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并不知道我努力工作的動力。我的信念他們一樣不曾理解。

青春

1970年6月24日，一輛北京當時不常見的方頭交通牌卡車，停到了海淀中學門內。我和其他一共三十個初中畢業(yè)的同學，連行李帶人，一起上了這輛貨車。貨車經過頤和園北宮門，沿著京密引水渠向西北，半個小時就把我們拉到西六里屯磚瓦廠。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就是不到16歲的我日后八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在此前一個月，我們正在農場“學農”時，突然提前回到學校。說是要提前“分配”了。我1968年1月被分配到海淀中學念初中，兩年多里，數學學到一元二次方程，生理衛(wèi)生課學如何針灸，我用媽媽做“白老鼠”；英語是一個學俄語的老師教；上地理課，唯一記住的，是那位山東口音老師用粉筆寫完黑板后，回身開始講課時，總要先用兩個手腕提一提因寫黑板而掉低的褲腰。歷史老師是個福建人，口音更重，我聽不太懂，但很努力地關注，他其他方面沒辦法引起任何人注意：他每天都穿同樣的衣服，因為他買了兩件，掛在自己住校的宿舍墻上，每天早上起身時，看哪件干凈就穿哪件，從來不洗，直到兩件都太臟，就再買兩件。

我們畢業(yè)后去哪兒，屬于“被分配”，沒得選，但總體感覺是幸運的。畢竟，之前幾屆都沒能留在北京：66-68屆（即所謂“老三屆”）多去了陜西、山西和內蒙；69屆初中畢業(yè)的，多去了黑龍江和云南。因為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分配”，不是考的，所以，我們有幾個“出身不好”的同學，從幼兒園直到中學都在一起。我和一起長大的北大教授的孩子看法一致：我們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有一條出路——去最苦的地方。雖然我們去了磚瓦廠之后，發(fā)現有同班同學分配到北大校辦廠工作，甚至就在我母親曾經工作過的北閣或我讀書的北大附小，但我們并不羨慕他們，因為我們不配。

交通牌卡車直接把我拉到我工作的“三連”宿舍。那時，車間不叫車間，叫連隊。我即將上班的地方是三連。我入住的宿舍是離開車間只有幾十米的兩排平房中最大的一間。里面有十張床，頭頂頭，腳對腳，一張挨著一張，沿著墻繞房間排了一圈。每個人除了床底下的空間可以放東西，就是在墻上釘釘，掛衣服。有些來得久的，墻上還有架子，可以放水杯、小鏡子、相框什么的。屋子中間，有兩張有抽屜的桌子和幾把椅子，誰可以有抽屜，誰可以用椅子，我從來沒有弄清楚過。屋子中間還有一個地方，是留給冬天放取暖煤爐子的。

第二天，支部書記帶我們參觀了車間。它是制造濕瓦胚的一條流水線：在機房的后面，是一個龐大的土坨。過去幾年從窯坑里采掘出來的土，經過自然風化，“土性”變得比較溫和，制胚不易干裂。幾個工人一鍬一鍬、一車一車地把土運到機房的一個入口。每個工人都很壯，也都光著膀子，只穿一條短褲。其中一個跟我打了聲招呼，他是前一年清華附中畢業(yè)的，后來我們成了工廠乒乓球隊的摯友。多年后，他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教授。另一個彎著腰用耙子向輸送帶配土的老工人，瘦高，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有多高，因為從我到工廠到我離開，從沒有見到他的腰和腿都直起來的時候。他退休回老家后一年就去世了。大家猜，他沒法適應不用天天干活的日子。

這位老工人耙進攪拌機的土，經輸送帶被送進一個擠出機。瓦胚像牙膏一樣被擠出來，切割成一塊塊的，承托到木板上。幾個女工將它們碼放到小推車上，每車三十塊。然后，推小車的工人將它們一車車推送到外面大約足球場那么大的一個地方，一行行碼放起來。風干一周后，將瓦胚抽出另外放置，再陸續(xù)拉去窯洞焙燒成瓦。那些瓦板再由推車工拉回車間流水線，循環(huán)往復。

