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須過多強調來自巴比倫和亞述的材料是如何幫助理解以色列政治與宗教史問題的。巴比倫傳說在希臘神話中的回響早已得到認可，數量雖非巨大，但卻無法令人忽視。最著名的直接借用的例子無疑是阿多尼斯（Adonis）和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的神話，其主要情節與巴比倫的塔穆茲（Tammuz）和伊什塔爾（Ishtar）的傳說高度一致。這種情況不僅存在于神話中，與之伴隨的節日和儀式也通過敘利亞海岸上的拜布洛斯（Byblos）和塞浦路斯的帕福斯（Paphos），這兩個阿斯塔特（Astarte）崇拜中心被借鑒過來，傳到希臘。希臘神話中的阿克托安（Actaon）傳說也是巴比倫起源的。阿克托安顯然與被伊什塔爾愛上的牧羊人一致。后來牧羊人被伊什塔爾變成了一只金錢豹，最終被自己的獵犬獵殺了。

早就有人指出民族英雄赫拉克勒斯和吉勒旮美什之間也有一些相似之處。的確，大多數古代族群都流傳著超人力量和權力的民族英雄的故事，但是關于赫拉克勒斯的傳說中有一些特征很可能最終與吉勒旮美什傳說的流傳有關。相比之下伊卡洛斯（Icarus）和巴比倫英雄或半神埃塔那（Etana）之間的類比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埃塔那成功地飛到了最高的天堂，卻一頭栽到了地上。因為在埃塔那的故事中并沒有關于人類飛翔的情節：他的朋友鷹把他帶到天上，當鷹飛上了天之門時，他緊緊地抓住鷹的翅膀。但是前述例子可能就足以證明巴比倫神話是如何在希臘神話中留下深刻印記的。

但是，現在一大批學者所持的觀點認為巴比倫的影響不僅僅是一系列孤立和偶然的聯系；而且，由于這種影響的特征是基于天文學上的預設（ex hypothesi），所以要想精確定義其界限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因為很明顯，如果我們假設某兩個神話的天文基礎或背景相同，我們就會立刻發現大量的可疑的共同特征，而這些共同特征的存在若是通過其他途徑得出的我們本不應該心存疑慮。原因不難理解，因為我們了解的天文現象的數量必然有限，而作為每個系統的背景又必須得到多次驗證。盡管溫克勒及其學派在理論上存在著無法回避的缺點，但他們在解決巴比倫人認為存在于天體和地球之間的普遍關系方面，還是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他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根據巴比倫占星術的原則，地球上的事件和機構在某種意義上是天堂原型的復制品。

眾所周知，巴比倫人和希伯來人一樣，認為宇宙由三部分組成：上面的天、下面的地和地下的水。巴比倫人逐漸對這種宇宙概念進行闡釋，并將外空與分三層的地球平行，由此將宇宙分為一個天上的世界和一個人間的世界。人間的世界像以前一樣由三個部分組成，即天堂（限于地球上的空氣或大氣）、地球本身和地下的水。相對應的天上的世界是北天、黃道十二宮和南天，即天洋。到了巴比倫后期，大的神早已被認為是行星、小的神則對應是某些恒星，每個神不僅有在地球上的神殿，在天上也有專屬的寓所或星星。后來的希臘占星家們似乎更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他們認為不僅是神廟，土地和城市也有宇宙中的對應部分。但即使對巴比倫人來說，移動的星星也不僅僅是作為人對神的意志的解讀符號，其運行更是地球上所發生事件的真正原因。溫克勒對此的比喻恰如其分，天堂被認為與人間有關，就像一個移動的物體和鏡中看到的它的鏡像一樣。

