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父親田余慶先生的專業研究所知有限，作為女兒，能回憶起來的主要是他的生活瑣事。

父親1924年生于陜西南鄭縣，祖父曾在馮玉祥軍隊中但任過少將軍銜的高級幕僚。這個情況是我十幾年前去陜西漢中了解到的。

父親后來填報的檔案表，出身一欄為破落地主。如此填寫，源于他1948年進入解放區后不知如何填報出身，對組織講了自己的家庭狀況，組織上說，曾經有土地，現在沒有了，填破落地主吧。其實當時家里無地已很多年。1928年，父親四歲時，祖母受不了祖父討小，帶著一雙兒女憤然回了湖南鄉下，祖父自此斷絕了對大房的所有贍養。孤兒寡母靠賣地為生，不久地賣完了，生活窘迫，祖母直到1939年前后過世，都沒與丈夫再見面。之后，父親與年長十三歲，當小學老師的姐姐相依為命。為了減輕姐姐的負擔，父親大學投考了免費的教會學校——湘雅醫學院。父親后來曾告訴我們，他當年在湘雅的幾位同學，解放后成了北京協和等醫院的名醫。

入學一年后，受魯迅先生的影響，為了抗日救國，他不安于成為一個醫生，申請退學未準，于是以去貴陽做美軍翻譯為跳板，離開學校。在貴陽短暫停留后，準備去昆明投考西南聯大。當時從貴陽到昆明的所有交通工具都很緊張，于是父親給祖父寫信，請祖父聯系貴陽機場的軍方朋友，幫助搞張機票。祖父回信，叮囑千萬不可讓熟人知道有他這個兒子。父親才明白，祖父不愿意讓人知道曾有大老婆一房之事。一到昆明，父親馬上寫了脫離父子關系的聲明寄給祖父，父子之間從此斷了關系，不復有任何信息往來。這件事記錄在他的檔案里。

父親先在昆明讀西南聯大，抗戰勝利后回北平讀北大。一直是靠獎助金生活的窮學生。父親在學生時代，不滿政府腐敗，參加地下黨的組織的學生運動。1948年國民黨當局登報通緝十二名學生運動積極分子，父親是其中之一。北大校方盡其所能保護學生，鄧廣銘先生當時擔任校長秘書，聽說軍警要進校搜捕學生運動積極分子，馬上設法通知父親躲避。羅榮渠先生與父親同班，讓父親躲到他的寢室。這些事幾位先生都曾提及此事。母親回憶說，她給父親牙上涂了炭黑，換上長袍馬褂，化妝成小販，經地下黨營救進入解放區。北平和平解放后，父親隨晉察冀城工部進城，家里的相冊中有一張父親穿著解放軍棉軍服、腰挎手槍的照片，就是那時留下的。

解放后，父親被分配到北平公安局工作。他不愿從政，還是想回學校，經反復申請，終得同意脫離機關。先被批準到人民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之后才調回北京大學歷史系。當年被通緝后去解放區的十二名學生，除了父親之外，基本都在中組部、中宣部、團中央等政府部門工作，有些逐漸成為中高級領導。我想，父親年輕時雖然與很多熱血青年一樣參軍入黨，投奔解放區，但在那個黑暗的年代，他的目標僅僅是救國救民。解放以后，他也始終關心政局，關心國家的發展，但從無參政從政的愿望。終其一生，他是一個努力用自己的學術研究貢獻社會的學者。

北大還在沙灘時，家里有了我。不久院系調整，北大搬到燕園。有一段時間，父親需要進城學習（當時人民大學在城里），為此買了輛匈牙利產的錳鋼二手自行車，是倒蹬閘的。每天一早騎車進城上課，晚上從城里騎車回家，很是辛苦。父親這輛車一直騎到“文革”。“文革”中不知什么原因，父親把車送到海淀老虎洞賣了。剛到家就覺得后悔，馬上返回，鋪子里的人說車已經賣了。父親后來一直耿耿于懷，認定是鋪子里的人留下了車。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極少從事的經濟活動，注定吃虧。

五十年代初的幾年，父親上學顧不了家。當時學校黨員少，母親還要兼任系里的行政工作，一天三段工作非常忙，喂完奶后就把我綁在兒童小車里。鄰居歷史系商鴻逵教授的太太不忍聽我長時間啼哭，從窗戶進去把我抱到商家。所以從小我就喊她商媽媽，喊商家的孩子為二哥、小三哥，跟商家一直很親近。