我后來就成了這樣一個推小車的工人。每車兩百多斤重的瓦胚，要搬到架上，每小時平均六個來回，每個來回走50-100米，每天走八小時，一共35-40公里。按照我們今天手機“微信運動”的算法，是每天走五萬到六萬步。每年從三月中走到十月底，我走了整整六年。

在正式上班之前，這個工廠已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不像我想象中的工廠。它坐落在北京郊區(qū)的農村旁，沒有高大的廠房，不僅大多數工人沒有什么技術，甚至有的是文盲。在這里，工人其實是半機械化，隨著機器的節(jié)奏，干著機器一時還不能干的工作。磚瓦廠這部分工作，不需要多少技術和知識，靠的就是體力。很像個球員，老了就不行了，所以也沒有什么“解放前深受資本家剝削”的老工人。

在這個廠當工人，一開始有兩點比其他工廠的工人待遇更高。一個是糧食定量，另一個是收入。糧食定量即一個月可拿到的糧票，夏天推小車是53斤，冬天挖土是57斤。這是什么概念？當時北京一般事業(yè)單位工作的人，每月糧食定量是26-32斤，而我在清華舢板隊的姐姐，36斤。定量高的原因很簡單，體力活靠吃才能干下來。我不僅吃得多，還比上山下鄉(xiāng)的哥哥姐姐們，吃得好多了。食堂必須好，也必須干凈，這是整個工廠非常關鍵的環(huán)節(jié)。

至于收入，在其他工廠當個鉗工、車工什么的，都要學徒，16元月工資起步。我不用學徒，進廠就是“一級壯工”，日工資一塊三；第二年開始，就是二級壯工，每天一塊五，就是三個“五毛”。一個月25天半工作日，38.25元，再也沒變過。38元一個月，什么概念？當時我每個月吃掉24元，買一雙北京著名的“懶漢鞋”4.22元，要想買輛自行車，就得省吃儉用攢一陣子錢了——183元，還得巴結領導，否則拿不到“購車券”。不過，因為收入低和開銷少，而且當時沒有彩電，沒有電腦，沒有網絡更沒有手機，所以生活簡單。再說，一天上班下來，16歲的我累得夠嗆，沒有什么興致做業(yè)余活動，先活過來再說。

作者當年居住的宿舍。作者供圖。

既然收入和技術差別不大，這里“人以類聚”，也就奇特地分成了三類：老工人、合同工和“學生”，在這個600人的廠子里，這三類人約各占三分之一。

所謂老工人，其實并不老，只是來得早。他們平均年齡大約33歲，女的老工人最小的28歲，男的平均年齡稍大，也就大概36歲。他們來時也是十七八歲，已在這里工作超過十年。老工人與“學生”最大的差別在于“文化程度”。大多數女老工人都不識字，但已有了幾個孩子。男的多數最多上過小學。他們是在這里剛完成勞改犯工廠的使命時，即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從河北和山東被招來當北京工人的。雖然不過十幾年，不少人身上已落下各種慢性職業(yè)病，比如關節(jié)炎、胃病、肝炎、腰肌勞損、靜脈曲張等，我們的到來，已經讓他們提前變成“前浪”。

“學生”，有兩批。一批是我這一屆從三個學校招來的九十幾個初中畢業(yè)生，還有一批是上一年來的近九十個’老三屆’的人，加在一起成了180人的一個群體。這三個群體的身份識別，除了來源地，最主要就是口音。講北京話的一定是學生，而有唐縣或三河口音的一定是合同工，剩下有任何其他口音的都是老工人。我們整個車間只有兩個例外，就是1964年高中畢業(yè)，因家庭出身不被大學錄取而來到這里的兩位“老工人”。

“合同工”則是兩三年簽約一次的那種，從河北唐縣和三河等地招來。連一張飯票值多少錢都數不清的，不是一個兩個，但干起力氣活來，個個都是好手。特別是，到了冬季，男勞力都要到抽干了水的窯坑挖土，我這樣的“學生”都希望可以與一個“合同工”搭伴，他們挖一鐵鍬土，頂我們一鍬半，兩人負責裝滿一個“轱轆馬”（即在鐵軌上用電動鋼纜拉上放下的礦車）的土，有一個合同工配合，總能比別人先裝滿，換來多一分鐘的休息。