為了說明這些星體理論是如何為希臘神話提供素材的，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測試樣本。其解釋體現了溫克勒最終闡述的星體系統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們選擇阿特柔斯（Atreus）和梯厄斯特斯（Thyestes）的《金綿羊》的故事。這個故事是歐里庇得斯（Euripides）在《伊萊克特拉》（Electra）中的一首合唱中介紹的。在故事中歐里庇得斯提到但沒有明確說明，金毛的羔羊是潘（Pan）帶給阿特柔斯的，被阿格里夫斯（Argives）視為他是真正的國王的標志。但他的兄弟梯厄斯特斯，在阿特柔斯妻子的幫助下偷走了它，并聲稱自己是國王。于是，紛爭接踵而至，善變為惡，星辰在其軌道上搖曳。奇怪的是，羔羊的失竊對天空和天氣會產生如此特殊的影響，這一點在合唱的第二個節和對照樂節中極為明確。盡管細節不得而知，但這個傳說很明顯具有強烈的占星學元素特征。羔羊的失竊改變了太陽的運行方向，從合唱的其他臺詞中我們可以看出所導致的當時世界的天氣環境的變化，雨云向北飛去，剩下“阿蒙神的座位”（Seats of Ammon）——即利比亞沙漠——干涸無露。

這個傳說的最初形式中，很可能是關于第一次罪惡（the First Sin）的故事。在那之后，世界從道德和大氣兩方面都改變到了現在的狀態。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金綿羊就是指白羊座（Aries）。巴比倫是公認的占星術發源地。因此，盡管其中提到了阿蒙神，我們還是認為這一傳說的源頭很可能是巴比倫。根據溫克勒關于巴比倫宗教的理論，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將傳說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9—8世紀巴比倫思想的一次震蕩。據說這段時期，春分時的太陽正從金牛座（Taurus）移動到白羊座。該理論認為公牛就是巴比倫的神馬爾杜克，在其讓位給公羊（Ram）的過程中，巴比倫正在亞述的力量面前衰落。由于當時的時間計算方法并不完善導致了日歷和季節的混亂，與這一事件相關聯，從而推動了新的傳說的誕生，而其中一個傳說以希臘傳說的形式融入了歐里庇得斯的這首合唱。抑或，正如與此完全不同的觀點所說，這個故事是對巴比倫天文學的誤解。

對該傳說解釋的理論是基于這樣一個原理：巴比倫宗教本質上是一個恒星崇拜，在其國家文學的每個方面，無論世俗還是宗教，背后都有著相同的星體宇宙觀。我們最好先確定這個國家的歷史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證實這一觀點，再詳細地研究這一理論。在我們發現的最早時期的物質遺存中，盡管我們無法確知巴比倫宗教是如何從其之前必然存在的崇拜物、動物崇拜和石頭崇拜逐漸演變過來的，但意象崇拜無疑已經構成了巴比倫宗教體系的一個特征。蘇美爾人帶來的外部文明可能已經包含了神的崇拜偶像。這些神的偶像很可能已經人格化了。按照神的形式塑造的形象被認為是供奉神本身。這一有靈論特征貫穿了整個巴比倫歷史的始終。

一個部落或城市的神，在其最早期的發展階段無疑完全被認同為其具體崇拜的偶像。人們所崇拜的偶像都只有一個，存在著具象之外的神的觀念必然是逐漸發展而來的。神的實物偶像遭遇不測的時候，倘若國家并沒有發生什么災難，這或許會使人們相信除了可見的木頭或石頭的身體之外還有靈的存在。這樣的信仰最終發展成巴比倫人的宇宙天區劃分概念。在這個概念中偉大的諸神有他們的住所，通過恒星和行星在天空中的移動向人們顯示他們的存在。但這一發展標志著純偶像崇拜的巨大進步。接下來無疑會從多個獨立的城邦神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諸神體系。我們無法確定某些較大的神與自然力的聯系。在蘇美爾時代早期，國家的宗教中心似乎已經與月球和太陽崇拜以及其他不同的自然崇拜聯系在一起。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巴比倫歷史的所有后續階段中，神的偶像從未退化為僅僅是神的象征。巴比倫人無須刻意假設一個理論來解釋其信仰，他們認為某個神的本土化與其在其他崇拜中心的存在，并且最終在天空領域有著獨立的生活，這些都毫不沖突。

