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天，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免疫學家，醫(yī)生邁克爾·戈特利布注意到，他的5個病人得了同一種怪病。這是一種真菌肺炎，由本來無害的“卡氏肺孢子蟲”引起。病人嘴里黏黏糊糊，因為口腔念珠菌過度繁殖。

5位病人的T淋巴細胞數(shù)目極低，而且都是同性戀者。

1981年6月5日的《發(fā)病率與死亡率周報》刊發(fā)了短文《肺孢子蟲性肺炎，洛杉磯》。戈特利布報告：這種病兇多吉少，病因不明。

殺死全球4000萬人的惡靈，艾滋病，首次現(xiàn)身；而它的源頭，20多年后還籠罩在迷霧之中。而輿論早先賦予感染者的污名，尚未被洗凈。

零號病人是他嗎？

一個月后，《發(fā)病率與死亡率周報》又登了紐約的報告：同性戀男性人群中發(fā)現(xiàn)罕見的卡波氏肉瘤以及卡氏肺炎，8人死亡。同時，邁阿密報告了20位海地移民的卡氏肺炎、口腔念珠菌病和卡波氏肉瘤，10人死亡。

醫(yī)學界認為出現(xiàn)了一種新病，是免疫缺陷，而且和同性戀有關（盡管海地移民自稱異性戀，但被醫(yī)生懷疑撒謊）。1982年9月，《發(fā)病率與死亡率周報》叫它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癥AIDS。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調(diào)查了全國40名患病的同性戀者，畫了一張關系圖。圖的中心是一個圓圈，和其他8個圓圈交集；圓圈上寫著“0”，他串起了整個關系網(wǎng)。這就是后來被寫進無數(shù)暢銷書的“零號病人”：蓋坦·杜加斯。

杜加斯是一位英俊的放蕩不羈的加拿大空服，飛行穿梭北美各大城市。他自己估計可能有2500個伴侶。杜加斯因艾滋病死于1984年3月，CDC調(diào)查報告正好問世。公眾一時相信找到了“零號病人”。調(diào)查報告認為病原體傳染途徑類似乙肝病毒。

1983年5月的《科學》雜志發(fā)表了兩個獨立團隊找到的艾滋病病毒。一年后又有獨立報告。3個來源得以統(tǒng)一，1986年定名HIV。

但“零號病人”不能解開疑惑，病毒不會無中生有。與杜加斯無關的海地病人，又如何解釋？

沒多久就發(fā)現(xiàn)，杜加斯并不是零號病人。1977年死亡的格蕾特·拉斯克，是一位在扎伊爾工作過的丹麥外科醫(yī)生，也死于艾滋病癥狀。1986年她的血樣中檢測到了HIV-1。也就是說：杜加斯、海地移民、丹麥大夫，都不是源頭，只是中間鏈條。

污名化擋不住蔓延

今天，艾滋病已不是絕癥，也在很多國家“脫敏”。但剛出現(xiàn)時，艾滋病猶如恐怖片主角，嚇壞了公眾。患者被大肆污名化。

媒體詞匯的感情色彩強烈——“新瘟疫”“超級癌”“惡魔”。美國社會談艾色變。

HIV感染蔓延社會各群體，但媒體起初報道為“男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還用“同性戀癌”一詞。

生命最后歲月里，杜加斯日漸消沉，但私生活愈發(fā)放縱，似乎是為了報復。在舊金山的公共浴室，他經(jīng)常打亮燈，露出病變位置，告訴剛發(fā)生關系的陌生人：“我得了同性戀癌，要死了，你也快了。”

許多人聲稱“艾滋病是對性解放運動的懲罰”。借著歧視艾滋病人，許多人公然仇恨同性戀和性解放運動。抗艾宣傳強調(diào)應對伴侶忠誠，變相給HIV感染者打上濫交的標簽。把某個群體與病毒緊密聯(lián)系是不公正的，一是缺乏尊重，二是扭曲了對病毒的認知。

1980年代末，蘇珊·桑塔格寫下《艾滋病及其隱喻》一文，批判社會妖魔化艾滋病人。蘇姍·桑塔格說，疾病象征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疾病最令人恐懼的，不是喪失生命，而是喪失人格。”

很多患者不僅怕艾滋病，更怕歧視的目光。歧視讓人害怕檢測，使艾滋病的調(diào)查很難。一些已檢測陽性的攜帶者，也盡量不去治療。

1990年代有美國學者研究說，艾滋病歧視讓HIV感染者羞愧和內(nèi)疚，拒絕治療，從而造成了更廣泛的感染。

一次次瘟疫的啟示是：社會很容易因為災難而陷入非理性，民眾需要對災難的簡單解釋。同性戀者在1980年代成了替罪羊。瘟疫是天災，歧視是人禍。

病毒溯源是理性又艱難的過程，歧視和推卸責任毫無意義。

確定了起源地和起源物種

1980年夏天，一位獸醫(yī)學者菲麗絲·卡吉發(fā)現(xiàn)，有些圈養(yǎng)的亞洲獼猴死于神秘的免疫紊亂疾病。1985年證明：猴子身上有HIV的親戚，定名為SIV（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隨后在非洲綠猴身上找到了SIV。這是一種分布廣泛，包括好幾個大類的草原猴。野外和各個研究中心的非洲綠猴大概一半都攜帶SIV，但不發(fā)病，這表明病毒與非洲綠猴和平共處或許幾百萬年了。

