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興起的長沙窯是一處以民間貿易為目的、以釉上彩“胡風”裝飾為特色的外銷瓷窯場。這種獨特窯業文化的成因是多元的，與其說是泛海而來的胡商活動的結果，不如說是六朝以來長江中游地區的社會變遷所致。本文討論了長沙窯窯業文化中的北方因素，強調中古移民浪潮中的胡人群體對長江中游社會生態的影響，認為長沙窯是在六朝以來逐漸形成的胡商文化、移民文化社會環境中應運而生的。

岳州窯和長沙窯是六朝隋唐時期長江中游地區的兩個關系密切的窯場，二者在燒瓷歷史、工藝和裝飾風格上一脈相承，可以看作同一窯口的前后兩個發展階段。根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最新分析，長期以來被看成長沙窯特色的“釉下彩”并非在釉下，而是一次燒成的高溫釉上彩。它也非長沙窯首創，而是中唐時期北方唐三彩釉上彩工藝與岳州窯青瓷工藝結合的結果，長沙窯可以說是唐三彩和岳州窯工藝的繼承者。中唐興起的長沙窯雖然是岳州窯的延續，但窯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大致可以定性為一處以民間貿易為目的、以釉上彩“胡風”裝飾為特色的外銷窯場。

學者們對長沙窯瓷器的域外因素、輸出范圍、外銷途徑等給予了極大關注，大多認為長沙窯窯業特色的形成與經“海上絲綢之路”而來的中西亞胡商有關。但這并非一個完美的認識，在強調泛海而來胡商的同時，忽略了長沙窯所在的長江中游通過陸路與中國北方、中西亞的交流；強調長沙窯瓷器“輸出”的同時，忽略了窯業文化的“輸入”，即窯業文化中的外來因素。長沙窯窯業特色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與六朝以來北方移民南下引起的長江中游社會變遷有關，幾次大規模的北人南下浪潮在長江中游地區形成了以移民文化、商賈文化為特色的地域文化，為長沙窯的窯業發展輸入了新鮮血液。本文將著眼于4世紀初永嘉之亂、8世紀中安史之亂后的北人南下移民浪潮所引起的長江中游社會變遷，嘗試從宏觀社會背景出發，解釋長沙窯窯業文化的形成。

一 長沙窯的“胡風”

考察長沙窯的“胡風”，不可不考慮它的前身——岳州窯，岳州窯窯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胡風勁盛的北方傳統影響。與同時期的其他青瓷窯場相比，岳州窯最大的特色是燒制了大量為喪葬而作的青瓷俑。除了常見的文官武吏及侍仆俑外，還有一類胡人俑十分引人注目，這類胡人俑主要燒制于隋和初唐時期，常見于岳陽、長沙一帶的隋至初唐墓中。如湘陰大業六年墓（610）發現有深目高鼻、帶髭須的胡人俑頭（簡報稱老人俑），湘陰縣城關鎮初唐墓的“托鳥俑”和“招呼俑”皆有典型的胡面、胡服特征，岳陽桃花山4號墓（初唐）發現7件面目和服飾皆極典型的胡人俑，桃花山M12（初唐）、長沙牛角塘唐墓、長沙黃土嶺唐墓、長沙烈士公元唐墓[9]等也發現了類似的胡人俑。胡人俑常與文官武吏、十二時俑同出，一般發現于中級以上官吏或貴族墓葬中。瓷俑通體青釉，胎釉結合良好，瓷質當與陸羽《茶經》所見岳州瓷碗一樣，同屬岳州窯高檔精品。瓷俑的造型特征較為一致，明顯出自同一窯場。深目、高鼻、多髭須是中亞胡人的典型特征，《北史·西域傳》：“（于闐國）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皆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康國）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這種特征的胡人俑造型與中原、關中地區隋唐墓所見如出一轍，應是來自北方的傳統，如湘陰城關鎮初唐墓中的所謂“托鳥俑”應是胡人馴鷹俑，“招呼俑”可能也與狩獵活動有關。類似胡人形象常見于長安附近高等級墓葬中，如懿德太子墓的墓道第二過洞兩壁繪有三幅馴鷹或架鷹圖，金鄉縣主墓出土的騎馬舉鷹俑。鷹與獵豹、獵犬、猞猁等形象反映了唐代上層社會的狩獵之風。葛承雍認為這些胡人形象是唐代朝廷專門馴化禽獸的胡人獵師的寫照，可能是隨外域進貢的助獵動物一起來華的“貢人”，或是為謀生入華的“蕃口”。湖湘地區并無狩獵的環境和傳統，這類胡人俑以及俑群組合中的十二時俑、文官武吏俑、侍仆俑等都不見于南方地區其他窯場，而與中原、關中地區保持高度一致，兩京地區出土唐三彩中就有不少造型相似的胡人俑，這表明岳州窯的瓷器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北方傳統的影響。