歷史上的許多例子都可以證明實際情況就是如此。我們可以注意到隨著巴比倫的崛起馬爾杜克的雕像在每個加冕儀式及隨后的新年慶典上國王宣誓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只有埃薩吉拉中雕像的手才能代表國王的掌控。在漢穆臘比統治時期，從對外國偶像的處理上我們可以看到巴比倫人可見神的觀念。公元前14和13世紀已經提到諸神的國際交換，恢復被擄走的神像的事件總是被熱情地記載下來。

因為神像本身構成了一個國家的主要進攻武器，獲得神像的人如果善待這些雕像的話，可能總會有機會使他們將其影響力轉向另一方。神與其雕像之間的這種緊密聯系一直延續到新巴比倫時代，在神職人員眼中那波尼杜斯的冒犯僅僅是因為他忽視了這種感覺。因此，歷史證據表明神性的星體學方面并非巴比倫尼亞宗教體系的原始特征，而且從未被用來取代之前的原始思想。

如果我們考察巴比倫人的神與其雕刻標志物之間的關系也可以得出類似的結論。在某種情況下，可以通過這種關系確定或指示神的權威或存在。這些標志物的起源不是占星術，也不是要在肝占卜中尋找的：它們不是來自天上的星座和犧牲肝臟上的標記所呈現的動物或物體的征象。很明顯，它們最初是由神話中的神靈所具有的特征或屬性產生的；它們向星座的轉移是后續的過程，它們在肝臟征象紋理上被識別出來，并不是由于其自身的起源，而是由于其預兆。在最早的時期，城市神的標志物象征著其城邦的權力，而其他神的標志物則表達其擁有者的特征，或者是取自傳說中與他們有關聯的武器、物體或動物。

另一類偶像是動物形態，也主要來自神話。早期用來裝飾神廟。新巴比倫國王將其復制到世俗建筑的彩釉磚上。其中大多數此類偶像后期和早期一樣都被放置在神廟入口附近，而且盛產石料的地方可以將大塊石料用于建筑結構中，大門本身也用同樣的方式雕刻。動物主題也用于象征聲音。其典型代表是蘇美爾的一個巨大的豎琴或里拉琴上的浮雕。站在音箱上面的一頭公牛雕像顯然是為了表現出樂器特有的深沉而充滿活力的音調。此外，在刻有太陽神從東天門出現的形象的滾印上，兩頭獅子通常被安置在門的正上方。其中有一個例子，門軸安在其下面另一對對稱的獅子上。

很可能是通過碾磨其石窩中沉重的門和刺耳的鐵栓發出的尖叫聲來表現怪獸和類似怪獸的象征性。這些聲音意味著動物的嚎叫，根據原始萬物有靈論的原則，人們認為動物們居住在門和門道上并起到保護作用。可能后來亞述和波斯宮殿門口的巨大獅子和有翼的公牛，以及巴比倫和波斯波利斯的彩釉磚神獸，都是由此演化而來的。其原始的關聯被遺忘或修改后，繼續作為建筑物的守護神不斷被復制。

因此，從歷史角度推斷占星術并沒有主宰巴比倫的宗教活動，這一觀點得到了考古學證據的有力支持。對文獻的考察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魔法和占卜在所發現的文獻中占很大一部分。這些文獻中并沒有什么能夠暗示占星術元素可能存在的跡象。因此，我們不太傾向于接受這樣一個原理：星體的宇宙觀在很大程度上滲透并感染了巴比倫人的思想，不僅是神話和傳說，甚至是歷史事件，都被記錄在反映太陽、月亮和行星的運動和其他天象的術語中。如果我們接受這一假設，也許正如星體神話學家所宣稱的那樣，巴比倫的恒星崇拜者的信仰成為古代東方盛行的教義，并在古代記錄中留下了廣泛蹤跡。但最初的假設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如果晚期的證據適用于巴比倫歷史的所有階段的話， 那么這一理論才可能行得通。

