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俄羅斯電視二頻道（官方名稱為“俄羅斯1臺”）開始在黃金檔播出由葉戈爾·阿納什金（Egor Anashkin）導演，韃靼族女星丘爾潘·哈馬托娃（Chulpan Khamatova）主演的八集電視連續劇《祖列依哈睜開了眼睛》（Zuleikha otkryvaet glaza）。電視劇根據韃靼族女作家古澤麗·雅辛娜（Guzel Yakhina）2015年出版的同名歷史長篇小說改編。這是雅辛娜的長篇處女作，卻出人意料地斬獲了俄羅斯最重要的年度文學獎項“大書獎”（Bolshaia kniga）和其他一系列同樣重要的獎項，隨后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出版，其中也包括簡體中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譯者為張杰、謝云才）。

小說以1930年代農村集體化運動中的蘇聯為背景。（警告：劇透！）不識字的韃靼農婦祖列依哈·瓦利耶娃生活在一個父權制家庭中，受盡丈夫和婆婆的虐待。她和丈夫在藏糧的途中被征糧隊撞見，后者為隊長伊萬·伊格納托夫所殺，祖列依哈則作為“富農婆”被剝奪財產，流放西伯利亞原始森林。靠著堅強的意志和難友們救幫，祖列依哈活過了地獄般的流放路程和在流放地的第一個冬天，還生下了穆爾塔扎的遺腹子尤素福。流放地的生活雖極端困苦，卻讓祖列依哈獲得新生。被流放的知識分子和前貴族悉心呵護母女倆，將尤素福培養成了一個有潛力的畫家。一直押送隊伍的伊格納托夫如今是流放地的警備隊長，逐漸與祖列依哈產生了感情，兩人最終走到一起。作為一個良心未泯的革命理想主義者，他不愿靠捏造假案槍斃居民來換取仕途，因而惹惱了上峰。在被革職前，他為尤素福偽造了出生證明，將其登記為自己的兒子約瑟夫，從而促成其踏上逃亡列寧格勒學畫的路途……（劇透終）

“反蘇”、“辱俄”話語下，歷史的再迷思化

根據叫好又叫座的歷史小說改編，又是一個正能量的女性解放故事，外加瘟疫封鎖期間人人居家看電視的時機——這本是像阿納什金這樣的年輕導演確立名望的絕佳契機，然而第一集才播完，事情的發展就出乎所有人預料：社交媒體和電影評分網站被排山倒海的惡評與謾罵淹沒，噴子們齊刷刷地揮舞著“反蘇”、“辱俄”、“第五縱隊”等這些年在俄羅斯輿論場來越來越常見的標簽。而且更為陰險的是，多數謾罵繞過了電影真正的責任人，而是對準了兩位女性——原著作者雅辛娜和女主角哈馬托娃。一位臉書用戶的帖子可以說凝聚了類似言論的精華：“俄羅斯1臺在播放連續劇《祖列依哈睜開了眼睛》。女辱俄分子丘爾潘·哈馬托娃在這部反蘇宣傳影片中擔任主角。美國國務院訂制了這部電影，而我們的俄羅斯1臺竟然轉播它。丘爾潘·哈馬托娃是個柿油黨（liberast），參與LGBT運動，并且為攻打蘇聯的法西斯感到惋惜。”

封鎖這一回只起到了負面作用，就像作家沃多拉茲金（Evgenii Vodolazkin）所說，過去俄羅斯人只需“喝上150克一覺睡過去”，早上再去上個班——“該罵誰罵誰，再踹踹桌子泄憤，然后就能神志清醒地回家了。但如今卻沒有任何類似的宣泄渠道。他枯坐家中，能罵的人都早已罵過。這時有一部電影上映，然后他掏出電腦和手機，便開始發帖了。”因對影片的立場相左而“友盡”的例子也層出不窮，文學批評家加林娜·尤澤弗維奇（Galina Iuzefovich）就表示自己一早上“取關了六個好友，還把其中兩個拖黑了”。

政客立刻嗅到蹭熱點的機會。以擅長碰瓷名人著稱的非主流小黨“俄羅斯共產黨人黨”（KPKR）黨首蘇萊金（Maksim Suraikin）戴著他標志性的特朗普款領帶，別著卡拉什尼科夫沖鋒槍造型的領帶夾發表聲明，稱電視劇為“信息戰的組成部分”、“意識形態武器”、“裝在漂亮封面里的反俄產品”，并要求電視臺立刻停播。而更為主流的俄共（KPRF）議員加夫里洛夫（Sergei Gavrilov）則出面要求檢察院審查影片內容，并要求文化部停止資助這種“抹黑國家歷史、分裂社會、侮辱信徒”的影片。反諷的是，這位動輒讓檢察官來查文藝作品的議員還是議會“公民社會發展委員會”的負責人。

