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筆者在相關部門的支持下用電話采訪和座談形式調研了178家民營企業，還搜集了588份武漢民營企業問卷。根據企業訪談、座談和企業調查問卷中的數據，目前武漢民營企業仍然面臨很多困境，主要包括：企業復工率較高，但復產率不足；絕大部分企業面臨較嚴重的訂單萎縮問題；由于地域歧視，企業難以在湖北省外開展業務；超過七成企業反映資金鏈緊張和融資難。

除了以上的共性問題，企業反映較多的則是關于優惠政策難以落地的問題。筆者在2月24日-26日做的企業調研結果中就發現，各項政策優惠政策落實并不充分，573家企業中有66.32%并未享受政策優惠（《疫情沖擊下湖北省企業的經營狀況分析與政策建議》，2020-03-01，澎湃商學院）。筆者在3月20日和4月25日又分別搜集了兩次武漢民營企業調查問卷（見表1）。調查結果顯示，目前社保免繳緩交政策落實的效果較好，兩次調研均有70%左右的企業獲得了優惠，其次是公積金緩交政策和增值稅減免政策，但享受了這些政策的企業也僅有兩成左右。從兩次調研的結果來看，租金減免政策似乎有了較大的進步，享受到該政策的企業比重從2.84%上升到17.23%（也有可能和樣本的偏差有關）。

表1：財政政策優惠落實情況（多選）

在4月25日的問卷調查中，筆者也對企業享受優惠政策不足的主要原因進行了問卷調查，見表2。優惠政策不明確、可操作性不強是企業反映最多的問題，其次是信息渠道不通暢、政策不確定性大、沒有和政府交流溝通的平臺。

表2：企業享受政策優惠不足的原因（多選）

在總結調研問卷與企業家訪談之后，筆者認為優惠政策難以落實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

1.政策文件太多、太長，中小微企業難以消化。“政策匯編1000多頁，看不完”是很多企業家的心里話。就算大型企業，能有專人看完文件，也吃不透政策，中小企業更不在話下。而且部分優惠政策文件很長，實質性內容卻寫的比較簡單，涉及的部門也很多，企業填好表也不知道找哪個部門落實。雖然，武漢市經信局也出臺了政策精編版，但即使在精編版中找到了政策，還是需要回到原始文件中尋找細則，不了解部門運轉規律，企業仍然消化不了政策。

2.一些政策優惠對象不明確，企業無法對號入座。例如，武漢市公布的城鎮化土地使用稅困難減免優惠政策中指出：“受疫情影響十分重大的困難行業納稅人，可申請減免2020年第一、二季度的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究竟什么樣的企業屬于受疫情影響十分重大的企業？有什么度量標準？需要哪些證明材料？文件中并沒有指出，類似這種不明確的政策并不在少數。

3.部分政策文件缺少細則。例如，國家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中指出“對企業組織職工參加線上線下培訓，組織新招用農民工、高校畢業生參加崗前培訓的，給予職業培訓補貼”。這一政策讓很多進行了職工培訓的企業看到了優惠的曙光，但是該政策卻沒有實施細則，企業不知道找哪些部門落實補貼。

4.有的政策優惠幅度不大，交易成本卻較高。關于各項政策，企業都認為交易成本較高。很多企業家抱怨天天都在準備資料、填表，但真正獲得的實惠并不多。相比于較高的交易成本，一些政策的優惠幅度不大，對企業的吸引力很小。例如，國家出臺了階段性降低用電價格的政策，但某中型企業負責人告訴筆者，他們在2-3月一直停工，原本就沒有多少電費，如果要去申請國家階段性降低用電成本的補助，還要派專人填報、跑部門，至少花費2-3天，補貼到手估計只有2000元左右。考慮到成本較高，他們放棄了申請。

5.一些優惠政策設計初衷好，但在實際過程中由于操作問題，難以發揮作用。為了減輕小微企業的負擔，國家出臺了政策對湖北省小規模納稅人免征3%的增值稅。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增值稅免繳，稅務局給小規模納稅人開具的稅票從專票變為普票，即下游客戶拿到這張發票無法進行抵扣，等于變相擠壓了下游客戶的利潤。這種情況下，下游客戶往往要求小規模納稅人企業在報價中扣除稅額，最終小規模納稅人沒有享受到增值稅減免。

中央政治局4月17日召開會議提出“六保”目標中的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事實上都是與保企業相關。保企業除了通過金融渠道為企業輸血，就是要通過財稅渠道幫助企業獲得補貼、減輕企業負擔。就目前武漢市民營企業優惠政策落實的調研情況來看，很多政策的落實效果不是很理想。筆者相信，這種情況也不是僅在武漢存在，而是各地普遍存在的問題。

怎樣才能把政策落到實處，幫助中小企業紓困？筆者認為，這就要求政府對于企業面臨的種種“痛點”，要有感同身受的“痛感”。如果沒有這種痛感，政府就會始終覺得是在給企業幫忙，既然是幫忙，那就是可幫可不幫，這樣政策落實的效果必定不能盡如人意。政府只有感受到企業的艱難和困境，意識到盡可能多地保住企業才能保住城市的未來，才可能真正做到和企業同舟共濟、共克艱難。就如何改進政策的落實，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嘗試：