這個理論的根源被置于一個純想象的時代，支持或反對它的證據兩方面都沒有。因此，在巴比倫遺址上發現的最古老的紀念碑不能看作是巴比倫文化早期階段的遺跡。有人斷言，在現存最早記錄之前的黑暗時期存在著一個精心設計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在完全沒有物質證據的情況下，用世界歷史上其他早期或原始種族所沒有的顏色來描繪這個時代并不困難。據推測，在這個史前時代，巴比倫尼亞沒有戰爭和暴力。智力支配并控制著原始但天賦極高的人的熱情，尤其是一種基于天文學科學知識的智力概念。假設一個純粹的宇宙天文理論是他們文明的根源，并支配著他們的整個思想和行為。這不是一個有學識的祭司的教誨，而是滲透到國家和個人生活每一個角落的普遍存在的信仰。這一理論在其完美無缺的狀態下，與其發明者的其他遺物一起消亡了。但被進入巴比倫尼亞的塞姆人移民所繼承，盡管使用的形式被改變和誤讀，卻在后來的記錄中留下了痕跡。星體神話學家就是以這種方式解釋其數據的破碎性，并宣稱能夠重構其原始信仰的全部。

塞內卡（Seneca）便有著這樣一種信仰，他把貝若索斯（Berossus）的理論奉為圭臬，他提到迦勒底人的大年理論，一個像一年一樣具有一個夏天和一個冬天的漫長的宇宙周期。夏季的特點是所有行星在巨蟹座的會合產生了大火，而冬季的特點是由摩羯座所有行星的類似會合引起的宇宙洪水。這種想法顯然是基于這樣一個概念：由于晝夜的交替對應著季節的變化，所以一年本身必須對應更大的時間周期。雖然貝若索斯是我們最早的權威，但這一教條被認為是原始的巴比倫思想。還有人進一步認為，即便是在最早的時期，巴比倫尼亞的居民也認為世界歷史是在一系列連續的時代中演變而成的，與他們所經歷的這些世界周期的現象有著相同的關系。

這種時代和世界的理論與古典時代的概念極其相似，首先是深刻地影響了后來的希臘推測的赫西奧德的《工作與時日》。赫西奧德關于四個時代的概念與星體論沒有什么特殊相關之處，四個時代主要依據四種金屬來區分，并顯示出發展的退化。但有人認為，赫西奧德的理論，以及所有類似的世界時代的概念，都源于巴比倫的原型。赫西奧德的黃金時代反映了史前巴比倫的一般情況。在巴比倫早期的思想中，假設黃道帶與地球之間有密切的對應關系，則有人認為，根據每年慶祝新年時太陽在春分點所處的黃道帶的特殊標志，這個國家的居民們從最早的時期開始，將世界的歷史大約按照每2000年劃分為一個時代。盡管銘文中從未提及這些時代，但星體神話學家稱之為黃道星座的雙子座、金牛座和白羊座的雙子、公牛和公羊的時代。

這是這一理論的關鍵點，并且其假定了早期巴比倫人對天文學有高度精確的認識：它假定了對二分點位移的認識，而這只能建立在非常嚴格的天文觀測和記錄系統的基礎上。但是古代巴比倫人被預設對這些事實非常熟悉，并且能夠追蹤這些天文現象與世界歷史的密切聯系。某些神話被認為分別是各個世界時代的特征，不僅影響他們的宗教信仰，而且使巴比倫人的思想癡迷于此，乃至于影響了他們的歷史書寫。因此，根據這個理論，當春分時的太陽逐漸地穿過黃道星座時，世界的歷史的發展與這一進程協調同步，宇宙的預先注定的命運也由此慢慢地展開了。

在這一點上，星體理論是非常完整的，起碼從其最初的假設出發進行得足夠順利。但一旦創作者試圖將現有的傳說與其理論相適應，麻煩就來了。在巴比倫神話中，我們找不到與狄俄斯庫里（Dioscuri）有任何相似之處的一對英雄。但在巴比倫最早期，月神崇拜十分突出，而且，在找不到任何更相似對象的情況下，月盈與月虧這兩個階段就被視為雙子時代的神話和傳說的特征。借用音樂中的一個術語來說，它們被描述為這個時代特有的主題（motif）。第二個時代，即公牛時代，大致開始于巴比倫的崛起。有些許證據表明巴比倫的神馬爾杜克與黃道的公牛星座有關聯，但這種聯系是出于自信的猜測。第三個時代，即公羊時代。這一時代比前兩個時代問題更多，因為在巴比倫沒有多少公羊為主題的素材。但據描述朱庇特阿蒙（Jupiter Ammon）有著公羊的頭，還被假定與馬爾杜克有著相同的本質。因此，新的推算可能會轉向埃及，而巴比倫還是沒有受到影響。對此提出的解釋是，公羊時代開始于巴比倫力量衰退的時期，但巴比倫人為什么要忽略春分時太陽的真實位置卻不得而知。