安史之亂后迅速興起的長沙窯在岳州窯基礎上吸收北方唐三彩工藝，形成了以高溫釉上彩為特色的窯業，在長沙市銅官鎮石渚湖一帶形成了規模龐大的瓷器生產和貿易中心，使這里成為一處以民間貿易和海外貿易為目的、以釉上彩“胡風”裝飾為特色的外銷窯場。目前在遍及大江南北的交通要道，以及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等地沿海遺址都發現了典型的長沙窯瓷器，大多是日用器皿，以碗盞類、盤碟類、壺瓶類和壇罐類器物為主。最集中的一批長沙窯外銷瓷器出自1998年印尼勿里洞島發現的沉船“黑石號”（BatuHitam）。滿載的6.7萬件唐代器物中，長沙窯瓷器多達5.6萬多件。從出水器物上的紀年推斷其生產年代可能是寶歷二年（826），絕大多數是瓷碗，多有褐綠彩裝飾和詩文題款，多件茶碗自書“盂”、“茶碗”、“茶盞子”等，其中一件書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記”題記。“草市石渚”表明石渚湖一帶存在一個因瓷器生產與貿易而興起的大型集市——草市，是一處典型的唐代中葉以后在南方沿江船埠興起的民間集市，反映了唐代官方坊市制度破壞后民間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反映了長沙窯的民間商貿屬性。

以民間生產與貿易為主的長沙窯被公認為一處外銷瓷場，除了海外港口和沉船發現的大量遺存外，瓷器上的胡風裝飾也是判斷其外銷性質的重要依據。馬文寬認為長沙窯瓷器與西亞關系密切，長頸短嘴壺、溜肩長嘴壺、海棠杯、帶流燈、背水壺等，都可在西亞找到類似器形，模印貼花裝飾中的獅子、葡萄、胡人、圓點，以及彩繪椰棗樹、圓圈弧線紋、阿拉伯文、鳥紋及植物紋都受到薩珊至伊斯蘭時期陶器的影響。李建毛也從瓷器的造型和裝飾紋樣討論了長沙窯與絲綢之路的關系。謝明良從黑石號沉船出水陶瓷討論了不同類別器物的窯口來源，以及唐代陶瓷與伊斯蘭陶器之間的交流，還從胡人形象、瓷器題記上的何、康等姓氏、彎月冠圖像及墨書詩文內容討論了長沙窯與中亞粟特的關系，認為“不排除長沙地區兼營瓷窯生產的粟特人有可能是循海路而來，部分粟特海商甚至還擔負了長沙窯海上運輸銷售的任務”。謝氏還推測彎月圖像及詩文內容可能存在近東文化因素。葛承雍也對文獻和實物中的湖湘地區胡商活動蹤跡作了深入探討。

長沙窯的外銷屬性和異域因素是很明顯的，在此毋需贅述，但仍有幾點值得深思：長沙窯的異域因素總的來說與中、西亞關系密切，但中亞和西亞的器物裝飾傳統不盡相同，尤其伊斯蘭化后的西亞地區少有人物紋而多動植物紋，而胡人形象在長沙窯中非常普遍，長沙窯不同類型的裝飾風格是否淵源各異？唐代長江中游通過海路與西亞、近東的貿易聯系是顯而易見的，有沉船遺跡、港口遺存、中西方文獻等證據，而除了泛海而來的胡商外，是否也有經陸上絲綢之路而來的胡商？長沙窯以民間商賈為特色的窯業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將長沙窯瓷器作一個簡略考察，可將長沙窯最大宗的產品——碗盤類和壺罐類的裝飾大致分為三類：胡人樂舞、植物紋和幾何紋、詩文題字。