在那個年代，那個工廠，所有人都沒有“錢途”：壯工只分三級——一天一塊三、一塊五或一塊八。一塊五還是一塊八，是看你干的活有多重而分。絕大多數人也都沒有“前途”——除非你百里挑一，被選中為“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我們這200個“學生”中，還真有一個，他是人大附中來的高中生，工作好，人品好，身體好，出身好，還是少數民族。當然，對于我這種“壞”出身的，這種機會屬于不可能事件。我看到的那些有各種傷病的“前浪”，就是十幾年后的我。

作者當年工作的磚窯。作者供圖。

這里基本上沒有技術進步。增產，靠的是延長工作時間。比如，如果晚上八點半全國新聞聯播中傳出一個XX會勝利召開的消息，我們本來應該凌晨2點下夜班，就要干到早上6點，即下一班來上班的時候。離開的時候，我們人人面無血色。我呢，就算拖著兩條幾乎走不了路的腿，也要騎自行車趕到食堂，吃一塊剛炸出來又香又脆的油餅，然后洗個澡，回房間倒在床上一分鐘就睡著了。每每我們這么做，都是屬于以增產向黨向祖國或向什么活動獻禮，不論一年有幾次，都不會得到額外加班費。大多數人也不會把這種加班活動與收入連在一起。

信念

支撐著我，多累都能熬過來的，除了無限的青春以外，還有信念。我在三車間當過幾年班長，管理三十來號人。這逼著我學會了解別人的想法，學會調動他人的積極性。信念，在我理解，就是一個人的想法里，那種不假思索就會不斷堅持的東西。而每個人的信念都可能不一樣。

在社會底層，其實不少人的信念很簡單。一次，我班上一個合同工無論如何不肯上班，嚇唬他說要記曠工也沒用，我完全無法理解。但他一個老鄉(xiāng)幾句話就說服了他。事后我問，到底什么狀況，這位老鄉(xiāng)告訴我，因為有領導表揚了一個他認為不如自己的另一位老鄉(xiāng)，而沒有同時表揚他。而他堅信，自己永遠在任何一方面都比那位老鄉(xiāng)強，所以覺得不公，不上班就要討個公道。

我不能理解這種思維邏輯以及背后的信念。我的信念和背后的邏輯，可能也一樣簡單，也不被人理解。

我還在讀初中時，我大姐叮囑我的話，就是我的信念：“我們出身不好，只有樣樣事情上都加倍努力。”出身不好，是因父親在六六年被定性為“反動學術權威”，住在北大的勞改大院，每周拉出來批斗。數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到磚瓦廠當工人時，“老工人”們從八卦的車間領導那里知道，我父親的工資是他們的數倍，工人的思維很簡單，他們不明白也不理會什么是反動學術權威，只知道，能人才可能拿到高薪水。

所以，他們并不知道我努力工作的動力。我的信念他們一樣不曾理解。

努力成為工人階級一份子，不是靠多賣力干活就行。要跟大家同心同德言行一致，那時叫“要有樸素的階級感情”，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接地氣。我做到了。我可以像他們一樣罵人，什么臟字都說得出來的那種；我會和他們一起，盼望“天上不管什么云，地上總是雨淋淋”，因為這樣的天，根本不能開工，我們就歇了；和他們一起，在每天八小時工作外的一小時政治學習時間里，該干什么干什么：我負責讀報，我不光挑著讀，還跳著讀，只讀我覺得有意思的段落，反正也沒有人在聽；而其他人，有織毛衣的，有把鄉(xiāng)下帶來的煙葉搓成碎末、自制“手卷”的，當然，還有打情罵俏、動手動腳的。學習一結束，該洗衣服的洗衣服，該吃飯的吃飯，該打牌的打牌，又是一天。簡單，質樸，有什么說什么，坦蕩蕩活在一個沒有人關注的世界。除了領導和想當領導的，沒有人需要撒謊。大多數人也不會撒謊，要臉紅的。