據說巴比倫宇宙觀對外部的影響在希伯來歷史書寫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記。有人認為與希伯來人早期歷史有關的圣經敘事受到巴比倫宇宙神話的影響尤甚，大量的段落具有星體內涵。阿爾弗雷德·耶里米亞斯博士（Alfred Jeremias）詳細地闡述了這方面的問題，幾個例子足以說明其所建議的解釋體系。我們下面以女神伊什塔爾下降進入地下世界，尋找她年輕的丈夫塔穆茲為例進行說明。據說這是希伯來敘事中最經常遇到的巴比倫傳說。這一傳說的巴比倫形式無疑是一個自然神話。在神話中塔穆茲無疑代表著春天的植物；經過炎熱的夏季后，植物在冬季的幾個月里從地球上消失，直到被生殖女神修復。毫無疑問，塔穆茲的崇拜最終傳到了巴勒斯坦，因為以西結在一個異象中看到耶路撒冷圣殿北門的婦女在為塔穆茲哭泣。我們注意到在阿多尼斯和阿芙洛狄忒的故事中這一傳說已經傳到了希臘。在希臘的形式中阿芙洛狄忒和伯爾塞福涅（Persephone）爭奪阿多尼斯的所有權，再現了伊什塔爾和埃雷什基旮勒（Ereshkigal）在死者住所中的斗爭；在希臘的版本中塔穆茲每年的消失和再現引入了宙斯的決定，即阿多尼斯應該在一年中的一部分時間里在地上與阿芙洛狄忒在一起，另一部分時間在地下與伯爾塞福涅在一起。這些關于該巴比倫神話的主要事實是不存在爭議的。現在我們注意到，這一神話的主題是如何在《舊約》中與希伯來人早期歷史的傳統交織在一起的。

眾所周知，在早期的基督教著作如公元2或3世紀的諾斯替（Gnostic）派作品敘利亞的《靈魂頌》中，有時以隱喻和寓言的形式提到埃及的土地。有人認為，亞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到埃及旅程的故事，可能就是通過反映進入地下世界和獲得拯救類似隱喻的形式來寫的。這個故事的確提到法老的宮廷發生了疾病，可能是伴隨著不孕的癥狀，這一特征讓人聯想到愛之女神在地下世界停留時，地上的繁衍能力停止。但是當羅德（Lot）被從所多瑪（Sodom）拯救出來的時候，也有同樣的主題：這里所多瑪就是地下世界。約瑟被其弟兄丟在坑里，波提乏（Potiphar）把他扔進監獄里，也代表地下世界。他的兩個獄友，就是廚師長和首席管家，都是馬爾杜克家族中的兩個小神。阿摩利人的五個王被約書亞打敗后所藏身的馬凱達的洞，據說其背后也隱含著這一主題。簡而言之，根據星體學的解釋，希伯來敘事中提到的任何洞穴、監獄或苦難狀態都可以被視為代表冥界。

下面我們從巴比倫神話中選取另一個主題，龍之戰。該主題闡釋了星體神話學家組織其素材的主要模式或系統。在巴比倫的創世故事中，我們將回顧混亂之龍提亞馬特是如何反抗神的新秩序，反叛深淵之神阿普蘇的；以及諸神的捍衛者馬爾杜克如何打敗她，將她的身體切成兩半，一半作為天上的蒼穹，然后繼續其創世過程的。很早就有人注意到，希伯來韻文和寓言文學中的龍之戰可能意味著一些隱喻性的語句或描述。但是，星體神話學家將其作為金牛座時代的突出主題，根據其理論該時代開始于亞伯拉罕之前，所以在《舊約》中馬爾杜克的神話比其他神話更為常見。星神在神話中部分扮演著解救者的角色，因此，只要圣經中的英雄拯救了什么人，或是解救了他的家人或是人民，都會形成一個便于搭上主題的借口。所以，一個王朝的創始人或是新時代的開創者的誕生，也都反映了春陽出生的太陽主題。