這些攻訐謾罵的緣由，無非是故事以農業集體化時期殘酷的去富農化運動（dekulakization）為背景。“蘇聯有那么多輝煌的成就，不去拍衛國戰爭、太空競賽、大國建設，卻盯著這些黑暗面拍，這不是抹黑是什么？”這背后的深層邏輯，其實是新世紀以降俄羅斯社會主流輿論對歷史的再迷思化，這種再迷思化扭轉了蘇聯自1980年代末以來對歷史去迷思化的進程，但新時代的歷史迷思又與蘇聯時期有所區別：對后者而言，迷思化的歷史是其自身合法性之基礎，而對前者而言，歷史迷思只是解脫經濟停滯、西方制裁、腐敗橫行的現實之麻醉劑——既然現實令人絕望（而在瘟疫的陰影下，就連未來都顯得灰暗起來），那何不沉浸在曾經的大國幻景中？至于是哪個大國，沙俄帝國還是蘇聯，這根本無所謂，只要國家夠大就行。

無獨有偶，三年前一部人畜無害的電影《瑪蒂爾達》（Matilda）因為講述了末代沙皇的婚外情史，被同樣愛碰瓷的君主主義者們打上“辱俄”標簽批倒批臭。雖然看起來兩部影片的攻訐者身處政治光譜的兩頭，但他們有著近乎一樣的思維方式，為同一個人在議會中充當橡皮圖章，而被他們動員起來參與集體迫害的很可能也是同一群人。順著這一邏輯，也大致可以理解當代俄羅斯主流輿論“貶列崇斯”的傾向——對這種思潮來說意識形態的連貫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一個大國被列寧“摧毀”了，而斯大林把大國又重新建了起來。當然，這給電影導演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比如說，要是他在拍攝俄國內戰時丑化白軍、美化紅軍，那么他或許就會被罵辱俄，而要是他對斯大林上位后的紅軍進行負面刻畫，那么他依然會被罵辱俄。

然而五年前，當《祖列依哈》小說問世時，得到的是普遍的好評，只有在作者的故鄉韃靼斯坦受到了抨擊（詳見后文）。那么為什么電視劇播出后，卻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對待？這是因為在如今的俄羅斯，電視與書籍的受眾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1999年以后，俄羅斯的電視節目，尤其是那幾個覆蓋全國的“聯邦頻道”受到了官方強力管控，這種管控在2014年克里米亞事變后進一步增強。電視節目里充斥著假新聞和陰謀論政治脫口秀，以至于人們現在往往用“僵尸盒子”（zomboiashchik）來謔稱電視。而受鉗制相對較少的圖書市場則多少還保存著體面。結果就像蘇聯搖滾元老、“時光機”樂隊（Mashina vremeni）靈魂人物馬卡列維奇（Andrei Makarevich）略顯刻薄地評論的那樣，“難道書講的是一回事，電影講的是另一回事？才不是。書是好書，影片不好？也不是。……無非是我們的國民被整齊地劃分為兩個物種。一個物種能夠讀書。另一個看電視。……這六年里進行了了不起的育種工作。而果實我們才剛剛開始收獲。”

然而反諷的是，制作這部電視劇的俄羅斯1臺本就是“僵尸盒子”最積極的育種者，理應對如何操縱“僵尸”駕輕就熟。更何況為照顧電視觀眾們的感受，影片在拍攝時已悄悄對原著中各種尖銳的地方都進行了打磨、粉飾，結果卻還是得罪了所有人。另一位著名作家維克托·葉羅費耶夫（Viktor Erofeev）的評論一針見血：“二頻道幼稚地以為，畢竟斯大林的所有成就并不都是正面的，以為可以把集體化……當作一個開放的話題。不，現在這已經不可能了！……政府的頭領們趕不上了，如今民眾……的步伐已經邁得太遠。我們再次看見一個悖論景象：國家的頭面人物……竟比那些滿懷仇恨地批評這部集體化題材電影的群眾更為自由派。”

這也是為什么甚至就連2014年后與當局過分親近，甚至不惜親自上東烏克蘭戰場交投名狀的當紅作家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都出人意料地表達了對雅辛娜的支持。不過這一表態的動機與其說是對同行的贊賞（畢竟他承認自己甚至沒有讀完原著），毋寧說是恐懼——因為就連他這樣深得當局青睞的紅人都無法保證自己不成為“僵尸”后浪的下一個席卷對象。