我的母親是湖北公安人。外公雖然是資本家，但也是開明士紳，他曾出錢興辦教育，至今受鄉人好評。抗戰時，外公出錢武裝共產黨游擊隊，游擊隊負責人也長期住在外公家。臨近解放，外公從長期生活的漢口跑回家鄉。鄉下解放的第二天，外公就被農會抓起來。當時的湖北省委某負責人（當年住外公家的游擊隊政委）通過北大黨委找到母親，讓她速回武漢跟他匯合后去公安解救。父親怕已是預備黨員的母親犯錯誤，也隨之趕去公安。待母親和省里的人到公安后，農會已將外公槍斃。外婆幾天內因悲傷驚嚇而去世。上高中的舅舅和快要上中學的小姨被接到北京，由我父母撫養。兩個剛剛工作的大學生，要養五口人，供兩個中學生上學，可想當時家里的經濟狀況。但父親對此從未有怨言。“文革”后，公安縣曾派人來家里，跟母親解釋，說當時是農會的行為，一起死于亂槍的還有一位恰巧回鄉省親的香港海員，是香港地下黨主要負責人。來人希望母親提供外公生平資料，以便作為開明士紳和有貢獻的人編入公安縣志，但母親認為人已死于非命，現在說什么都沒意義，謝絕了。

父親的性格內向，平時話很少。在我的記憶中，“文革”前，我跟父親的溝通只在吃飯時。其余時間，父親多不在家，就是在家，也是獨自在書房兼臥室里，我們一般是不進去的。特別是當父親第二天有課，晚飯后母親總是叮囑我們小聲說話，或者允許我們下樓玩到睡覺。父親常常開夜車備課到凌晨兩三點。只要母親主動讓我們出去玩，我們就知道父親第二天要上課。同是教師的母親，備課似乎就沒有那么鄭重其事。

父親對生活沒什么要求，不會做家務，自理能力差。大家都知道，他一輩子是被母親照顧、管理的。困難時期，涼臺上養了只母雞，偶爾下個蛋給孩子吃。有一天，母雞兩天多生不下來蛋，憋住了。父母急得不行，掰開雞嘴喂藥，不起作用，母雞奄奄一息，只能忍痛殺掉。殺雞前，他們研究了很久，做足準備，關上廚房門，不許我們進去。父親抓住雞脖子，母親用刀割。雞開始掙扎，父親嚇得松了手，流著血的雞滿廚房飛，嚇得他們跑出廚房。母親埋怨父親不該松手，父親抱怨母親殺雞哪能慢慢割？過了許久沒動靜了，我的好奇心壓倒恐懼，開了一點點門縫看，找不到雞了，滿地滿墻都是血。二公寓的灶臺很大，后來在灶臺的窟窿里發現死了的雞，定是血盡而亡。之后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收拾廚房。這成了我家的保留笑料。

還有一件家里的趣事。大約是1964年，小學快畢業了，父親帶我去同仁醫院配眼鏡。回來時路過東來順，父親不知怎么心血來潮領我進去。估計沒點多少肉，因為我只記得燒餅和麻醬調料。結賬時，收銀員報出賬單，父親嚇一跳，因為許久沒下過館子了，他對價錢的記憶還停留在很早以前。翻遍全身，根本湊不夠錢。收銀員叫來餐館領導，領導看著尷尬的父親，又看到從衣兜里掏出來放到桌上的東西中有北大校徽，估計眼前這人不是來蹭吃蹭喝的，客氣地說，你留下坐車錢，差的錢盡快送來吧。第二天父親去送錢，還特意寫了封感謝信。那時真是民風淳樸，擱到現在，非把孩子扣下來，等拿錢來換。

父親興趣很少，唯有讀書科研。但從解放后到八十年代初，完全沒有做事的空間。接連的各種運動，不是參與就是挨整。1959年黨內反右傾，父親和歷史系的汪篯教授是北大重點批判的白專典型，無休止的批判檢討，再批判再檢討，巨大的壓力使他身體健康惡化，后來終于住院。他晚年最大的感慨是一輩子做學問的時間太少。

“文革”后期最令父親煩惱的莫過于進入“梁效”。父親對被學校派進“梁效”非常抵觸。父親告訴我，在“梁效”時要求自己署名寫文章，他如何想辦法拖延，直到“梁效”撤銷都沒寫出來。但“梁效”的經歷給他造成巨大的壓力和影響。前幾天跟汪篯先生的公子聊天，他告訴我，那期間開過一次汪篯伯伯的追悼會，父親沒參加，第二天父親專門到汪家解釋，說不想見人。1977年高考，弟弟第一志愿報考清華，以他的成績可以上清華的任何專業。由于當時“梁效”的審查尚未結束，清華不敢收。母親去找清華，清華說，我們不收可以轉到北大。母親又去找北大，北大說若他報了北大，我們可以收，但他沒報。北大清華推來推去。后來清華把弟弟的檔案轉到第二志愿學校北京鋼院，鋼院先說錄取到師資班，后來在黨委會上，有人提出這么好的成績清華不收，我們也不能收。這個情況是住在中關園的北京鋼院的副書記告訴母親的。當時上大學是天大的事，父親覺得自己影響了孩子，痛不欲生。還有個細節，1977年錄取結束后，歷史系曾經的學生胡德平（胡耀邦之子）聽說了此事，托人轉告父親，若下次再遇到這類事，可以告訴他。1978年高考，弟弟干脆全部志愿只報北京大學，被生物系錄取，父親的心情才慢慢好起來。

