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嚴重破壞中國民眾的日常生產和生活，中共根據地大多數身處敵后，直接面對日本軍事力量的壓迫，遭受影響尤為巨大。整個戰爭時期，日軍對根據地的摧殘和打擊從未間斷，燒殺可謂家常便飯：“敵幾次在井陘殺良民，填滿了米湯崖、黑水坪、溫塘等地吃水井，上面以大石壓著，周圍四方人民來找自己親人者，觀此情形淚流滿襟，撈上往往不是自己親人，因此死尸鋪滿了附近廣場，無首的無四肢者、一身兩段者、割生殖器者、女生殖器插物者、割五官者等死的悲慘，觀不忍觀。”搶奪更不可免，搶奪對象包括糧食、牲口、農具、衣物等各種物資：“搶奪辦法多是組織災民，利用災民之饑餓進行搶取和災民對半分，或搶一石交敵八斗，小的農具家具歸災民，所有在敵武裝掩護進行，能搶走的搶走，不能搶走的即進行破壞，燒毀。”

遭受日軍破壞地區，民眾生活空前困難，“當你在任何一個莊村開飯時，都會有一群全身很瘦，肚子很大的小孩群集在你的周圍，目光不動的盯著你，時刻可以看見嘴中在吞著自己的唾液”。日軍燒殺搶掠既緣于野蠻本能，也是對根據地民眾的示威，冀望以此打擊根據地的戰力，離散根據地的民心，這些舉措起初收到一些效果。出于對八路軍不能阻止日軍“掃蕩”的不滿，山西省武鄉縣民眾一度流傳歌謠：“八路軍來至[自]四川，穿的黃小布衫，吃的是合理負擔，敵人來了鉆到后山，敵人走了出來宣傳。”極端的例子，甚至“老漢從茅廁里跑出來，用拐棍打要糧的軍隊，以及把軍隊吃飯的飯碗奪了，不叫吃飯”。

燒殺搶掠固然可以嚇阻民眾于一時，卻無法讓民眾歸心。隨著根據地頑強堅持，民眾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群眾在幾年的斗爭中特別在去秋的反‘掃蕩’中，有他的政治經驗，知道敵人不能長期控制我根據地，信賴我軍與抗日政權，他不會輕信敵人的話而受其欺騙。”八路軍干部馮毅之的親身觀察也證實了這一點：

這個村（長秋村）自從抗戰以來，敵偽頑曾焚燒過無數次，頭幾次我也在場，情景與現在完全不同。他們見到自己的房屋用具燃起熊熊烈火，一切化為灰燼，真是痛不欲生，怒罵敵人，也埋怨我們，大哭大嚎，象活不成了的樣子，現在卻再聽不到埋怨的話語和哭嚎聲音了。他們除了盡力撲滅火焰，搶救剩余用物外，只是滿懷著復仇的沉默。

連續的燒殺，激起民眾的敵對情緒。山西武鄉的調查說，日軍“殘暴的燒殺（燒房三萬余間，燒糧二萬余擔，殺人七百多，傷一百三十余人），粉碎了武鄉人民‘哪個朝廷不納糧’的幻想，激起深刻的民族仇恨”。劉榮觀察到，是否遭受日軍燒殺直接影響民眾態度：“下午到白家惠，借書，均碰釘子。當時對該村印象特別不佳，探其原因，百姓沒有受到敵人施毒，人民的思想進步、開化較之于別村差。”當然，民眾情緒的改變，也和中共艱苦的努力分不開：“有些地方在敵人燒殺后，情緒很低落，悲觀失望，不滿八路軍，以為八路軍不打日寇，不保衛他們的村莊，這時到一地方......親自幫助群眾造房子，捐糧食等———經過這個過程后，群眾看到到底是自家人，又特別相信、愛護，把仇恨心轉移到敵人方面。”