O tempora! O mores! 就在差不多十年前，俄羅斯1臺還曾拍過揭露性遠甚于《祖列依哈》的文學改編劇——索爾仁尼琴的《第一圈》（V kruge pervom）和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Zhizn i sudba），都獲得了大量好評，可如今一部不溫不火的《祖列依哈》卻足以鬧出讓創作者人人自危的風波。

但仍有不屈服的勇者，而此番遭受最嚴重打擊的哈馬托娃就是其中一員。她不卑不亢的公開回應再次讓人感受到這位杰出演員的智慧與人格魅力：

這種狂暴的反應更多是讓我驚奇。要知道我們的影片只是斯大林時代實際發生事情的一個非常輕快的版本，我曾擔心大家會因為不夠尖銳而批評我們。我認為，渴望洗白過去的基礎是幼稚、不學無術和惰性：不想沉浸在其中……但需知好的文學——索爾仁尼琴、沙拉莫夫、格羅斯曼、戈連施泰因——并沒有消失。只不過讀它需要內在的努力。現在不學無術、無知無畏的人越來越多了。要操縱這些人并不復雜，要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他們是很方便的。他們將歷史的悲劇性路標當作個人的屈辱。當我給我的孩子們指出錯誤時，他們也是如此反應的。

……

還記得《阿爾巴特的兒女》播出后人們的反應恰恰相反：“我們煩透了你們和你們的斯大林！夠了！你們不說我們也全都懂。”然而實際上去斯大林化在社會上最終也沒有發生。原因沒有被勾勒，事實沒有被清晰地陳述，結論沒有被做出。一切也仍將如此持續。

盡管有如此病態的反應，我認為，我們仍需積極地捍衛自己的觀察、自己的觀點。社會必須意識到，去富農化是犯罪，是謀殺，是無數人的悲劇。這是一場改變了我國歷史的道德倫理災難。

至少不能陷入失憶。一部影片敢在多大程度上觸及這個問題，這取決于每個導演自己。

我不認為這場迫害是針對我個人的。毋寧說它展現了我們的社會完全沒有準備好自我教育、開拓關于自己的真相。人們允許自己用這種敵意的、蠻橫的口氣來攻訐別人“玷污歷史”，在這之中存在著某種規律性。一切都摻雜在一起、互相關聯，就比如與粗魯相關聯的是野蠻與敵意，是無力選擇合適的詞匯來描繪自身的感受，只會吐一口唾沫然后就走開。他們沒有意識到，不必把時間浪費在傷害別人上。

但我想過，敵意也是一種防御機制，其中也包括防御恐懼。而如今有許多人其實是恐懼的。

韃靼族的炮火：東方主義殖民文學？

但是除了斯大林主義者的猛攻，《祖列依哈》還承受著來自另一個方向的炮火——作家和女主角的故鄉，也是故事的發生地韃靼斯坦。有人指責影片中所有韃靼族角色都說著一口流利的俄語，有人指責服裝、道具、舞美不夠民族風；祖列依哈最后與身為殺夫仇人的俄羅斯人伊格納托夫走到一起（“我們韃靼女人決不會做這種事！”），尤素福的名字被改成俄化形式，并跟了伊格納托夫的父稱與姓，這被視為背叛民族傳統。而對殘酷的穆爾塔扎、“吸血鬼”婆婆的描寫則被認為是丑化韃靼人的傳統生活……伊斯蘭教界也強烈不滿，一來因為劇中有一場兩名布爾什維克在清真寺的激情戲，二來劇中流放者上路前點名的名單里竟然都是現實中真實存在的韃靼教界名人，甚至包括現任俄羅斯首席穆夫提（遜尼派最高階神職人員）的塔朱金（Talgat Tadzhuddin）。而在韃靼民族大會（Milli medzhilis）、韃靼長者委員會（Shura aksakalov）和全韃靼公共中心（VTOTs）這三個民族組織的聯合聲明中，雅辛娜和哈馬托娃雙雙被“開除韃籍”，成了“俄羅斯（族）女作家”和“俄羅斯（族）女演員”，而“在影片中，無論在女性還是男性身上都沒有任何韃靼元素。韃靼語言和韃靼精神也同樣沒有。”與斯大林主義者一樣，韃靼斯坦的批評者也把矛頭對準官方機構，制作影片的俄羅斯1臺被稱為莫斯科丑化韃靼人意圖的傳聲筒，而韃靼斯坦與喀山地方當局慷慨贊助影片攝制的行為則被解讀成是在背叛民族利益、給不懷好意的莫斯科遞刀子。