由于卡吉從塞內(nèi)加爾一位性工作者的血樣中，找到了介于HIV和SIV之間的病毒，可以確定人感染的HIV類病毒不止一種。

隨后卡吉等人又找到一種HIV病毒，但與美國版本不同——HIV-1是全球矚目的大瘟疫，HIV-2只是西非一種相對不太兇惡的地方病。HIV-2的來源很快搞清，來自非洲煙熏白眉猴。

HIV-1分為3個家族，而HIV-2分為9個家族。12個家族迥異，意味著，獨立的獸傳人事件，至少發(fā)生過12次。

人們尤其關心HIV-1是怎么來的。1980年代后期，馬麗娜·皮特斯團隊發(fā)現(xiàn)幾只黑猩猩也攜帶SIV病毒，與HIV-1更相近。暗示黑猩猩或許是來源。

1998年，從1959年的剛果首都利奧波德維爾保存的人體組織中，找到了HIV-1。不久后發(fā)現(xiàn)：在1960年同一城市的另一份人體樣本中也發(fā)現(xiàn)了HIV-1。兩份樣本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1908年左右。

科學家奔赴熱帶雨林里找源頭。2000年，科學家先是從坦桑尼亞的黑猩猩身上找到SIV抗體。隨后，在喀麥隆東南部的猩猩身上，發(fā)現(xiàn)了最為接近HIV-1的病毒。

一只編號LB7的猩猩身上的病毒，與HIV-1如此相像，以至于當電腦顯示結果時，科學家們感到震驚和欣喜：“這些結果不是編出來的，太過美好了！”

2006年7月，《科學》發(fā)表了這一結論：HIV-1的疫源地是喀麥隆東南部的雨林。

尚未結束的溯源，尚未結束的歧視

1980年以來，陸續(xù)發(fā)現(xiàn)早期疑似病例，真假不一。如1959年死去的一個英國人，癥狀很像艾滋病；他的組織于1990年檢測到HIV-1。但幾年后復查認為是樣本污染。

1990年代一本暢銷書，說1957年—1960年，剛果的小兒麻痹癥疫苗可能是瘟疫的源頭，因為疫苗培育使用了黑猩猩的腎臟。但這個觀點也被科學否定了。

即使證據(jù)看似充分，病毒溯源仍然容易出錯。

以下一種艾滋病起源的理論可能最接近事實：

SIV長久存在于猿猴體內(nèi)。幾百年前，某只捕食猴子的黑猩猩身上，混合了紅冠白尾猴的SIV和大白鼻紅尾猴的SIV——兩種遠親重排出一種新病毒，比黑猩猩早已適應的SIV更致命，這就是HIV-1的前身。

一百幾十年前，剛果河上游雨林里，獵人殺死了一只黑猩猩，他的傷口碰到了猩猩的血液。病毒由此傳給人。通過船運貿(mào)易，病毒傳到了剛果河下游，在新興城市利奧波德維爾擴散，并傳播到非洲各地。1920年代剛果推廣注射醫(yī)療；欠缺消毒的針頭或許加劇了傳染。

HIV-1不斷分化。1960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派遣到剛果的幾千名海地工作人員，可能帶回了病毒到海地。

從海地的幾百個血樣中檢測的病毒推算，1966年前后某個HIV攜帶者迅速傳播了病毒，很可能是通過當?shù)匕l(fā)達的賣血產(chǎn)業(yè)。病毒隨著血液制品蔓延全球。

有研究暗示，1966年就有一位美國少年通過同性性行為感染艾滋病。還有證據(jù)表明，最晚在1969年，艾滋病毒通過海地血液制品感染了美國人。邁克爾·戈特利布發(fā)現(xiàn)艾滋病前，它已在美國悄悄流行了十幾年。

艾滋病的背后是全球化交流的無可避免的風險。瘟神不分種族，沒有國界，沒有哪個群體可以豁免。歧視無助于戰(zhàn)勝瘟疫，只會傷害病人。

據(jù)聯(lián)合國2018年統(tǒng)計，已有2960萬—4080萬人死于艾滋病，有3790萬人攜帶艾滋病毒。聯(lián)合國艾滋病規(guī)劃署（UNAIDS）指出，直到今天，對患者的羞辱和歧視仍存在于世界的很多地方。

（原標題：HIV：一個被污名化的病毒，溯源用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