這樣過下去，對我而言，如果說還有什么不適應，就是每個周末回到北大父母的家里。那是另一個世界。有一次晚飯桌旁，我不小心，說出了半句臟話，好在收住了，母親耳朵不好，父親對北方的臟字大概不那么敏感，混過去了。我并不知道我的父母對我越來越“工人”有沒有感覺。只是記得，我第一次拿到工資，買了一瓶“玫瑰香紅葡萄酒”給父親，母親很激動，也是晚飯桌旁，眼淚在眼眶里轉，說了一句：“你最小的兒子也掙錢了，知道孝敬你了。”

身份

前文說到，工廠和家是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的實際距離，其實只有15公里。夏天，這距離騎車45分鐘肯定到，早晨五點出發(fā)六點上班，涼快。到了冬天，這條路就是北京西北風的源風口。凌晨的風，像刀割。用我一個海淀中學一起進廠的工友的話說，騎到西北旺，就對得起那一天的一塊五了。坐公共汽車就更難，不僅因為班次少要更早出門，而且下了車還要在寒風中走半小時才能到。但就算這樣，我們這些“學生”，大部分還是每個周末都回家。那些老工人有時會問一句，‘你周末回北京了嗎？’

的確，那里的老工人和合同工們，只有少數到過他們口中的“北京”。就算到過，也是像今天的后浪到過拉美或非洲那種，一輩子去過一兩次，然后說上無數次。他們不會像我們“學生”穿雙回力牌球鞋（相當于今天用上了‘愛瘋’手機）。有錢就要攢下。對合同工而言，第一件事是回老家娶個媳婦，然后帶回來，讓老工人教教怎么能生個兒子。

我不是他們。那我是誰？這不是個哲學問題，是個身份認同問題。有一次，我作為廠里跟著那輛交通牌卡車拉貨的搬運工“上北京”拉水泥，從倉庫把25公斤一袋的水泥一袋一袋扛到車上，漏出來的干粉混著汗，都硬化在脖子上、衣服上。就這個樣子，我們幾個搬運工進了個小飯館飽吃了一頓炒餅（因為出外勤有五毛錢伙食補貼，所以吃完8兩炒餅還有錢找），然后大搖大擺走進了旁邊的百貨商場。當然，后果是可以想見的：所有的人都躲著我們這幾個不知哪個地洞鉆出來的水泥人。我呢，真正地感受著做工人的滋味，在社會上。

在工廠里，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從一開始，我就是一名“可教育好的子女”（1968年12月26日某中央文件所規(guī)定的九類人的子女，后來范圍不斷擴大，把我擴了進去）。所以，我可以做“民兵”，但不能做“基干民兵”，即我不可以摸到槍；我可以被吸收入團，但不可以做團干部。總之，我的“身份天花板”比別人低很多。因此，政治，對我而言，不論國家大事，還是身邊大事，最后對我的影響總和別人不一樣。

當然，在這個廠里，我不是唯一這種情況的。類似的包括另外四個與我從幼兒園一起長大的發(fā)小。工余，他們有的自學英語，有的自學美術，有的自學數學。不過那時，機會不是留給有準備的人，而是留給有背景和關系的人。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這一切才改變。我1978年夏天考進了人民大學。我們廠77、78兩屆考走了12個人，是整個北京建材系統考上大學最多的，包括我們五個發(fā)小。

異化

往事如煙。半個世紀雖對我是彈指一揮間，但現在16-24歲的后浪，多數已難以體會我那個年齡段的往事，他們能隨著我的筆讀到這里，已經很不容易，畢竟社會變化太大。

我如此努力地回憶往事，是因為不久前得知，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師傅去世了。她今年80高齡，是因為用了10年的美國制造的心臟起搏器電池失效，無法更換又不能手術而離去的。悲傷的我覺得這樣一種數著自己最后的日子而離開的方式太唏噓；樂觀的我卻發(fā)現，因為到位的醫(yī)保和全球化帶來的先進設備讓她享受多十年的退休生活，證明著社會的長足進步。