父親一生不愿也不善于從政，只想專心讀書。八十年代初，周一良先生卸任歷史系主任，讓父親接任，他起先推脫，后來系里和學校多次做工作，才勉強接任，說好只做一屆。接任系主任后不久，他就出國了，整整一年待在國外。其實父親做系主任只是象征性的，系里大量的行政工作由書記和副系主任們承擔。系里和學校對他很寬容，知道他的興趣不在于此，也就不再勉強了。

父親真正有充裕時間安心做學問是在六十歲之后。他一生只寫過兩本書和一本論文集。第一本書《東晉門閥政治》1989年出版，那時他已年過六十五歲。前兩天我跟這本書的責編聯系，據她說，《東晉門閥政治》目前已經出到第五版，賣出近三十萬冊，現在每年能賣兩萬冊左右，在個人學術著作中，算是很好的。這本書獲得“第一屆國家圖書獎”。在前后獲得的多個獎項中，父親最看重“思勉原創獎”，因為沒有官方色彩，完全是同行推薦同行評議。據說，在第一屆“思勉原創獎”評選中，《東晉門閥政治》得票第一。

可悲的是，他一輩子的成果得于晚年。從八十年代終于可以潛心自己所鐘愛的事情開始，父親很長時間是爭分奪秒的工作狀態，生活非常規律。每天七點起床，八點開始坐下來工作，直到十二點保姆叫他上桌吃飯。午睡后工作到晚飯。八十多歲之前，晚上還要工作一會兒，幾十年如一日。母親抱怨跟他聊天只有吃飯時間，而且吃飯時若他有問題正在思考，吃飯也是默默的。晚年他的精力不濟，每天工作時間縮短，但還是保持上、下午都要工作一會兒的習慣，直到去世的前一天。父親是凌晨在家里突然去世的，我們都在忙亂中，他的學生陳爽先生拍攝了他的書房照片，顯示前一天父親還在工作，書桌上攤開著前一天還在看的書和做的筆記。

人老了，很怕孤獨。晚年父親非常愿意跟我聊天。每次回家，父親不管是看書、寫東西或者看報，都馬上放下手里的活，跟我坐到沙發上聊天，一聊就是兩個多鐘頭。每次我要走，他都表現得意猶未盡。父親跟我的聊天，每每都離不開時政和他的學生，好像永遠只有這兩個話題。前者往往充滿憤怒、悲憫、憂患情緒；后者則充滿關愛和自豪。我一直覺得，父親非常愛學生，這種愛有時甚至超過對子女的愛。父親真心期待學生能超過他。有時候高興地跟我談起哪位學生出了什么書，哪位學生超過了他，全然不顧是在對牛彈琴。有的后輩對他的書提出商榷，他非常欣喜。去世的那周，我回家，他顧不上聊天，說要準備一下，有位學生對他的書有些新的想法，要約他來家里談。

父親晚年最享受的時光就是有人來家里聊天。其中既有他自己的學生，也有在北大期間未上過他的課的學生；還有些是校外同領域的后輩同仁，甚至學生的學生，大家都尊他為師。他們相約岔開時間，以保證每一二周都有人來看望他，陪他聊天。我常想，他們來與父親聊天應該并不認為是盡義務，是負擔，而是非常樂于做的事，才能持續那么久。這種情況貫穿他生命的最后十幾年，直到他去世的三天前。每次我回家，他都告訴我這周誰和誰來過了，誰誰約好要來。這些預約都記在臺歷上，當成最重要的事情。父親是退休幾十年的人，大家還這么惦記他，這份情誼令人感動，這種精神慰藉是我們子女沒辦法做到的。為此，我一直想要表達對他的學生閻步克、羅新等諸位教授的感謝！是大家使我父親有幸福、愉快的晚年！也因為如此，直到去世，他的思想一直活躍，這是我們最高興看到的。

曾經看到歷史所胡寶國先生的文章，想引用其中一段話作為結束：“以田先生的學術成績、學術地位，他本可以活得很熱鬧。但事實上，在熱鬧的場合是見不到他的身影的。他一直非常低調。在這個浮躁的年代，低調是一種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