由于在小說問世后就出現了不少類似批評，因此雅辛娜表示預料到連續劇播出后會出現類似聲音，但相信在韃靼斯坦支持她的觀點仍是主流，只不過“惡意的嗓音聽起來總是更響”。同時，雅辛娜稱這部小說具有兩個層面，韃靼民族身份、蘇聯歷史背景只是表面，而她真正表達的是超越民族的層面，是“一名女性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的位移，而正是這種空間轉換賦予了她第二次生命”。歷史學家伊琳娜·謝爾巴科娃（Irina Shcherbakova）認為，在韃靼民間的反對聲浪中有一種“逆向迷思化”傾向。為了對抗蘇維埃政權締造的歷史迷思，他們創造了一種反敘事，戴著玫瑰色的眼鏡來觀察蘇維埃政權到來前的農村生活、民族傳統和父權制秩序。而一些來自韃靼斯坦的批評言論反倒讓人有理由認為，雅辛娜在小說中描寫的那種父權制思維模式并未曾真正離開這片土地。比如，歷史小說家伊馬莫夫（Vakhit Imamov）就曾表示，這部小說不可能是雅辛娜一個人完成的，尤其是關于在流放地建造土窯的片段。“要想知道造土窯的全部細節，必須首先精通這一行當。只有男人能知道這一點。沒有一個女人知道建造土窯的細節。這段是一個男人為她寫的。女人在這方面既沒有才智，而且也不需要有。”

然而來自韃靼斯坦的聲音卻并非都是膚淺的無理取鬧。比如，韃靼族德語文學研究者努里亞·法特霍娃（Nuria Fatykhova）在科爾塔網（colta.ru）刊載的批評文章《祖列依哈反對祖列依哈》（Zuleikha protiv Zuleikhi）就深入分析了原著中的帝國意識形態。小說中除祖列依哈外幾乎所有韃靼角色都被刻畫得極為負面，而伴隨著祖列依哈之“重生”、“睜眼”、擁抱“現代文明”的，是她對宗教信仰（有伊斯蘭教的，也有多神教的）和民族傳統的拋棄，因而這種女性主體的重建、“女性主義的激昂”的實質是“帝國對一名（異族）女性與其宗教、文化傳統決裂的歡迎”。而尤素福的改名則是這個偽裝成現代化的俄化故事的壯麗尾聲，讓人不禁想起斯大林時期逼迫少數名族大規模改用俄族名字的實踐。

小說的情節結構非常符合經典東方主義殖民文學的套路：俄羅斯人（無論是布爾什維克，還是被迫害的舊貴族與知識分子）被呈現為西方/文明的化身，而韃靼人則是東方/野蠻的他者。男性他者（穆爾塔扎）作為危險的主體會被殺死，而消極的女性他者（祖列依哈）則會作為戰利品被征服者（伊格納托夫）擄走，帶入西方主體的規范空間，并臣服于“進步”的力量。

無論是對蘇維埃式女性解放的贊頌，還是塑造人物時略顯刻板的手法，雅辛娜的小說既沿襲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方向，又忠于東方主義殖民文學傳統。無怪乎在當代著名作家烏利茨卡婭（Liudmila Ulitskaia）為小說撰寫的序言中，將雅辛娜與伊斯坎德爾（Fazil Iskander）、雷特海烏（Yurii Retkheu）、艾特馬托夫（Chingiz Aitmatov）等用俄語寫作的蘇聯少數民族作家相提并論。然而許多韃靼斯坦批評者擔心的就是這一點——“影片以粗糙風格化描繪的韃靼文化之形象為根據來贊頌俄化，而原著則被呈現為民族文學的新典范”。或許這也是為什么無論小說還是改編連續劇都受到俄羅斯官方媒體以及文化建制的支持，因為它們再好不過地重復了一體兩面的帝國話語：硬幣的正面是“多民族和諧共存”，而反面則是作為先決條件的俄化。

盡管帝國遺產正在逐漸耗盡，但帝國話語仍然統攝著俄羅斯輿論場，即使傳統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往往也不能超然其外。在這場圍繞《祖列依哈》的論戰中，自由派在認真批判、分析斯大林主義者言論的同時，對韃靼斯坦的反對聲浪基本不屑一顧，往往只是用一句“韃靼民族主義者也感到不滿”一帶而過，而上文提及的作家葉羅費耶夫甚至拋出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這么一頂離題甚遠的帽子。事實上，在當代俄羅斯，“民族主義者”這個稱謂在不同的語境下有完全不同的內涵。一方面，一些公然持法西斯乃至新納粹立場的俄羅斯族人士會被輿論委婉地稱為“民族主義者”，而另一方面，少數民族人士往往只需稍稍表露些自覺的民族意識，就會立刻被貼上“民族主義者”的標簽，并被視作潛在的極端主義者和分離主義者大肆批判。

