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我萌生了一個想法，想去送花，給街頭遇到的人們贈送免費的鮮花。從今年2月中開始構思，到3月完善這個想法，至今我和我工作室的成員們以及二十多位愛心人士共同完成了4次送花行動。每次行動，我都有收獲很多靈感，并且有所思考。今天寫作這篇文章，是想跟大家分享有關設計師的姿態，以及今天城市生活的規制。

社會設計

我一直認為設計師是需要肩負社會責任的。這并非多么宏偉，而是腳踏實地和力所能及，就能關心我們所共處的社會。我認為這是一位設計師應有的姿態。

從疫情開始以來，“社交疏遠”（“social distancing”）成為了一種普遍的行為規范，“保持一米距離”變成了一種無形的暗號和口號。在最疫情最嚴峻的那兩個月，任何一個咳嗽聲、噴嚏聲都會引起“距離”上的恐慌，而且恐慌從身體上的“無接觸”蔓延到了心理的“無接觸”。

針對這種特殊的“隔閡”問題，我想做點什么。我是一位設計師，“行動”是我能想到的比任何概念設計更有力的方式。此刻，當下，直接。又因為平日我喜歡養花和買鮮花，花本身就寄予美好。我考慮可以通過什么方式來傳遞花所代表的寓意。送花這樣日常而簡單的行動，是不是有可能會稍稍縫合一些心理的裂縫呢？

我發起的“送你花”行動，不像設計一件家具，設計一棟房子，它的目的和方式有別于空間設計和產品設計。這是一次社會設計。

社會設計強調的是針對社會與社區問題及公眾問題而展開的非商業設計，它致力于建設公共價值和解決公共事務，在發揮設計師本職工作的同時，愿意與社區和市民在內的各界力量展開合作。

社會設計是一種實踐，也是設計師在反思什么是設計和設計的可能性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方法與思路。社會設計在世界范圍內擁有廣泛的案例。舉例來說，北京國際設計周的重要組成部分“大柵欄領航員”計劃，在過去七年多的時間里，致力于此。該計劃通過邀請、征集建筑師、設計師、藝術家、在地居民及商家的方式，嘗試解決在區域改造過程中的一系列公眾難題，通過各界人士的實踐與經驗，用創造性思維和設計面對社區發展中的種種不同層面的挑戰，為大柵欄社區及內部居民帶來直接積極的改變。其結果以臨時展覽、研究報告、空間改造等形式不斷展開。

大柵欄領航員計劃對空間的改造 圖片來源：大柵欄官網

發起于舊金山的Parklet，也是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一個項目，意在拓展城市公共空間的可能性。它利用了城市里人行道旁停車位的閑置時間，針對人行道過窄、利用率不高的問題，創造出臨時的休憩區域。這個項目其實是在告訴市民，這些城市里的公共區域是供大家使用的，它不一定要限制在特定的功能和特定的使用人群下，它可以根據你的需求轉化，提升當下的使用價值。Matthew Passmore是這個項目的聯合發起人，他在采訪中說，第一次做的時候他們也只是想試試，自己花錢租了一個停車位兩個小時的時間，后來他們與城市合作慢慢制定了臨時轉變停車位為休息區的規范和申請程序，再后來城市管理部門主動說準備提出一個計劃來轉換路邊停車位的功能。Matthew說，對于舊金山，這個項目就算是成功了，因為可以看到它以如此直接的方式去影響這座城市。 

舊金山的Parklet計劃臨時轉換了停車位的功能 圖片來源：wikipedia

“送你花”的初衷也即如是，我希望實踐一個善意的行動并牽引出美好的結果。在私人層面上，我希望以一種創意方式與疫情后的社會開展一次對話。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次社會設計。

市民的基本權利

我還想與大家分享在“送你花”行動的過程中產生的很多有趣而嚴肅的思考。

騎三輪車這么簡單的權利，卻沒有公示

我們設計送花行動和三輪車騎行時，一開始沒有想到騎三輪車上街是件“難事”。在我看來，騎三輪車就像騎兩輪的自行車一樣，沒什么特殊的，這不像駕駛機動車。難道騎三輪需要得到有關部門的允許嗎？

不過，我們查詢到一條來自市公安局交通部門的信息，稱“自2017年1月1日起，未領取‘2016式’非營業或營業人力三輪車牌證的公車和私車，禁止上道路行駛，違反規定的按照有關法規處罰。”

從嚴謹考慮出發，我們還是希望與相關交通部門取得聯系，咨詢騎三輪車的行駛規范。然而，在我們打了幾個電話咨詢了相關部門之后，對于三輪車到底能不能上路、究竟有什么規范這兩個問題，答案還是很模糊。有的人回答“我們只查處那些改裝成電動的三輪車”，也有的直接回答“不能上路”。后來，我們又對黃浦區和徐匯區幾個實際路段進行了考察，發現還是有三輪車在路上行駛的，而且有的路段上會有注明允許三輪車行駛時間段的交通標識。我們決定上路試試。