日軍的燒殺搶掠破壞根據地的生存資源，造成民眾生活水準急劇下降。1940年，王紫峰在根據地找一些群眾調查當地物價，發現“各種物價都較盧溝橋事變前漲了三、四倍，而工價一般只增加了一倍或不到一倍，吃虧的主要還是工人和軍人”。關系基本生存的糧食普遍匱乏。1941年，晉冀豫根據地的報告寫道：“冀西、晉中人民無糠可吃，樹皮吃光，平定、昔陽、和順、邢臺、贊皇等縣平均每月餓死45人。”山西遼縣戰前糧食產量年均24萬石，1939年減少到12萬石，下降50%。盡管后期有些地區出現改善的趨勢，但戰時根據地民眾基本生活尤其糧食供應的緊張狀態應無實質改變。1944年，晉冀魯豫邊區的調查顯示：“冀西、豫北一帶，終年不斷吃糠，而且占著相當大的比重，即所謂‘半年糠菜半年糧’。晉東[西]南各縣，過去生活雖也同樣簡樸，但吃糠的地方還是很少的，但自抗戰以來，不斷遭受敵人的破壞掠奪，人民原有一些積蓄已消耗殆盡，加之四二、四三，兩個連續的荒年，到現在吃糠的也比過去增加了。”

艱困的局面，直接影響和威脅到個體生存。張南生日記寫道，由于日軍“掃蕩”的破壞，民眾流離失所，一間破廟里住著一位五六十歲的老人和四五個小孩，“老頭說原有數間房，2頭毛驢，四十畝地，好地往年吃不了，還剩下一點（估計是個中農），房子被鬼子燒了，驢子被拉走，地被去年大水沖了32畝。今天只得在廟里住，賣點飯過日子”。相對富裕的地主、富農生活也不好過：“現在有2個地主和一個富農（地主降為富農），吃的是紅糧或玉黍蜀，其他6個富農是紅糧配上多半數的花生餅子?吃窩窩頭的。大多數是吃樹葉稀飯。”山西陽城、沁水一帶民眾生活極端貧困：

普遍的群眾是喝著米羹飯（水里邊下一些米和菜，加一些調和）。當然這種飯也因階層的不同而有好壞之別了，普通的中農每日三餐米飯能下米6合—9合（以人為單位）。貧農就又不同了，每日每人用米3合—6合，而且不是純米，要拌一些玉米渣子或糠的。富農人家每日3頓米羹飯仍同中農一樣，只是每隔數日吃一次豆面條和子飯而已。地主一般的情形和富農同，但和子飯吃的次數比較多些，有時還吃一兩頓小米干飯或吃干豆面條罷了。

劉榮經過阜平時，到一個老百姓家中，“燒茶水，要做飯，但沒有東西做，吃的只是棗泥和樹葉子。阜平好多老百姓都是如此，......阜平地區貧瘠，走遍四省真是罕見”。這樣的情景，不一定為戰時所獨有，但戰爭的確加劇著貧困的狀態。極端困苦之下，選擇自盡的也不罕見：“自從4月底下了一場雨，至今沒再下雨，旱情仍然相當嚴重。......有個孤苦的老人，挑了一擔瓦罐來擔水，在回去的路上，眼看就要到家了，不小心失足，把瓦罐打碎，水全灑在地上。他想來想去，感到沒了活路，解下腰帶在樹上吊死了。”

匱乏的環境下，人們的心理企求大大降低，劉榮寫道：“昨天王永炎有幸搞來了一點驢肉，雖不多，每人還是吃了六片，覺得格外香，因為好久好久沒有吃過肉了，環境使得把吃肉的念頭也打消了，只是想有新小米做一餐燜米飯吃，就真心滿意足了！”當年的回憶中提到八路軍想盡辦法解決吃飯問題的場景：“五花八門的‘飯’做出來了。一種是用楊槐花和楊槐葉，先在開水里燙了，摻上榆樹皮磨成的面，還少量摻上一點豆面，放些鹽巴，和成餅，在鍋上蒸熟，色黃，戰士們高興地叫它為‘雞蛋糕’。......再一種是把楊槐葉、楊槐花和野菜洗凈后放在鍋里煮，等煮爛后，加上一些榆樹皮面和鹽巴，再放上一點油星子，因為湯里有樹葉、樹皮和野菜，所以戰士們風趣地叫它為‘三鮮湯’。”相比戰士們，農民的想像力有限得多，他們想像中，“蔣委員長也不過是每天吃餃子吧”。