胡人樂舞大多以模印貼花裝飾于壺罐的系、流部位〔圖一：1〕，瓷質和滑石的胡人舞蹈印模亦有出土〔圖一：2〕。胡人深目高鼻，舞姿正如北朝以來器物上常見的胡旋舞。另外也常見模印或彩繪的獅子、鳳凰圖像〔圖一：3〕，與襄陽一帶南朝畫像磚上的形象類似，獅子、鳳凰常與胡人舞蹈共同構成文康舞的場景。胡旋舞和文康舞都是隨中亞粟特移民而來的舞蹈，長沙窯瓷器上的這類圖像應當反映了經由北方輾轉而來的中亞文化因素，而瓷器上的“何”、“康”等中亞昭武九姓姓氏可能是粟特人在長沙地區活動的證據〔圖一：4〕。

植物紋樣大多為程式化的團花或四出以上的花卉，有的較為寫實，如薔薇、石榴、葡萄、蓮花，有的則是與云紋和幾何紋結合在一起的抽象花卉，也有大量水鳥紋〔圖二：1〕。以植物紋和幾何紋裝飾器表是西亞釉陶的傳統，尤其是7世紀前期伊斯蘭勢力進入之后，原波斯釉陶上的人像裝飾大大減少，植物紋和幾何紋成為伊斯蘭釉陶裝飾的主流。伊斯蘭釉陶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的埃及、巴勒斯坦等地，隨著7世紀的伊斯蘭征服而向外擴散。目前最早的伊斯蘭釉陶遺存發現于埃及亞歷山大城的卡姆艾狄卡遺址（Komed-Dikka）的6到7世紀地層中，是一種黃色偏紅的黏土胎，胎上施白色化妝土，有的直接在化妝土上彩繪然后施釉，也有的是在透明釉上繪褐綠彩，以盤、碗、杯器物為主〔圖二：2〕。隨著伊斯蘭的軍事征服，這種以植物紋和幾何紋為主要裝飾的釉陶遍及西亞地區，目前在伊朗等地發現的伊斯蘭早期釉陶大多采用這種裝飾方式。長沙窯興起于八世紀中期，黑石號沉船裝載的大約是9世紀20年代的長沙窯產品，以植物紋和幾何紋為主，從工藝手法、紋飾主題和構圖方式看，長沙窯碗盤類的植物紋和幾何紋釉上彩裝飾很可能受到西亞伊斯蘭釉陶的影響。

詩文題字也是長沙窯常見的裝飾方式。目前發現的兩百余條詩文題記中，除了少量阿拉伯文的經文圣句外，有一部分與《全唐詩》、敦煌寫本內容相似，如“羅網之魚，悔不高飛”、“懸釣之魚，悔不忍饑”之類有關為人處世的警語，與敦煌發現的晚唐至北宋流行的童蒙讀物《太公家教》內容相同，謝明良認為有些警語與古蘭經經文有共同旨趣，他由長沙窯瓷器上的阿拉伯文“阿拉”聯想到《古蘭經》中的阿拉箴言，推測長沙窯的這類裝飾可能受到了中東、近東地區以圣句或吉祥祈福語裝飾的啟發。長沙窯瓷器詩文題字內容十分龐雜，未必有明確的文本來源，但它們卻具有共同的鄉土文化旨趣，多商賈行旅、男女離別、處世良言方面的內容，反映了中晚唐時期湖湘民間移民文化、商賈文化極盛的社會環境。

