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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研究︱黃道炫:中共抗日根據地的衣、住、行

黃道炫
2020-06-30 11:08
來源:《抗日戰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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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便戰時,相關記載也較多,相較之下,衣、住、行盡管也是生活要素,但因緊迫性相對不那么高,記載要少得多。偶爾可以看到的一點反映民間狀況的材料,也多和食物放在一起,比如有材料說到山東菏澤縣第六區大楊湖村:“村民主要生活依靠是種地務農,生活程度是低的,穿的都是粗布(自己織的布),吃的大部是高粱、大豆、玉米。”劉榮日記記載平西民眾衣不蔽體的慘狀:“一個十六歲姑娘在推碾子,同樣爛得大腿都露在外面,是很健壯、很樸實的好女孩兒。觀其臉與剪發頭很好看,觀其下身,引起我無限難過。當時把自己一件破的襯衫脫給她。回頭又往里面一走,很多,還有一個十二歲姑娘,除小肚子上蓋一塊布外,赤身一條,小孩兒也是剪發頭,大眼珠兒好看,細細詢問一番。這孩子從小長到現在十一二年還沒有穿過衣服。”

相對而言,八路軍干部的日記中,留下了一些軍人在戰爭中衣、住、行狀況的記載。軍人長期背著武器、干糧袋子行軍,衣服、鞋子消耗極大,戰爭時期,供應緊缺,衣著問題構成不小的困惑。高魯日記記有軍人衣不蔽體的狀態:

戰士們衣服最破的地方是扛槍的右肩,褲子最破的地方是屁股、褲襠、膝蓋。沒有布補,便把褲腳的布剪下來,褲腳雖然短了,但打了裹腿也行。秋末冬初,戰士們還穿著單薄的破軍衣,凍得牙齒咯咯作響,腳也打顫,像得病似的。不少人咬緊牙,手攏在袖子里,還要向前揣,兩腳并得筆直。但不過多長時間,牙齒又凍得發響,像打架一樣,肩也聳起來,將頭縮進肩里,脖子一點也看不見了。

八路軍紀念館的雕塑

林以行從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后到前方發現:“戰士們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今年只發了一套單衣。現在已進入秋天了,陣陣西北風早晚已感寒冷,戰士們幾乎都沒有鋪蓋。”已經晉升為下級軍官的劉榮,情況也好不了多少,1945年他寫道:“公家規定三年一換被子,今天蓋的被子是一九四〇年發的,里面已成糟的。另外在一九四三年殘酷反‘掃蕩’戰斗中,鋪的穿的已掉光了,按理說應補充,然而忙于調動沒有補充。現在沒有鋪的,真的不論到哪里都是溜著光席或門板。沒有襯衣,是高來弟給了一件舊的,匡藍同志給了一件快要破的,如此度過這幾年的歲月。”

中共武裝游擊作戰,常常大幅度移動,河北寧晉有民謠說:“八路神,八路仙,一天不見走一千。”不斷的長途行軍,鞋子消耗極大,北方寒冷的環境又無法長期光腳。八路軍干部鐵沖寫下行軍時鞋子壞了的處境:“一天的行軍,通過了汽路和馬路,在泥濘的山路上一步步的行進,山泥、石頭、水、沙......在腳下流在后邊,我的鞋子好容易走到了南莊,一支〔只〕鞋底破了三瓣,一支〔只〕開線斷了兩截。晚上睡都睡不著,如何處理鞋子問題?又想開口向別人要,又怕對方沒有時難為情,后來沒有辦法不想它吧,可是說馬上出發就得打赤腳。”鐵沖這段日記寫于9月底,此時北方地區還未到嚴寒季節,再過一兩個月,失去鞋子的痛苦肯定會成倍增加。鞋子成了軍人的大問題,一旦丟失,會有切膚之痛:“呂司令給我的那雙鞋,我忘記帶,所穿的倒是非常壞的牛糞紙的鞋。當想起來時,已出來了二十多里路。這本是件小事,但一路上氣憤得簡直出不來氣了。”為了鞋子,觸犯紀律的事也時有發生:“有個戰士沒鞋穿,出發前偷了老百姓一雙半新舊的鞋。出發后才穿上。有人問,他才將鞋的來歷說出來,并且說:‘我沒鞋穿呀!’。還有個伙夫,把老鄉的一件破單衣藏在水缸下準備撕開打草鞋。”

為保證軍鞋供應,地方上付出很多努力,“富人出材料,窮人出人力。有的人家很窮沒有布,便撕下自己的褥子來做鞋”。中共也盡力減少民眾的做鞋負擔,強調:“軍鞋只應軍人穿,軍鞋必須保證。這是一。其次,每雙鞋老百姓賠的很多,要減少數目,要盡量穿舊鞋,釘補舊鞋。團體干部每年動員鞋數規定的太多,應減少到四雙。……第三,軍鞋分配基本上依有人出人原則,但須同時照顧有錢出錢,以村為單位調劑之。第四,游擊區還可以作一點鞋,以補根據地之不足。”同時,號召部隊官兵自己動手,解決鞋子問題。高魯記下自己打草鞋的經歷:

我們把馬蓮草曬干,用水泡后再蒸,就可以用來打草鞋。如果一次用不完,還可以再次晾干。同時,再用水浸一下。挑選長的打成繩子,擰成三股打草鞋。較短的馬蓮草可以換錢,每百斤可換25張紙。這種草鞋可穿十天半月。如果沒有行軍,草鞋能穿1個多月。草鞋底也用馬蓮草打成,只是繩子是4根合為1股。

八路軍艱苦的處境,看在民眾眼里,有時會被過度解讀,比如:“我們不少人穿短褲背糧,老百姓說:‘看這些隊伍窮得沒長褲子。’”其實八路軍不是沒有長褲只是背糧時怕熱才脫去的。又比如:“晚飯后,大家打籃球。主任、干事、小鬼都上場了。老百姓見許多人在搶一個球,說:‘當官的也來搶球,一人買上一個球多好呢!’”因為衣服缺乏,1942年10月,晉西北鄉村已經是冰凍時節,部隊仍然穿得很少,腳上只有草鞋,老百姓見了后說得很形象:“八路軍真能干,穿上麻鞋(草鞋)在冰上站。”

前方軍人衣履供應緊張,后方的處境也好不到哪里。何方回憶:“延安生活中衣食住行中的衣,更是隨便,誰有什么就穿什么。一開始,各人都帶有行李,衣服能穿一陣,穿破了還可以撕成布條打草鞋,或自己改一改,縫個褲衩什么的,公家只發一套從國民黨那兒領來的軍裝制服和有青天白日的軍帽。1940年起就每人每年發一套襯衣,兩年發一套棉衣。棉衣,許多人都是湊合著穿,破了補。”至于衣履的質量,更是無法保證:“延安工廠是有缺點的,襯衣不結實,去年我的一件,洗了兩水,用手一摳就是一個窟窿;禮拜鞋,去年的氈鞋底子只作了七八針,有的上下山一次,底子就脫落下來,大衣原料羊皮、洋布很好,但做的又小,樣子又難看,而且非常臭。”

部隊流動的最大難題是宿營。八路軍紀律嚴明,生活細節非常注意,行軍宿營通常能夠做到:“大小便能找廁所或自己挖,行進中自找掩蔽處,或離開道路較遠的宿營地,每個人員都能熱水洗腳,早上也能將臉洗了。休息時能洗衣、洗澡。”困苦的條件下,這體現了一個有高度自我期許的政治力量的自控能力。即便如此,為士兵的安全、衛生和健康著想,還是需要尋找相對較好的宿營地,這就需與當地居民溝通,征用居民房屋。而經過戰爭尤其日偽軍的破壞,百姓住房已經十分緊張,“大部分村莊是被燒掉了,許多村莊所剩的便是房屋的土框子,完好的房屋所剩無幾”。高魯日記記載了尋找宿營地的經過,大致可以看出當時部隊宿營的一般狀況:“吃飯時,通訊員帶來一個老鄉。連長問:‘你是鄰長嗎?’‘是。’‘請找些破席子來,我們要搭放哨的棚子。’那人說:‘我沒辦法,找不到。’連長便請老鄉吃飯,飯后,那人說:‘我替你們找,總不能讓你們淋雨吧!’”這是耐心工作的典型案例。林以行的日記寫道:“我們隊伍分到各家住宿,遇到一家娶媳婦辦喜事的,炕上擠坐了十幾個婦女,他們不肯離開暖炕,我們的同志也不能在野外凍著,北方二月的夜間實在太冷了!他們只好在屋內找靠墻的地方擠坐下來。”

當然,八路軍也是人,也有性急的時候,下面的案例就可以看出:“天晚了,隊伍到了一個老鄉家。這家有四五個人,老鄉說:‘這是我的家,我不讓住就不能住!’有人說:‘非得住不可。日本人來了,你敢這樣說嗎?我們打日本人,你看著辦吧!’老鄉想通了,軍民都擠在一間屋里睡了。”高魯說到的現象,在徐光耀的日記里也可以看到:“早晨找房子,找了好久,發現一新大陸,叫了好久門,都不開。玉山用力一推,把門推開了,大家到了里面,都大發雷霆起來。使房東很難為情。待住好房子后,我本想解釋一下,可是有人還是怒火未熄,使我無法開口。后來,居然把關系又弄好了。”

盡管不可能沒有磕磕碰碰,但中共軍隊盡力不侵害民眾利益,注意民眾情緒,雙方關系總體融洽。鑒于住宿問題處理不易,房東群體被列為非常重要的團結對象,王林日記記載中共專門開會招待房東后他們的反應:“房東老太太回來樂得不得了:‘還來這個,俺招待得你們多不周到啊,跟著我們受罪唄......還叫我們說話,俺哪會說那話啊......’。”

在外住宿,最困難的是部隊中的女性。林以行跟隨部隊行軍時,夜晚宿營,找房子住非常困難,每到一村只能是老百姓各家擠出一兩間給部隊住,不可能為女性單獨安排一間。有一次,林以行被指定和政治處黃主任住一間。林在日記中寫道:

我認為黃主任是領導人,是同鄉,尤其重要的他已結婚,所以我沒在乎和他同住。我睡在老鄉存糧的大柜上,夜間黃表現很壞。他故意多次咳嗽,隔一會外出一次小解。到后來他竟到我跟前問我:“冷不冷?”我立即驚坐起來拉緊被子怒吼“你要干什么?”———可能出乎他的意料,他一聲不響地回到炕上睡了。

林的日記中多次記載和男同事同住一屋,只有這一次發生狀況。為此,她擔憂、氣惱了很多天。有趣的是,林后來的丈夫就是在這樣的合住中遇見的。1940年10月1日,她日記中寫道:“我們科和宣傳科的十幾個人分住一個屋子,屋內一鋪大炕,……我們科里小鬼幫我找來塊木板支在墻角,免〔勉〕強能睡下。”此時,是百團大戰之后,大家睡下開始講戰斗故事,“我躺在靠墻角的木板上,靜靜地聽著。心想,他們都為自己在戰斗中做出了貢獻而自豪。后來卻又聽到一個小伙子講什么大臉鬼的故事,我也很有興趣地聽完了”。這個講鬼故事的小伙子叫胡昭衡,后來走進了林以行的生活,他回憶:

記得我們相見是在“殺聲震天在華北”的百團大戰時候,那時隊伍住在一個荒僻的村落里,我們十幾個人住在一個屋子。你給我的印象是一個男孩子般的女子……之后我們分別了,你到雁北過了幾個月的游擊戰爭的生活。但那時我并不奇怪,因為已經有過一位女同志跟隊伍在雁北跑過,她有馬騎,她有流言追蹤。......后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從別人口里知道你在雁北的艱苦生活時,我肅然了。

部隊作戰期間,住宿更為簡陋。劉榮日記記載:“戰斗后,村里房子被鬼子燒掉一百五十間,老鄉的住房就成問題了,二十五家人只住十五間房子。這次我們兩個連也住在這里,實在不行,有的同志就住到村外小廟的棺材里,衛生員、司號員不住,怕鬼,經解釋才住下。”抗戰行將結束時,劉榮參加綏遠地區作戰,夜晚宿營,戰士常常只能在門板上將就睡下:“戰士們個個睡得很熟,除鼻鼾聲外,萬籟無聲。有的幾個合睡在連在一起的門板上,有的是單個睡在門板上,除少數著雨衣外,都是著單衣而睡。這時雨后氣候相當秋末初冬,不禁捏了一把汗,如果病了怎么辦呢?”

吃穿住之外,戰時其他基本日用品也十分緊缺,只能因陋就簡。沒有筆,解決的辦法是:“自己造石板,將不用的磚瓦磨光,可以用石筆在上面習字。自己造石筆,用硬土、硬石灰和水成泥,用水搓成長圓條,曬干,可以在石板上寫字。自己造鋼筆,用硬蘆葦桿,一頭削尖,把里面松軟的芯去掉。在削尖的地方用刀子劃開一道縫,使墨水容易流出來。”日常洗漱用品更是簡陋:“一塊錢的津貼,只夠買點兒生活用品像毛巾、牙刷、牙粉什么的。國民黨加緊封鎖后,牙刷、牙粉也買不到了,就自己做牙刷、用鹽水刷牙。有好幾年,我用的牙刷就是自己用豬鬃做的。......只要用絲線把豬鬃綁起來,從窟窿眼兒里穿過去,把鬃毛剪得整整齊齊,牙刷就做成了。”林以行是女干部,相對注意衛生,她觀察到:“天還沒大亮就開飯了。大家不洗臉也不漱口就吃飯,這是很平常的,我也看慣了。但我自己總是想辦法弄點水擦擦臉才吃飯,盡可能地講衛生。”

日常生活中的有些困難常常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戰爭時期,人員流動頻繁,日常交流會遇到語言不通問題。彭柏山寫道:“在洋河鎮,一個戰士向老百姓借腳踏車游戲,當時一個婦女要戰士先付了錢才能騎車。戰士回答騎了之后才付錢。結果,那婦女誤會,以為戰士罵她是‘妓女’,做了‘生意’以后才付錢,因而吵鬧起來。由此,使我想到語言的不通,實在是人與人接近的莫大障礙。”正因為要克服語言不通,中共強調行軍時對民眾展開宣傳,“最好是本地人,學會講本地話,這樣群眾才愛聽”。不過,漢語語言結構相近,尤其長江以北地區,大部分語詞發音相似,方言障礙也沒有想象的那樣巨大。林以行是湖北襄陽人,她到山西興縣后與房東交流時發現:“她的口音、土語我聽不懂,我的口音說的話她也聽不懂,但我們畢竟都是中國人,邊說邊比劃加上猜測,有時大笑起來。她說的主要意思是羨慕我識字,又能當兵,真好!”

(本文原題為《中共抗日根據地的日常生活》,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0年第1期,作者黃道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本文為該論文的第二部分,原文注釋從略。)

    責任編輯:鐘源
    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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