大生產運動前，八路軍的生活常常比當地民眾還更艱苦，“沿滹沱河邊群眾生活較部隊上好幾倍”。山西口述訪談中老百姓心目中的八路軍形象是：“連旱煙也吃不上，吃的就是那芥黃黃苗子，好多那種都是。（后來）住下和老百姓慣了，問老百姓尋上些旱煙，紙煙根本沒有。后來部隊生產自救，在糧食問題上才緩過來。那會兒就是吃煮黑豆、煮蕎面，那可是艱苦咧！”晉西北地方貧瘠，部隊生活更為困難：“四〇年晉西北部隊異常困難，士兵受凍受饑，因而致病而死，逃之而亡的數千人，......兵士中吃黑豆者有，搶飯吃者有，完全無被蓋者有（獨二旅一個營三百多人只有三十床毯子）。”平時伙食太過清淡，偶爾會餐，就出現這樣的場景：“紅燒肉吃了兩塊便沒有了，雖然饅頭每人五個是吃飽了，但肉并未解過饞。在吃的時候，剛吃下兩個饃菜就沖光了，在沖的時候誰也不肯講話，沖鋒結束喝開水時，都稱贊這個會餐還很好，實在是不可多得的機會。”這里的“沖”字，貼切傳達出會餐時人們心無旁騖、爭先恐后的情景。

當然，不同地區情況并不完全一樣，陜甘寧后方地區的干部、軍隊比之前方，處境明顯更好一些。曾志回憶，1939年到延安時，發現延安的生活比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好：

在上海天天與我們作伴的是酸菜和開水泡飯，就這么還經常吃不飽。延安雖吃小米，且殼子多，口感不好，拉嗓子眼兒，但管飽。這很重要。道理明擺著：吃飽肚子比什么都好。菜也不錯，不是白菜，就是土豆，沒有斷過頓，量又多。……延安的群眾很少種菜，也不大會種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蘿卜、白菜、土豆、紅棗都還容易買到，就是豬肉、雞蛋之類也并不缺，還便宜。一斤豬肉就兩角錢。

如果說曾志是干部或許供應好一些，何方當時還是普通學員，他的回憶代表更多普通人的感覺：“在延安的吃飯問題，除一個短時期外，基本上都可以吃飽，只是油水太少，作為細糧的面食很稀罕，大米飯好像沒吃過，一年四季全是小米干飯和稀飯。......由于很少吃面食，所以大家，特別是北方人，一遇到吃饅頭或面條就像沒了命一樣。”大生產運動后，延安伙食狀況更為好轉，從敵后來到延安的八路軍干部發現：“延安黨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湯。大盆四方塊紅燒肉，讓你吃個夠。我問他們是不是都是七大代表吃這么好。答復的是你來已減少了一半，過去是八個菜。”相比之下，直到1944年，太行根據地的軍隊生活仍很艱苦，“只能吃小米一斤四兩，七錢清油還吃不到三錢，用菜蔬彌補，勉強夠吃”。

延安生活較之前方根據地更為優裕的現實，不免引發一些牢騷：“我到綏德見到大光商店、獨一旅商店，吃得很好，架子很大。我說王八蛋們吃的和肥豬一樣！我們在前方和敵人拼，擋著敵人，你們在后方快樂逍遙。咱們應該換換班！”這應該是當時不少前方將士到延安后的共同心理。由于客觀環境的差異，即便中共這樣一支強調平均、平等的力量，也不可能消滅地區間的差距，放到歷史的環境中觀察，這應該不難理解。同樣在前方，官兵差距也客觀存在。抗戰時期，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后，按照正規軍的標準，官兵差距較之紅軍時代放大，所謂“干部生活從營以上即很好（連的倒很苦），越上越好”。當然，這里的所謂“好”，只是內部間的比較，整體上說，貧窮、匱乏是普遍現象，解決溫飽問題始終是當務之急。

（本文原題為《中共抗日根據地的日常生活》，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0年第1期，作者黃道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本文為該論文的第一部分，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