在探索隱藏主題的過程中，數字起著重要的作用。現舉一例，據說大衛（David）與歌利亞（Goliath）戰斗過程中的數字反映了年周期的神話。歌利亞被認為是惡龍提亞馬特，他在40天里總是接近以色列人，這40天象征著冬天。在希伯來文中，他的身高是六肘一掌；這個數字被修正為五肘一掌，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這個數字就不符合五又四分之一的補充天數。那些創作者們想去證實世間最美好的愿望，即便該理論是正確的，也難免會讓人感覺他們會越走越遠。當然不能否認，占星術的概念可能會影響《舊約》中的一些故事。參孫將300只狐貍的尾巴綁上火把毀掉了菲利斯汀人的莊稼。這與每年谷物節期間羅馬的圓形劇場里舉行的儀式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很可能被認為是占星術起源的民間神話。以利亞（Elijah）的火戰車可能意味著天文現象，或許是彗星；這可能是與美狄亞（Medea）的龍戰車（赫利俄斯的禮物）同樣想法的產物。但這都不足以讓我們接受其他段落中的寓言化細節。

同樣的解釋原則也適用于希臘傳說中的英雄。馬爾堡的詹森（Jensen）教授在其有關巴比倫的吉勒旮美什史詩研究中試圖將舊約和古典神話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追溯到巴比倫的源頭上。然而他對其心目中的英雄吉勒旮美什在各個方面的單調呈現已經飽受詬病。我們從卡爾·弗里斯（Carl Fries）博士最近的研究中舉出一些例子。他的著作對希臘與東方的聯系的臆測不那么多。弗里斯博士闡述了詹森教授的觀點，并積極地用星體理論去解釋《奧德賽》。奧德修斯到哈迪斯（Hades）去向底比斯先知泰瑞西亞斯（Teiresias）咨詢，這樣的情節無疑與巴比倫傳說中吉勒旮美什到西蘇特羅斯（Xisuthros）的旅程有著密切的相似之處；而且，盡管類似的傳統在其他種族的史詩中并不少見，但故事的希臘形式可能蘊含著巴比倫的回響。然而有人認為還有比這更緊密的關系。

據說《奧德賽》主要受到巴比倫影響的部分是奧德修斯在舍利亞（Scheria）的停留。由菲亞克斯人（Phaacians）完成的整個娛樂活動據說都反映巴比倫人的新年盛宴。從他在島上醒來的那一刻起，星體主題就開始出現。在那烏西卡（Nausicaa）與少女們的球合唱游戲中，球象征著太陽或月亮從天的一邊旋轉到另一邊；當球落入河中時，就是日落或月落。奧德修斯被少女的尖叫聲驚醒，從黑暗的樹林中走出來：他是冉冉升起的太陽。那烏西卡向奧德修斯描述的進城之路與巴比倫的神圣大道相對應。在新年的盛宴上，馬爾杜克被抬著從其神廟沿著神圣大道走過全城。在奧德修斯的旅程中，宗教雕像必須被保護起來，以防被不潔的眼睛看到；因此，雅典娜（Athene）在奧德修斯身上撒了一層薄霧，以免菲亞克斯人跟他搭訕。其他的星體元素并沒有特別的巴比倫色彩。