吳順東將部分詩文與唐代文人詩進行對比，發現部分出自唐詩，也有部分出自唐絕句之前的樂府詩歌，認為這些題詩離不開安史之亂后北人南下和新樂府運動兩大契機，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認識。北人南下和新樂府運動給長沙窯留下了深刻印記，若將瓷器題詩與南朝時期襄陽一帶流行的西曲歌對讀，確有強烈的共同旨趣。西曲是南朝時期漢水中下游流行的民間樂曲，與長江下游的吳歌同時流行而旨趣相異。西曲的曲名多以漢水沿岸城鎮命名，內容多賈人思婦、征士思歸，長沙窯瓷詩也常見這樣的內容，如“一別行千里，來時未有期；月中三十日，無夜不相思”、“君去遠秦川，無心戀管弦；空房對明月，心在白云邊”、“二八誰家女，臨河洗舊妝；水流紅粉盡，風送綺羅香”等，皆可在西曲中找到相似歌辭。瓷器題詩中也有如文康舞辭中的頌圣辭，如“后歲迎乃歲，新天接舊天，元和十六載，長慶一千年”等。長沙窯瓷詩與南朝以來荊襄民間文化的聯系是十分明顯的，這表明安史之亂后更多的北方移民南下湖湘，也將漢水流域的民間文化帶到了長沙窯地區。

綜上所述，長沙窯的“胡風”來源應是多元的，不僅有來自西亞的伊斯蘭風格，也有來自中亞粟特和中國北方地區的傳統，除了與泛海而來的胡商活動直接有關外，也應與經由漢水輾轉而來的中亞移民有關。長沙窯瓷詩中有“男兒大丈夫，何用本鄉居；明月家家有，黃金何處無”，對商賈文化的崇尚與中亞粟特人的商賈文化如出一轍，粟特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長沙窯作為安史之亂后因民間瓷器貿易而興起的草市，商賈自然是本地鄉土文化的重要主題，而商賈文化之興當與源源不斷的北人南下相關。

二   北方移民與長江中游的社會變遷

根據歷史文獻中關于胡人在長江中游活動的記載，中古時期應當有不少胡人自北方南下，他們可能是長沙窯胡風形成的重要因素。我們不妨從中古時期的移民浪潮入手討論因北人南下而導致的長江中游地區社會變遷。至少有兩次北人南下浪潮深深影響到了長江中游的經濟與社會：4世紀初永嘉之亂后、8世紀中安史之亂后。這兩次南遷浪潮雖相隔四百多年，但南遷的路線和對南方社會的影響很相似，不但促進了長江中游地區的經濟開發，也改變了長江中游的社會文化生態，形成了長沙窯胡風勁盛的社會土壤。

（一）永嘉之亂后的北人南遷

永嘉之亂（307－313），匈奴貴族劉淵等攻陷洛陽，大量北人南遷，這是一次規模巨大、持續近百年的移民浪潮，至少延續到淝水之戰（383年）后多年的劉宋初年。譚其驤據《宋書·州郡志》所載僑置郡縣統計，南渡人口約90萬，占北方人口八分之一強，占到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實際上大量北方流民并沒有入籍，只是依附于豪強大戶，北方流民的人數可能遠遠高出這個數量。

北方流民首選政治相對穩定、經濟較為發達的長江下游，如京口、廣陵、三吳、建康、江州等地，其次是荊州，亦有遠遁交州、廣州者。長江中游的荊州是六朝時期僅次于下游各州的富庶之地，“（史臣曰）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地荊、揚二州??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在荊州境內，又以擁有漢水交通之便的襄陽為北方移民的首選目的地，有自關中越秦嶺、順漢水南下者，亦有自中原下南陽、轉道襄陽者。在中古南北交通的東、中、西三條主線中，“中線由關中東南行，由河洛西南行，皆至宛（南陽）鄧，再循白水流域，南下襄陽，復南循漢水至長江中游之荊楚”，這是由于當時的政治中心在關中、河洛，中道因較近便而最具優勢。“胡亡氐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永嘉之亂，三輔豪族流于樊沔，僑于漢水之側，立南雍州”。據譚其驤統計，漢水流域接受的移民倍于本省江域上游的江陵一帶和下游的武昌一帶，以來自陜西者最多，河南甘肅次之。至4世紀末，襄陽著籍人口顯著增加，新增人口主要來自關中，其次是中原河洛的移民，他們被史家稱作“晚渡士族”，主要來自雍、司二州，如司州河東的裴氏、柳氏，關中雍州的京兆杜氏、韋氏，灞城王氏、安定席氏等。

