧視與壓迫,所以,資本主義其實是“種族”資本主義。美國資本主義的強化因此依賴于對美國黑人的壓迫與剝削。種族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美國黑人的苦難史。種植園奴隸制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倍P于美國為何頻頻出現警察虐殺黑人事件,本文講到“美國警察制度,有一種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其起源于維護奴隸制、持續剝削奴隸勞動的需要。根據這種觀點,現代美國警察的前身是南方蓄奴制下的白人巡邏隊。白人巡邏隊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追捕逃奴和鎮壓奴隸起義,所以奴隸制時期的美國警察,實質上以暴力維系著南方種植園經濟的運行。”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哈佛大學的美國歷史萊爾德·貝爾教授斯文·貝克特所著《棉花帝國》中關于美國南部種植園奴隸制經濟的篇章。在這部跨越四百年,涉及七大洲的波瀾壯闊的歷史著作中,作者從棉花這種商品入手,讓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史是如何從民族國家史、殖民史、販奴貿易史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本文摘自哈佛大學美國歷史學教授
斯文·貝克特所著《棉花帝國》
棉花種植園主們難以滿足的需求主導了新國家的政治,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仰賴國家獲得并清空新的土地,還因為他們需要強制勞動力。與其他地區不同,美國的種植園主可以獲得大量廉價勞動力——這就是《美國棉花種植者》(American Cotton Planter)所聲稱的“全世界最廉價且最容易獲得的勞工”。直到20世紀40年代機械化收割出現之前,棉花種植一直是勞動密集型行業。收獲棉花所需要的工時甚至比紡紗和織布還要長,收獲時勞動力不足是棉花種植中受到的最大限制。美國南方雜志《狄波評論》(De Bow’s Review)評論道:“真正限制棉花出產的因素是勞動力。”
在莫臥兒印度和奧斯曼帝國復雜的農業結構中,農業耕種者首先要確保自己的口糧作物的種植,因而限制了他們能夠向市場提供的收成。事實上,如我們所見,缺乏勞動力是限制西安納托利亞棉花出產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樣也讓在印度建立棉花種植園的努力受挫。在巴西可以使用奴隸勞動,但棉花又競爭大過需要更多勞動力的甘蔗。而隨著1807年英國廢除奴隸貿易,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主很難招募到勞工了。
1807年3月25日,英國國會通過了廢除奴隸販賣法案(Slave Trade Act) ,將販奴在大英帝國境內定為非法,并實施向英國奴隸船征收每一個奴隸£100的罰金。然而,在美國,幾乎所有的短缺都可以用足夠的金錢來解決。新奧爾良和其他地方的奴隸市場與棉花市場一起蓬勃發展。同樣重要的是,有成千上萬的奴隸可以用來種植棉花,因為美國獨立后南方各州的煙草生產變得不再那么有利可圖,促使那里的奴隸主出賣他們的奴隸。
正如一位英國觀察家在1811年明確指出的那樣:“在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種植煙草已經不再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原來從事這項工作的黑奴被送到了南方各州,使那里的美洲棉花種植者得到了更多的人手,能夠更加活躍地開展業務?!笔聦嵣?,到1830年,全美國足有100萬人種植棉花,即每13人中就有1人,其中大多數是奴隸。因此,棉花生產的擴大使奴隸制重新活躍起來,導致奴隸勞動力從美國南方的北部地區向南部地區轉移。
僅僅在軋花機發明后的30年(1790年至1820年)內,就有25萬名奴隸被強制轉移,而在1783年至1808年禁止國際奴隸貿易期間,貿易商大約進口了17萬名奴隸到美國,這是1619年以來進口到北美的所有奴隸的三分之一??偠灾?,美國國內的奴隸貿易將約100萬奴隸強制遷徙到了美國深南部(Deep South),大部分都去種植棉花。
1860年,美國南部棉花種植園主和他的奴隸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國棉花都是由大型種植園的奴隸種植的。南方農村的小農戶也生產棉花,因為它能很快賺到現金,而且種植棉花不像種植甘蔗或大米那樣需要大量資本。然而,盡管他們做出了努力,總的來說,他們的產出也只占總產量的一小部分。正如我們在世界各地看到的那樣,小農戶在種植適銷對路的商品之前,往往會把重點放在維持生計的作物上。
事實上,1860年在南方采摘的所有棉花中有85%是在大于一百英畝的農場上種植的;擁有這些農場的種植者擁有所有奴隸的91.2%。農場面積越大,種植者就越能利用奴隸制棉花生產中固有的規模經濟效應。較大的農場負擔得起去除種子的軋花機、用來把松散的棉花壓成捆以降低運輸成本的壓平機,他們可以從事農業實驗,從清除的土壤中獲得更多的營養物質,并且可以購買更多的奴隸以避免遇到勞動力制約。
棉花生產需要不斷地尋求勞動力,持久地爭奪控制權。奴隸販子、奴隸柵欄、奴隸拍賣,以及用來控制數以百萬計的奴隸的身體和心理上的暴力行為,對于美國的棉花生產擴大和英國的工業革命至關重要。