50年巨變，帶給今天“后浪”與當年“后浪”的最大不同，是信息流動的方式。今天的00后，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機，就能通過微信公眾號或抖音視頻給他人傳播信息。做得出彩的，不論因為什么，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吸引上萬、上百萬關注或轉發(fā)。這是我們那個時代的后浪不可想象的。

我前文提到的所有人，從我的發(fā)小到磚瓦廠的工友和師傅們，在今天的信息海洋中，基本上處在三個層次。第一種，是那些已退休多年、不識字的老工人，他們根本不會用智能手機。世界停留在電視時代，他們已經在高速信息的海洋之外。第二種，是大多數退休的當年的“學生”，他們每天在手機上發(fā)一發(fā)開心的動圖或照片，不過，他們的微信群和他們居住的小區(qū)一樣，是一個封閉的圈子。圈外信息無論真?zhèn)危旧鲜菃蜗蜻M入的，他們大多不向社會發(fā)放信息。就像生活在一個遠離大海的地方，信息海洋的水，就像風云帶來的雨滴，落到他們的房頂。第三種，就是像我這樣的極少數，仍在關注世界最新的演變，隨著信息海洋的水流來流去，努力分辨各種浪起浪落，以及原因和趨勢，時不時還在水里冒個泡。

而今天的后浪，卻是有機會在信息海洋中沖浪前進。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會瞬間“網紅”，但這種事情每天都在發(fā)生。比如這個六一兒童節(jié)期間，一個小學組織孩子做古典畫的cosplay，突然紅遍全國。不過，不要忘了一個事實：2018年《科學》期刊上發(fā)表了一則關于2006-2013年在“推特”上傳播的真假新聞的比較研究，結果是假消息（disinformation）的傳播速度是真信息的6倍！有很多原因造成了這種狀況。其中，人們更傾向相信自己希望發(fā)生和看到的情況、查證真相困難、有機構刻意為政治目的或商業(yè)動機傳播假新聞，是三個重要原因。

在我還是后浪的1970年代，這些原因一樣存在。不過，不論真假消息，口耳相傳總是很慢，而且可以消失于無形。記得當年有人教我，如果有人追查，你關于XX的消息是哪來的，你就說是在如廁時，聽隔壁女廁所傳過來的。但今天，消息不論真假，都在你的手機上，在數字社交圈中。更重要的是，你發(fā)的信息可能到達一些你既不認識，也可能永遠不知道的人群，并永久地記錄在網絡某處！年輕的后浪們，你們在享受沖浪的時候，真的想過這一切嗎？

而作為個體，一些年輕的后浪，更會充分利用高科技，獲取自己的利益。網上帶貨難道不比地攤經濟覆蓋面更廣？但你確定，在實現“財務自由”的過程中，不會想要在網上或地攤上發(fā)布虛假信息，而獲得更高的青睞和回報？

從某種意義上，我感覺，信息科技的進步已走在人類價值觀體系和治理制度的前面。正如演化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在他2012年的著作《群的征服》(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 中所總結，今天的社會存在是一個以“石器時代的情感，中世紀的制度和類似神一樣的技術”的奇異組合。

談及情感，不論我當年工廠的同事那種對“經歷是人生的寶貴財富”的感慨，還是今天我年輕朋友那種對純真人間感情的向往，都似乎與那“類似神一樣的技術”關系不大。科技甚至可能起負面作用，減少親人在一起的機會，并弱化其重要性。而各種社會制度，中國的、美國的、北歐的、東亞的，似乎都以為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事實可能是，神一樣的技術，會拐帶它們到自己目前并不知道的地方。網上近來討論的前浪后浪，說的是人的代際關系。而AlphaGo Zero 超越它的前兩代，只用了幾小時。會不會有一天，你的手機彈出一條信息，嘲笑人類，談論自己的前浪后浪是很過時的事？

（作者王緝憲系地理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