我們在這里并不關心弗里斯博士關于希臘悲劇起源的理論，但我們可以捎帶指出，在敘述冒險經歷時奧德修斯是光之神節的祭司歌手。在《奧德賽》的其他部分，弗里斯博士并沒有嘗試去尋找許多星體主題，但他肯定地指出奧德賽的冒險之旅僅僅是星體神話的遺存，雖然經歷了上百次轉變，但最終只與光之神在天海的旅程有關。《奧德賽》的結束場景也有一個完全的占星學解釋，月亮和太陽的主題混雜出現。從安提諾斯（Antinous）在弓箭審判時的講話中我們得知，殺戮求婚者發生在新月的盛宴上，因為在歐律馬科斯（Eurymachus）和其他求婚者未能拉彎弓箭之后，他至少為將其求婚推遲到明天找到了借口。這一事實表明，從奧德修斯在新月節回來這一段，我們看到月神本人用他的弓箭或新月來戰勝黑暗。另一方面，箭頭所穿過的12把斧頭，其數目可能意味著太陽。佩內洛普（Penelope）被追求者追求是月亮被星星環繞，她編織和解開的網是月亮主題。當奧德修斯像太陽般靠近時，所有的星星都在其面前黯然失色。

因為對于星體理論人們不能只是隨隨便便信手拈來，如此一來星體理論就不攻自破了。一般來說，神話的背景敘事是無須證明的；只需在文本背后假定一個星體意義。事實上，將其理論套用于歷史人物的生活記錄不失為一種證偽的方法。但這一論證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最具破壞性的批評是從純粹的天文學角度提出的。

眾所周知，組成黃道星座的不同黃道星座并非各自占據黃道的30度角，而是有些長些，有的短一些。此外，巴比倫天文學家后期的星座與我們的星座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我們的處女座（Virgo）中最東邊的一顆星，被安息時代的巴比倫人計算為屬于下一個黃道星座獅子座（Leo），因為它被稱為“獅子的后腳”。但幸運的是，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雙子的東邊和公羊的西邊并沒有太多的疑問。它們標志著星體神話學家三個世界時代的開始和結束。對于使雙子座得名的北河二（Castor）和北河三（Pollux）這兩顆明亮的恒星，新巴比倫人無疑也將其納入了這一星座。在我們的雙魚星座中，最東邊的恒星可能遠遠超出了巴比倫的公羊星座。

基于這一猜測，并假設三個星座的角度都為30度，庫格勒博士計算了太陽在春分點進入黃道帶的這些標志的年份，即星體世界時代的開始和結束點。他的數字完全推翻了溫克勒對星體系統天文基礎的主張。根據這一理論，雙子的時代不是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結束，而是在公元前4383年真正結束。因此，公牛的時代是在其所謂的開創者薩爾貢I出生前一千五百年就開始了，結束于公元前2232年，即漢穆臘比出生前相當長的時間，但據稱漢穆臘比統治時期是公牛時代主題的主要發展時期。此外，巴比倫的整個歷史過程，從第一王朝開始到公元前81年，都生活在公羊時代，而不是公牛時代。因此，所有與黃道帶公牛星座巧妙相連的主題和神話，都應該與公羊聯系在一起。但即使是星體神話學家也承認巴比倫神話中沒有羊的主題。我們發現即便承認溫克勒和他的學派對早期巴比倫人天文知識的所有假設，但從中發展出來的理論依然無法成立。溫克勒的星體學崩塌了，他的3個星體世界時代與其歷史時期并不相符。

事實上，與其說巴比倫是占星術之母，毋寧說是天文學之母。其對古典文化的影響不可謂不大，但嚴格說來，其科學觀察并不是很早就開始的。的確，我們有證據表明，早在公元前三千紀末，天文學家就記錄了對金星的觀測結果，同時也有一個早期文獻殘片表明他們試圖測量固定恒星的大致位置。但是他們的測量技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非常原始，直到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晚期的巴比倫人，才能夠足夠精確地確定行星的運動，尤其是月球的運動，并由此得出一個可靠的時間測量系統。即使是在亞述晚期，占星學文獻也會在一整月的每天都記載日月食，并使用各種指代日月昏暗的詞匯作為術語，這一事實足以證明他們當時還沒有注意到這些現象出現的規律性，并且仍然在使用相對粗糙的天文學概念。