勞作中的黑人奴隸奴隸們比其他人都更理解棉花產業成功的暴力基礎。如果有機會的話,他們會以生動的細節做證。1854年,逃亡的奴隸約翰·布朗(John Brown)想起他是怎么“被牛皮鞭……打的”,以及監工如何“搜捕‘逃亡的黑奴’”。他記得,“當英國市場的[棉花]價格上漲時,可憐的奴隸立即感覺到了這一后果,因為他們的日子更加艱難,鞭子也不停地抽打著”。另一個奴隸亨利·比布(Henry Bibb)記得那可怕的暴力:“在監工的號角聲中,所有的奴隸都集合起來目睹我受罰。我被剝掉衣服,被迫臉朝下趴在地上。地上揳了四根樁子,我的手和腳都綁在這些樁子上。然后監工就用鞭子抽打我。”
英國棉花制造業的擴張取決于大西洋彼岸的暴力。棉花、清空的土地和奴隸制緊密相連,利物浦棉花商人威廉·拉斯伯恩六世(William Rathbone VI)于1849年前往美國時向他的父親報告說:“黑人和這里的一切都隨著棉花的價格波動而波動?!?/p>
奴隸勞動如此至關重要,以至于《利物浦紀事報》(Liverpool Chronicle)和《歐洲時報》(European Times)都曾警告說,如果要解放奴隸,棉布價格可能會增加一倍或兩倍,給英國帶來毀滅性的后果。雖然野蠻脅迫對數百萬美國奴隸來說像是一場噩夢,但是這種暴力結束的可能性對那些在棉花帝國中收獲巨大利潤的人來說同樣是一場噩夢。
為了使這種噩夢不會成真,美國的種植者們也利用了第三個把他們變成世界領先的棉花種植者的優勢:政治力量。南方的奴隸主已經以五分之三條款的形式,將其權力基礎寫入了憲法。一系列支持蓄奴的總統、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國會兩院強有力的代表,都保證了對奴隸制看似無止境的政治支持。奴隸主之所以能在聯邦級別擁有這樣的權力,是因為在蓄奴州內沒有與之競爭的精英階層,奴隸主在州政府享有巨大的權力。最后,這些州政府還修建了越來越深入內陸的鐵路,使得北美的棉花種植者進一步發揮了種植園靠近通航河流的交通優勢。相比之下,巴西的棉農卻要與該國強大的蔗糖種植者的利益相抗衡,無法通過改善基礎設施來促進棉花出口。通過騾子或馬來長途運輸棉花的費用仍然昂貴,例如,從圣弗朗西斯科河地區運輸到薩爾瓦多港的棉花,價格幾乎翻了一番。在印度,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同樣很差(據說在印度,棉花運輸到港口后價格增加了約50%,但在美國只增加了3%),因為印度的棉花商和種植者缺乏資金和力量推動交通條件的快速改善。
奴隸主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影響力也是決定性的,因為它允許他們把奴隸制度擴展到新獲得的南方和西南地區土地上,同時成功地使聯邦政府實行剝削美洲土著的政策。以一種迂回的方式,美國的獨立已經成為歐洲棉花產業,特別是英國棉花產業的福音。英國屈服于一個世紀以來的廢奴主義者的壓力,在1834年廢除了其帝國內的奴隸制。一些美國革命者設想在自己的國家也這樣廢除奴隸制,卻只看到奴隸制成為世界最重要的棉花種植區的發動機。
而且美國獨立也解除了剝削美洲原住民的限制,白人移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之間的關系現在已經擺脫了歐洲政治的復雜協商的影響。事實證明,政治和經濟空間的分離對于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產業是至關重要的。由于種植棉花的奴隸主主宰地方政府,并且對聯邦政府施加重大影響,他們的利益和國家政策可以結合到令人驚嘆的程度,這對于大英帝國內的奴隸主來說是不可能的。
例如,在亞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因素如何結合在一起。在這個面積大約7000平方英里的地區,寬闊的密西西比河數千年來積累了豐富的沉積物,使其成為世界上產量最高的棉花田的苗床。1859年,三角洲地區6萬名奴隸產出了驚人的6600萬磅棉花,這是18世紀90年代初圣多明各在其生產高峰期時出口到法國的棉花數量的近10倍。為了使三角洲地區成為工業世界最重要的商品的主要產地——可以把這里理解為19世紀初的沙特阿拉伯——必須要從原住民那里獲得土地,而勞動力、資本、知識和國家力量必須要統統動員起來。
亞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1820年至1832年間,一系列由小規模沖突和武裝沖突支持的條約將大部分土地從原住民喬克托人那里轉移到白人定居者手中。滿懷希望的棉花種植者使用貨車、木筏和平板船從南部的其他地方帶來奴隸,清理那片“叢林般的”植被,然后鋤地,播種,修剪幼苗,最后收獲棉花。關于三角洲是“世界上最適宜種植棉花的地區”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南方,那些能夠獲得充足的資本(主要是以勞動力的形式)和有著專業知識的種植者開始進入這個地區。
他們建造的種植園成了繁榮的產業:到1840年,在三角洲中心的華盛頓縣,奴隸和白人居民的比例超過了十比一。到1850年,全縣每個白人家庭平均擁有80多名奴隸。三角洲地區最大的種植者斯蒂芬·鄧肯(Stephen Duncan)擁有1036名奴隸,到19世紀50年代末,他的財產估值達130萬美元。
三角洲地區的種植園并非典型的棉花農場,而是高度資本化的產業,事實上也是北美最大的產業之一,所需要的投資幾乎超出所有北方工業家的能力。從三角洲地區豪華典雅的豪宅的前廊來看,財富似乎是從土地中流出的,這是一個奇異的煉金術的結果,這個煉金術結合了無主土地、奴隸勞動以及——我們將會看到——源源不息的歐洲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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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美國黑人的受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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