關中本是中亞胡人移民的世居之地，南下襄陽的關中移民中亦有中亞胡人的后裔。劉宋初年，藍田康氏三千戶越秦嶺而下，居于襄陽峴山腳下，劉宋政權特為之僑置華山郡。

“康徇??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宋永初中，（康）穆舉鄉族三千余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于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父元隆，父元撫，并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這是一群中亞粟特部落的后裔。筆者近年在襄陽一帶的田野調查中偶然發現，今襄陽峴山腳下的宜城歐廟鎮（即劉宋僑置華山郡郡治所在的大堤城附近）有三個疑以粟特姓氏為名的村落——康灣村、石灣村、曹灣村，村民大多有疑似粟特姓氏，而且面目、身材酷似中亞人種，他們或是上述粟特移民部落的后裔也未可知。

跟隨北方大族而來的民戶往往依附于宗族充當部曲，這些大族從此定居襄陽，逐漸成為襄陽社會的中堅力量，今天沿漢水分布于安康、漢中至襄陽、鄧州一帶的一部分畫像磚墓或許就是這些大族的遺存。1957年發現的鄧縣畫像磚墓中有一幅文康舞圖，領舞者是一位名叫文康，具有胡人面目特征的長髯老者，出場時歌舞相隨，以鳳凰、獅子為伴。文康舞是源自中亞康居的舞蹈，可能由粟特移民帶入襄陽地區，在南朝時期逐漸演變為一種本地民間儺戲，成為荊楚地區的臘日民俗，西方老胡也被俗稱為“胡公”。襄陽西北韓崗曾發掘一處韓氏家族墓地，年代當為劉宋時期，有的墓磚上模印“韓”、“遼西韓”等銘文，他們可能是來自中原的移民大族。襄陽西北谷城肖家營南朝墓也是一座畫像磚墓，畫像中也有非常明顯的中原元素，如浮雕于方磚正面的青龍、朱雀圖像、類如洛陽龍門石窟的尖拱龕，上有火焰狀背光，青龍、朱雀浮雕于龕內；同墓出土的籠冠男俑、束發女俑等陶俑——也與洛陽北魏墓葬所見相似，表明它們與河洛地區的聯系是十分緊密的。

來自關中、中原的北方移民為荊襄地區帶來了一股文化新風，改變了當地的社會生態。最能代表荊襄地區移民文化的應是西曲——誕生于劉宋時期荊、郢、樊、鄧之間的民間歌舞，以鼓、吹伴奏而無弦樂，極富農耕和商賈風情，應與漢水流域的外來移民及本地蠻夷有關。鄧縣畫像磚墓中也有一幅歌舞圖可能就是西曲表演。該墓以及漢水流域其他墓葬中常見一種頭戴尖頂氈帽、著短衣袴褶的武士陶俑，裝束與洛陽、建康等地常見的武士大不相同，可能就是南下大族的部曲或歸化后的土著蠻夷，也是西曲的創造者。

流傳至今的西曲大多以荊襄江岸城鎮為名，如《江陵樂》、《襄陽樂》、《三洲歌》、《大堤曲》等，內容與廟堂之上的宴饗之樂大不相同，多與商賈行旅相關，帶有濃郁的抒情性質，反映了漢水沿岸的民間商業貿易之盛。嚴耕望認為荊襄地域“可謂為中古時代最繁忙之交通線路，商旅繁會，聲色之娛最盛，宜城大堤，尤為妓藝聲色之中心，猶先秦之邯鄲、明清之秦淮”。大堤城在今襄陽峴山南麓，即劉宋所置華山郡所在地，也是西曲產生之地。嚴耕望解釋西曲的產生可能與華山郡的粟特移民有關，“頗疑或與蠻族聚居及晉宋時代西域胡人流寓置華山郡有關。西南少數民族之女性遠較漢人開朗活潑而善歌舞，西域胡人重商，其婦女亦活潑自由。此地區既多蠻族聚居，又多西域胡人流寓，而當商旅之繁會，故以當爐歌妓為業，習為時尚，至唐不衰歟”？

