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蘭州的西北防疫處。 圖片來源：戈登·桑德斯 / 李約瑟研究所，CC BY NC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Covid-19）在過去幾個月里進入全球大流行狀態，越來越多的評論試圖解釋疫情爆發的原因和方式。大多數說法認為，該病毒起源于蝙蝠 ，并通過某一中間宿主傳播給人類。遺憾的是，有人利用這一假設煽動針對全球亞裔人士的種族主義情緒，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就是這樣。

在大流行過程中，試圖尋找一個確定起源是很自然的，但也有形成誤導的風險。尋找“ 零號病人”，將一些個人或群體作為一系列災難性事件的起點，是對流行病爆發的一種常規反應。就新冠病毒而言，早期被推測為大流行源頭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地點。

為了解釋目前的狀況，相關評論強調了多物種糾纏的作用：他們認為，野生動物棲息地與中產階級消費者群體之間的“ 越界聯系”逃脫了衛生主管部門的控制，導致流行病災難。然而，中國的防疫歷史揭示了人類、動物和環境之間一種截然不同的關系——這種關系從根本上塑造了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架構和策略，并有效緩解了流行病危機。

昔日中國的公共衛生

有關人畜共患疾病傳播的分析往往聚焦于人、動物和自然之間的復雜聯系上。但這些聯系在推動醫學進步方面的作用同樣值得重視。雖然爭議性的中醫藥成分，如穿山甲鱗片或熊膽，吸引了大量對于野生動物入藥的關注，但歷史上中國的公共衛生體系更強調牲畜和常見動物的流行病控制。這一趨勢肇始于1910年在東北爆發的一場臭名昭著的肺鼠疫。這場鼠疫很可能是中國東北地區大量捕獵野生土撥鼠的結果；雖然其確切的人畜共患病傳播模式尚不清楚，但人口密度增加與鐵路建設帶來的流動性增強這兩個因素的疊加難辭其咎。由此導致的疫情造成5萬多人死亡，最終通過嚴格的隔離和廣泛使用口罩才得到遏制。

東北鼠疫之后不久，中國北方又接連爆發了一系列流行病。因此，1919年，當時的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防疫處，成為當時主要的國家疫情預防和控制機構，主要任務是展開天花、鼠疫等傳染病疫苗和血清的實驗室研制，并且負責收集流行病學信息，開展城市疫苗接種和公共衛生運動，并支持微生物研究。位于北京天壇的中央防疫處成立后不久，就擴大了規模并在全國各地設立了辦事處。

該機構的調查沒有嚴格區分人類疾病和動物疾病。西北防疫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家分支機構于1934年在蘭州成立，管轄范圍不僅有甘肅，還包括寧夏和青海。該處的主要目的是調查影響家畜的疾病，生產牛羊炭疽以及牛瘟（一種折磨黃牛和水牛的病毒）等疾病的疫苗。其工作人員訪問了當地的村莊，對農村民眾進行家畜流行病（影響特定動物種群的疾病）的教育，并設立分站，診治患病動物和患者。20世紀30年代，即便在猩紅熱、白喉和其他疾病在當地居民中周期性流行肆虐之時，該處仍沒有放松獸醫和牲畜流行病控制。

在西北防疫處疫苗生產研究所的農場里，工作人員正準備給一匹馬抽血提取血清。 圖片來源：戈登·桑德斯 / 李約瑟研究所，CC BY NC

西北防疫處的家畜流行病工作對于制定新的衛生戰略功不可沒。這些戰略對現代中國公共衛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將重慶設為臨時首都，中央防疫處也將總部遷至昆明。西北防疫處成為機構重組后流行病控制網絡中一個突出的新節點，大部分工作轉為生產疫苗和血清，以防止在士兵和難民中爆發疫情。生產預防鼠疫、霍亂和天花等人類疾病的疫苗需要大量的動物實驗。這一背景下，西北防疫處廣大的馬廄成為重要的國家資源。要維持實驗細菌和病毒株的毒力，關鍵是要通過嚙齒動物、兔子、馬和小牛等進行活體傳播。從這些動物身上提取的淋巴和血清可以用來制造足量的疫苗，從而使針對霍亂、斑疹傷寒、天花等疾病的大規模免疫接種成為可能。

在《 大規模免疫接種：現代中國公民的身體和國家權力》一書中，我認為，中央防疫處在中國戰時腹地與一系列地方衛生管理機構和國際援助組織合作，制定了大規模免疫接種戰略。這些制度具有深遠和持久的影響。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央防疫處重新確立了其國家機構的地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免疫接種成為衛生部的一項關鍵戰略，反映出全民動員和預防保健的必要性。20世紀50年代，全國開展了天花、傷寒和其他疾病的疫苗接種運動。這些活動通常作為保護國民健康的“愛國衛生運動”的一部分進行，首次發起是在抗美援朝期間。

歷史的遺產

大規模免疫接種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的一個手段，而且在全球衛生領域發揮了主導作用。到上世紀70年代，西方觀察人士普遍認為中國的衛生行政部門極為成功，尤其是因為它在上世紀50年代通過廣泛的疫苗接種計劃，為推動全球根除天花取得重大進展做出了貢獻。中國在1972年重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時，被譽為國際衛生領域農村和初級衛生保健新興戰略的典范。然而，1978年以來的經濟社會轉型帶來了醫療管理和護理的根本變革；在野生動物養殖日益成為農村重要的收入來源的同時，農村醫療體系也在弱化。

2003年的SARS大流行（另一場由人畜共患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導致的疫情）促進了中國流行病學的專業重組。今天，中國對新冠疫情的應對得到了外國觀察人士的高度 贊揚。他們認為，中國國內疫情傳播的放緩與大規模資源調動和廣泛隔離的戰略有關。因此，二十世紀早期先例似乎具有持久的意義。

關于新冠疫情如何在中國爆發的討論，以及對致命的種間糾纏得以發生的環境和社會因素的批評，很少與對中國疫情應對的贊美聯系在一起。然而，起源和應對顯然是相互依存的。人類、動物和當地環境之間的復雜關系可能是導致致命大流行出現的原因，但在截然不同的情況下，它們也可能成為解決問題的生物醫學過程、專業知識和網絡中的關鍵。

作者：瑪麗·奧古斯塔·布萊澤頓，劍橋大學歷史與科學哲學系講師，主講科學、技術與醫學的全球研究課程。

翻譯：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