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開始發放新版中國記者證，大紅色，大小厚薄與結婚證無二致，大家拿到手都喜笑顏開。

記者證發放之前，正是疫情尖峰時刻，對于前往武漢一線的記者來說，并不需要這張證件來證明身份，便可走進很多不對常人開放的區域，但前提得是媒體中的人，也即公派。對于早已無證可持的雍和來說，就此成為他一貫自嘲的，“我就是一個照相的”。羨慕之心尚存，解脫之心也有之。

退休前人是報社的，退休后他成為自己。自1月23日，武漢封城，雍和開始跟蹤這一事件的動態。次日，他去上海同濟醫院看望病人，出于職業的敏感，相機不離身的他順手拍下醫院發熱觀察區外一張戴著白色口罩的臉。雖不是特寫的畫面，但人被大面積黑暗包裹更顯恐怖不安。1月25日年初一，他跑去徐家匯商圈，拍下一對母子在霓虹燈前的身影，本該人頭攢動，喜氣洋洋的春節街頭，卻顯得冷冷清清。那時候，雍和一直以為疫情就像每年冬天的流感很快會過去，他甚至認為，“差不多拍到年初五就可以了。”不料，疫情的發展形勢越來越嚴峻，至此，疫情下的日子已過去了四個多月，他每天掃街積攢下來的照片已達數萬張了，構成一部龐大的日記體的攝影記“疫”，但是他完全沒有想要停下來的樣子，依舊白天拍照晚上整理照片，或者晚上拍照白天整理。這在旁人看來，有點弄不懂伊。

他作為知名攝影記者，職業生涯中拍攝的新聞照片早已得到業內外人士的肯定。也許他缺錢，可是當別人開口要全部買斷他全部新聞照片，他又笑著婉拒。

有一種熱愛叫赤忱，否則無法解釋。

成為獨立攝影人后的雍和反而覺得輕松起來，他說“不擔心漏條線，也不需要為了發稿趕時間。”每天跟蹤疫情發展的情況，規劃好路線圖，戴上口罩、消毒棉球，防護好自己，也不給人家帶來隱憂。拍他所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從不空手而歸。攝影記者一般目的性更強，從出發點到新聞現場點，高效完成任務交給后方編輯發稿，而雍和則采取線性的拍攝模式，掃街掃到哪里，照片拍到哪里，在他的鏡頭之下，無數的拍攝點構成我們所看到的雍式攝影風格。

以他豐富的人脈進入新聞事件核心地帶并非難事，但是他卻認為在這種非常時期麻煩人家，也是為難人家。“即便人家讓我進去拍了，也許對方單位總有一些自己想要傳達的訴求并非我愿，反而弄不好。”他強調。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些照片有個特點，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我們觸手可及的日常生活之中——街頭，所以當我們回望這些照片反而比醫院一線的某些照片更生動鮮活，也沒有那份更強的新聞時效性和速朽性。就我的觀察，這種情況可能來自兩種原因，一種以各城市的醫療機構發生的疫情為報道重點，由官方為主導、引導、布置、帶動起來的一線“戰疫”宣傳報道，我們可看作為一線各個點狀上的重點報道，它構成了統一戰線之下的疫情群像；另一種從民間視角出發，因未受到更多官方的剛性要求（實際上也不可能），使得這一類照片由于生活的豐富多彩而顯得更為豐富多樣。官方和民間兩者互為結合，組合、拼湊成一幅完整的疫情期間的中國日常生活面貌圖像，這就使得這份影像地圖極為全面和翔實。在之前的傳播過程中，我們觀看了太多來自前者官方的圖片，反而有點視覺疲勞，雍和的非官方身份正好填補、豐富了日常疫情的面貌。

新冠病毒多感染于年長者，在疫情剛開始的那些天，家人朋友勸其“最好不要出門”，雍和回答的挺有意思，他說，那時候大街上人的沒有幾個，想要傳染還真不容易。到了2月底的時候，有一次老婆讓他去超市買菜，一進去，將他嚇了一跳，這么多人啊，他說“這里其實比大街上危險多了。”這樣看，雍和在家是不做飯的，至少有一個月沒下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