盡管法國諺語“刮開一個俄羅斯人，您會發現一個韃靼人”家喻戶曉，盡管莫斯科和喀山都樂于宣傳“韃靼人是模范少數民族”、“韃靼人是與俄羅斯人最為和諧共處的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這樣的理念，但兩者之間顯然還遠沒有達到不分你我的親密程度。沿著歐亞草原自東向西一波波奔襲而來的游牧民族一直被俄羅斯人視為來自東方的他者，而金帳汗國長達兩個半世紀的統治在俄語中被稱為“蒙古韃靼桎梏”（mongolo-tatarskoe igo）。盡管在韃靼人的自我認知中，他們是早已定居伏爾加河流域的保加爾人（Bulgars）之后，“蒙古韃靼桎梏”實際上是“蒙古桎梏”，而他們自己也是金帳汗國統治的犧牲品——因此在《祖列依哈》中，韃靼人將布爾什維克稱為“赤帳人”（krasnoordyntsy）——但這卻無法改變俄羅斯人的思維定勢。無論是在俄羅斯普通民眾，還是在多數知識分子的認知中，韃靼人都和從東方來襲、燒殺劫掠的游牧民形象牢固地捆綁在一起——就像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ii）的影片《安德烈·魯布廖夫》（Andrei Rubliov）中描繪的那樣（這部不朽杰作也引起了許多韃靼人的不滿）。而今年4月初，普京在抗擊新冠肺炎的第一次全民講話中，也將病毒與曾經“折磨”俄羅斯的東方游牧民族相提并論，只不過考慮到當下的政治正確，他沒有再點名韃靼人，而是以較少為人知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i）和波洛夫人（polovtsi，即庫曼人）代替。

而對韃靼人來說，自從伊凡雷帝1552年攻陷喀山后，身份認同危機就一直如影隨形。俄羅斯人誠然能帶來西化與現代化的可能，但實現這一點卻往往需要以拋棄民族的宗教、傳統，乃至語言為代價。民族及其文化復興的苗頭總是會被警覺的莫斯科及時掐滅。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隨著加斯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i）的新式教育法，亦即扎吉德（Jadid）運動的展開，喀山一度成為整個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這場運動在俄國境內卻隨著十月革命而迅速瓦解。1992年，韃靼斯坦通過全民公決與制憲程序實際已宣告獨立，但最終仍被莫斯科力挽狂瀾，最終作為一個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韃靼斯坦曾是俄羅斯少數幾個將俄語及民族語言都列為中小學必修課的地區，但這項“特權”也終于在2017年被來自莫斯科和本地俄族的持續攻勢終結。莫斯科則在今年提出的憲法修正案中繼續乘勝追擊，有關俄語是俄羅斯聯邦“國語”的第68條第1款如今又增加了一個頗為拗口的補充——俄語之成為國語，是作為“構成國家的（gosudarstvoobrazuiushchii, state-forming）民族”（即俄羅斯族）之語言。究竟什么是“構成國家的民族”，以及為什么俄羅斯族可以“構成國家”，而韃靼族就不能“構成國家”，這都有待博學的憲法學家們進一步解釋，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修改顯然不會對韃靼語越來越式微的地位帶來什么正面影響。

面對著這樣的持續性壓力，可以想象為何韃靼身份認同越來越趨向于防御性和否定性：成為韃靼人，首先不意為著是誰，而是意味著不是誰——不是俄羅斯人，也不是科里亞申人（kriasheny，即改信基督教的韃靼人）或者以各種其他形式被俄化的人。在沒有中間道路的情況下，（后）殖民時代的韃靼知識分子仍面臨一個兩難境地：要么用俄語接受教育，成為像雅辛娜和哈馬托娃一樣的俄化知識分子、藝術家（必須指出的是，作為一個并不失敗的帝國，俄國為少數民族提供的類似機會相較而言是相當充足的），成為“韃靼人”在外部世界的代言人，但本身卻遺失了民族的宗教、傳統和語言；抑或就是堅守自身的身份認同和文化，對來自俄羅斯或取道俄羅斯而來的新事物持天然的排斥態度，退縮在越來越小的話語空間內，一旦走出同溫層就會被人嫌鄙為“民族主義者”乃至“原教旨主義者”。在這一意義上，圍繞《祖列依哈睜開了眼睛》小說與電視劇在韃靼斯坦展開的爭論可以被視為后殖民時代韃靼人，乃至所有曾被殖民的弱小民族之身份認同焦慮的一個最新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