第一，盡可能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將優惠政策分級分檔，讓企業可以對號入座。各種優惠政策最好能盡量明確執行標準，做到企業分類標準和優惠幅度一一對應，就像翻看商品價目表一樣方便。政策優惠不明確標準，就會導致企業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與相關部門討價還價。一事一議、一企一議不僅耗費政府部門和企業的時間，提高交易成本，而且還有可能滋生腐敗。

在各種財稅優惠政策中，最能有效降低企業成本的政策是社保免繳緩交、公積金緩交、土地稅和房產稅的減免以及租金的減免。政府想要切實幫助企業紓困，就應該在這四個政策上做好功課，制定更加明確的減免標準，盡量減少人為操作的空間，降低企業交易成本。

第二，公布優惠政策的同時最好同步出臺實施細則，包括材料清單、對接部門、審批流程、查詢平臺等細節。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很多政策執行部門也是苦不堪言，機關人員反映全天都在接咨詢電話，沒有時間反思政策文件。事實上，產生這種企業不滿意、機關苦難言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政策細則不清晰，讓企業覺得缺少信息渠道、與政府溝通困難。

第三，政府在出臺優惠政策時，執行流程需要優化。例如，在政府出臺的各種銀企對接名單中，有一類名單上的企業可以享受政府貼息。目前各地通行的做法是，企業申請進入名單，政府審核后出臺名單交給銀行，企業再向銀行提出貸款申請，銀行決定是否授信，授信成功的企業政府給予貼息。這一流程走下來，可能1000家企業申請，100家企業能夠進入政府貼息名單，但最終只有10家企業能夠獲得銀行貸款。很多進入名單的企業產生錯覺，認為這是政府為其信用的背書，只要進入名單就能獲得銀行貸款。但事實上，企業信貸的風險審核完全是由銀行獨立完成。這就導致很多企業反映，政府名單不管用，對相關部門抱怨頗多。筆者認為，這一政策初衷很好，但是流程上需要改進，應該是先讓銀行審核哪些企業可以獲得信貸投放，再讓政府審核是否給予利息補貼，避免企業做無用功。

第四，一個優惠政策的制定，可能需要考慮其他配套措施。例如前文提到的小微企業增值稅減免政策，由于增值稅涉及到供應鏈，上游不交稅就會將稅負轉移到下游。如果真的要給企業免去增值稅，還應該有其他上下游配套措施，例如原先開專票的就還是需要開具專票，而不是換成普票（當然還要防范上下游企業合謀避稅的問題）。

第五，充分使用大數據、數字化平臺，降低企業獲得政策優惠的交易成本。企業申請優惠政策的財務成本并不高，但花費時間長、精力多，增加了企業特別是人手本來就不足的中小微企業的負擔。我們提智慧城市、數字城市已經有很多年，2011年許多城市就做出了相應規劃。但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城市的政務系統中還是不能調出一家企業的完整信息，企業數據散落在稅務部門、工商部門、統計局、經信局等各個部門。如果能充分利用大數據、數字化平臺整合企業數據，不僅可以精簡企業申報優惠政策的手續，而且可以幫助政府實時掌握企業的發展動態，對企業分級分類、精準施策。

第六，建議各個主管部門錄制視頻，指導優惠政策的申請。目前武漢市的市場主體超過130萬家，即使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要申請各類優惠，每家企業都和政府相關部門聯系一次，政府的工作量也將非常大。考慮到27.18%的企業反映與政府部門之間缺少交流溝通的服務平臺、30.83%的企業反映信息獲取不順暢，各類優惠政策的歸口部門可以為相關優惠政策的申請錄制視頻，公布在各大政務平臺和公共服務平臺上，指導企業填報和申請，既方便了企業，也可以將有限的人手分配到政策的落實上。

第七，加強政策的確定性，穩定政策執行機構的預期。前文提到有28.16%的企業反映政策不確定性大是難以獲得優惠的原因。前期各地都出現過一些“一日游”、“兩日游”的政策，政策公布不到一兩天就被叫停。這種頻繁出現的不確定性，導致政策執行機構不敢貿然行事。例如，有國有物業公司在3月份接受筆者關于減免租金的調研時指出，他們不敢批準給商戶免租金，萬一哪天政策變化了，公司的損失由誰來承擔呢？因此，只有增強政策的確定性，穩定執行機構的預期，才能使得政策得到快速、有效的落實。

最后，還是需要政府對企業面臨的困境有痛感，只有政府深刻認識到保企業就是保住自己窩里的金雞和源源不斷的金雞蛋，才能站在幫扶企業的角度，簡化企業辦事流程、加快企業辦事進度。現在，不僅僅是武漢，很多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都面臨著復工之后無工可復的困境，政府的紓困政策早一日到位，給企業的這口氧氣就能接上來，企業就能存活下去、渡過難關。

（作者羅知為武漢大學中國新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經濟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