嚴格意義上的最早的科學文獻來自公元6世紀下半葉。我們第一次發現那時太陽和月亮的相對位置，還有月球與行星以及行星之間的聯系，它們在黃道帶的位置的標記等是預先計算出來的。但是這些泥板依然不能證明巴比倫天文學家在公元前2世紀末以前就已經掌握了二分點位移的知識，而傳統認為尼西亞（Nicaa）的希帕克斯（Hipparchus）基于其巴比倫前輩觀察的發現是在公元前161年到公元前126年之間，或許是準確的。

簡而言之，巴比倫人將世界歷史劃分為星體時代的理論是沒有根據的，其神話和傳說也沒有與黃道帶的連續標志有任何特殊的聯系。毫無疑問，占星術從早期就已經成為巴比倫宗教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那時，恒星和行星對宗教信仰并沒有較大影響，而且這個體系的許多特征，包括曾經被篤信的星體學起源，都須歸于一個更簡單而原始的思想聯系。但是對星體理論的必然改動仍然有可能使希伯來文學在流亡和后流亡時代獲得強烈的占星術色彩。猶太人的傳統是在巴比倫受到了諸如來自波斯的密特拉傳說的影響嗎？由于星體理論沒有為我們指明答案，所以這個問題還須依賴歷史和文字證據等常規手段來決定。

如果我們認為巴比倫占星術對流亡猶太人產生了非常顯著的影響，那么我們至少應該會在實際事物和術語中找到一些痕跡。星體神話學家們從未認真地對待過這種聯系中的一些事實。的確，所羅巴伯（Zerubbabel）統治下的回歸流亡者在內部使用了幾個月的巴比倫名字；但是，時辰的概念，即把一天分成相等的幾份，似乎并沒有持續到流亡后很久，那時甚至連巴比倫雙時的痕跡都沒有了。除了先知阿摩司（Amos）唯一提及的土星，在舊約中出現的恒星和星座的希伯來語名稱沒有一個與我們所知在巴比倫的名稱是一致的。這一事實無疑否定了《舊約》的作者或編者無論是流亡前還是流亡后大量采用巴比倫的星體神話的說法。但是這不能否認希伯來人的詩歌和預言書中出現的一些意象，甚至某些特定的思想路線，顯露出了巴比倫的色彩，這些都可能在楔形文字文獻中找到解釋。毫無疑問，巴比倫文獻為探索古代東方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幫助。

關于巴比倫對希臘宗教思想的影響，必須認識到巴比倫人與希臘人有著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東方的狂熱和自卑精神與西方的冷靜、公民的節制和自信形成鮮明的對比。法內爾（Farnell）博士指出了這一點，他還特別強調在希臘和愛琴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完全沒有美索不達米亞的宗教神秘感。另一個他非常重視的事實是，古巴比倫從遠古時代開始就普遍使用的熏香，在公元前8世紀以前沒有傳入希臘。這個很容易被認可的小產品比巴比倫神學容易引進得多。也有少數人反對他的觀點，認為在很長的幾個世紀里，赫梯帝國是美索不達米亞和小亞細亞沿海地區之間的一道屏障，這是阻止巴比倫影響向西直接傳播的充分理由。但是，任何政治障礙都無法阻止旅行商人記憶中的傳說，還有商隊營火周圍的故事講述。這是我們自然的期待，巴比倫在某種程度上本來就應該為東地中海地區流行的各種傳說的豐富寶藏作出貢獻。

巴比倫的文化影響從最早的時期開始向東滲透，她最近的鄰居伊蘭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蘇美爾的文明所塑造的。但那時向西的商路也已經打開，巴比倫興起以前，軍隊和商人們都從幼發拉底河下游進入敘利亞。隨著西塞姆人的擴張，這兩個地區被拉入了更為密切的關系中。在幼發拉底河中游政治統治最早建立是在漢穆臘比時代，隨后是商業交通的加強。在新巴比倫時期和后來的時期，這一過程幾乎沒有中斷。保持與西方聯系的必要性一直主導著巴比倫的外交政策；而且其文化遠達巴勒斯坦的邊界之外，并在希臘神話中留下了痕跡，這主要是歸功于其商業活動，而非領土擴張的野心。

（本文摘自萊昂納德·W.金著《古代巴比倫：從王權建立到波斯征服》，史孝文譯，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