荊襄是六朝北方移民的主要落腳點，以文康舞和西曲為代表的地域文化正是由這些北方移民所創造，它們逐漸改變了中古長江中游的社會文化生態。

（二）安史之亂后的北人南遷

六朝時期北方移民經中線南下的目的地主要局限于荊州地域的襄、鄧一帶，時隔三百余年后的新一波北人南下浪潮則波及到了湖湘地區。安史之亂（755－763）后，大批中原和關中人士仍然沿著六朝時期的南北交通線路南下，“自至德（756－758）后，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這是由于襄、鄧一帶已無法承載源源不斷的南下人口，也由于江南大開發而致湖湘地區成為更理想的落腳地。唐憲宗元和二年（807），鄂岳等州已經成為朝廷賦稅的重要來源，“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每歲賦稅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

這些南下的北方移民中必有大量輾轉而來的胡人，他們可能是沿漢水而下的新到胡人，也可能包括早已定居荊襄一帶的胡人后裔，如六朝時流寓襄陽的粟特康氏家族。

陳寅恪曾以唐人文獻追尋岳州、潭州一帶的胡人蹤跡，根據唐代詩人袁郊《甘澤謠·韋騶》“千金估（賈）胡安穩獲濟”之語，否認日本學者以此證胡人往來洞庭通商之說，認為“估胡”二字只是唐人習慣用語，但又承認必有賈胡行舟洞庭之事。又引杜甫大歷四年（769）自岳陽南行衡陽時寫下的《清明》詩：“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凈客船。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認為此“胡童”之“胡”必指胡人之“胡”、“不論杜公在潭州所見之胡童是真胡種，抑僅是漢兒之喬裝，以點綴節物嬉娛者，要皆足證成潭州當日必有胡族雜居。若不然者，則其地居民未嘗習見胡童之形貌，何能仿其裝束，以為游戲乎？故依杜公此詩，潭州當日之有胡商僑寓”。

北宋筆記小說《太平廣記》有唐貞元間李朝威《柳毅傳》“洞庭君與太陽道士講火經”一事，陳寅恪讀至此處批注“火祆教”三字。火祆教是中亞粟特、西亞波斯地區的普遍信仰。榮新江也以此作為粟特胡人流寓南方的旁證，并引前人所論祆教《穆護歌》在黔南、巴僰間的流行情況討論南方多元文化中的粟特要素。葛承雍等根據唐詩中所見胡人特征的舞蹈追尋了胡人在湖湘地區的蹤跡，如唐代詩人殷堯藩《潭州席上贈舞柘枝妓》：“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坐滿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認為敦煌曲譜中記錄的“長沙女”很可能就是流落長沙的胡人女子，并引盧肇《湖南觀雙柘枝舞賦》：“瀟湘二姬，桃花玉姿。獻柘枝之妙舞，佐清宴于良時。??則有拂菻妖姿、西河別部”，“拂菻”是對東羅馬的稱呼。還認為李群玉詩《長沙九日登東樓觀舞》中的“綠腰舞”即“六幺”、“錄要”，是西域傳入的一種祭神胡風舞蹈，以此證明當時文人們在湖湘地區所見的舞蹈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

湖湘地區在唐以前開發不足，安史之亂后隨著大量北人南下，六朝時期襄陽一帶獨特的地域文化擴展至湖湘地區，形成了區別于中原和長江下游、以商賈和移民為主導的人文環境，窯業文化少受傳統的束縛，大膽創新，勇于進取，將濃厚的移民文化、商賈文化融入到瓷業中，最終催生了具有濃郁“胡風”的長沙窯瓷業風格。

三 小結

長沙窯是一處安史之亂后興起的以民間貿易為目的、以釉上彩“胡風”裝飾為特色的外銷窯場，我們在肯定它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密切關系同時，也不應忽視它通過陸路與中國北方和中西亞的文化聯系。長沙窯的“胡風”與其說是泛海而來的胡商經營活動的結果，不如說是六朝以來長江中游地區的社會變遷所致。六朝隋唐時期，幾次大規模的北人南下浪潮使長江中游形成了以移民文化、商賈文化為特色的地域文化，為長沙窯的窯業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經過岳州窯階段的工藝積累，長沙窯在這種新的、以胡商文化和移民文化為特征的社會環境中應運而生。

(本文作者單位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原文刊載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