“送你花”三輪車在路上  GIF提供：活絡空間設計事務所

“送你花”行動掠影  圖片提供：活絡空間設計事務所

實際上路之后，我們發現允許非機動車行駛的道路基本上都可以騎三輪，但是對三輪車會有特殊的時間限制。如果在規定的時間段行駛，就可以通行。但我們似乎沒有找到明文規定，也沒有明確的公示，這只是我們摸索出來的默認規則。

設計師的社會行動要不要得到許可

我們在開始送花行動前，比較擔心的是三輪車上路的“合法性”和交警查處，但是實際上路了之后，我們發現市容管理人員才是對我們提出“敬告”最多的那一方。只要我們在某些公共空間停留較長時間，就會遭到市容管理人員的“驅趕”，盡管我們解釋了自己是在做一項設計師行動，是在免費送花，不是售賣，但得到的溝通和諒解也是非常草草了事的。

我們在上海的街上送花，拿到花的市民很高興，他們能從中感受到來自城市中的設計師和創意人士的溫度，帶著花朵和笑容離開。但作為一個設計師，要在城市里做一些像這樣簡單的社會設計的行動項目，我卻不知道需不需要獲得許可，以及去哪里才能獲得許可。

位于塞浦路斯的非政府組織Urban Gorillas的項目負責人Claudia Konyalian也提出過同樣的問題：“為什么當城市中央廣場需要全面施工的時候我們沒有被詢問，而當我們在城市中創造一個簡單的臨時性的城市行動時卻需要獲得允許？”我曾在TED演講中看到她如是說。 

Urban Gorillas策劃了一個叫城市表演的系列（The Urban Spectacle Series），其中有個項目叫城市晚餐（Urban Dinner）。圖片來源：urban gorillas官網

相比之下，一些得到政府支持的社會行動就會進行得比較良性。舉個例子，open! furniture項目是由東京文化中心tokyo culture center（SHIBAURA HOUSE）計劃和運營的一項社區營造項目，項目經費從港區文化藝術活動支持款項（Minato Support Program for Ar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中撥出，邀請了本地建筑事務所torafu architects擔綱家具設計指導，以及本地的工作坊——石卷工坊作為家具制作指導。設計師通過場地調研確定了社區里需要添置座椅的地點，然后組織工作坊讓居民們參與進來，自己動手做長椅，再放置到需要的地點。

日本在社區營造方面其實已經有很成熟的體系，這種通過工作坊來建設公共設施的方式已經常態化，而且早已從社區設計1.0版本（為社區設計）發展到了3.0（和社區一起設計生活方式）階段了。所以這類的城市行為對他們來說是很正常的事情。  

open! furniture項目  圖片來源：torafu architects 官網

互聯網時代帶來的信任危機

前兩天，在我的一個微信群里，大家在討論一個打著免費繪畫教學的旗號拉人進群的現象，結果只是騙取入群者的信任，進群之后就會有強制轉發、強制收取教材費用等等的要求。

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我很擔心，當此類事件越來越多之后，人們就會形成思維定式：免費的東西背后一定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如果社會形成了如此的“共識”，我想，這可不妙。

我認為，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是有史以來人與人之間信任危機最嚴重的時代，我預感還會繼續惡化下去。因為按照現在互聯網引領全球經濟、互聯網生活引領人們生活方式的趨勢，人與人之間將會越來越不需要溝通。然而，溝通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方式，我在這里所指的溝通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還包括人與所生活的社區之間、人與整個社會環境之間的溝通。

在一個良性的社會中，人是被包裹在社群里的，再由多個由人組成的社區去形成整個社會環境。而人與社群、社群與社會環境之間，各有一個相互連接的通道，那就是溝通和信任。在互聯網生活中，社群變成了一個個社交平臺，社會環境就是整個網絡世界。我認為，在虛擬環境中是很難建立真正的溝通和信任的。

身處今天的網絡社會，去認識一個人變成了去認識一堆數據：你的年齡、消費能力、每年出行次數、瀏覽習慣、粉絲數量等等。在這樣的算法框架下，我們不需要真正的溝通，更不需要信任，一切都用數據判斷。說實話，我很厭惡這樣的生活方式。

今年1月以來，全社會又遭遇了疫情影響，經濟下行和社會情緒憂心忡忡，在這樣的語境下，在上海做一個免費送花的行動，顯得太格格不入。“這年頭還有真正免費的事情啊！”一位拿到花的阿姨曾對我發出這樣的感嘆。我其實是很傷心的。這年頭，到底怎么了？

我還是希望“人間自有真情在”。也許這么幾次小小的送花行動太微觀了。盡管如此，我覺得在我們送出每一枝花，并且得到市民們的理解和采納的每一個瞬間，是有一點點撬動了信任基礎的。那一瞬間，我們與領花人之間的信任隔閡是最小的。我想，對于這個行動來說，有這些瞬間，就夠了。

“送你花”這個項目，僅僅是一卷書的一個開篇，我深知還有更多的社會設計項目應當展開。

（作者吳佳音系活絡空間設計事務所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