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釋學是有關理解和解釋的學問，這是西方對闡釋學的定義。理解就是understanding，解釋就是interpretation。

其實在中國和西方都有源遠流長的文本解釋的傳統。曾經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的中國古今文學國際學術會議上，有位中國學者寫的是中國闡釋學方面的文章，一位名叫白馬的德國漢學家就說，闡釋學是他們德國的傳統，中國人怎么能夠研究闡釋學。另外有一位美國的華裔漢學家反駁他說：“闡釋學雖然是發源于德國，但是理解和解釋的學問是所有國家和民族都可以用的。”就是說這門學問不能夠被德國所壟斷。

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人類學術的發展就是一個不斷地對經典文本理解和解釋的過程，也就是闡釋的過程。比如說西方的闡釋學是源于對《圣經》的解釋，中國的闡釋學最經典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對經學的解釋，現代也有學者研究經學闡釋學。除了經學以外，中國還有大量的有關文學文本的理解和解釋，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它稱為文學闡釋學。西方的《圣經》闡釋就不用說了，它是一種正宗的闡釋學的傳統，但是其他的文化現象，比如說歐洲14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我們也可以把它看作對古希臘傳統的一種全新的詮釋。

在中國其實也是這樣。從傳統學術來看，儒家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的考據學，都與文本的闡釋密切相關。也是各個時代，不同的學者對經典進行重新闡釋，開創了自己一代新的學問。

比如以經學闡釋學來說，在漢代就有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這樣兩個不同的解釋傳統，到了后來魏晉時期對經學的解釋又有新的發展，變成了玄學的一種解釋。魏晉玄學大多還是講解儒家經典《論語》《周易》等，用玄學觀點重新解釋儒家經典。當然唐代的經學解釋主要繼承了漢代。不過到了宋代，學者們就對漢唐的經學產生了全面的質疑，這種全面的質疑從北宋歐陽修等人開始，一直到南宋的朱熹講《詩經》都有很多新的發現、發明，也就是說宋代的經學傳統又是一種對經典文本的重新解釋、重新認識的過程。

歐陽修《詩本義》對“毛傳”、“鄭箋”提出懷疑，提出回到“本義”。《周易》在宋代有好幾家著名的“傳”。宋人對《詩經》翻案最多，南宋王質《詩總聞》、朱熹《詩集傳》，對毛詩序進行質疑，從義理方面推斷其是否符合人情常理。歐陽修《詩本義》核心是“人情”，即合不合理，是否符合常理。

南宋朱熹更注重義理。朱熹用“四書”取代“五經”，因為“四書”是儒家最經典的讀物。儒家的“四書”可能是仿照佛教“四書”，在之前儒家沒有“四書”的說法。佛教“四書”《金剛經》《圓覺經》《維摩經》《楞嚴經》都易于閱讀，是宋代士大夫最愛閱讀的四部佛經。佛家這幾部書就是對“心性”的解答，受到士大夫的歡迎。朱熹為了響應佛家“四書”的挑戰，找出儒家《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四部蘊含心性討論的書，編為儒家“四書”。佛教“四書”的說法見于北宋徽宗時期郭印《云溪集》，儒家“四書”的編者朱熹生活在南宋孝宗時代，比前者晚了幾十年。清代的乾嘉學派繼承了漢代的古文經學的傳統，但是同時也有與乾嘉學派對立的學派，就是宋學學派。宋學學派繼承了宋代經學研究的傳統。因此在中國來說，學術的發展，都是對儒家經典文本的重新的、不斷的解釋，形成了各個時代的學術風格和新的思想。

隋唐佛學也是如此。漢譯佛經最早的解釋方法“格義”，把佛教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比對，有點像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比如把佛教的“空”和老子的“無”進行格義。隋唐對佛經進行解釋，形成不同的佛教宗派，比如天臺宗主要對《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進行解讀，建構了自己的佛學體系。華嚴宗對《華嚴經》進行解釋。玄奘的法相宗，編譯《成唯識論》。玄奘翻譯更注重文義的可靠性，翻譯得最好，但是閱讀的人比較少，太學者化。

我們要講的是文學闡釋。在中國古代，有各種各樣的詩文選本、評點本，有各種各樣的詩話，有各種各樣的筆記，對中國文學有很多精彩的解釋。我們這門課就是希望大家從現代學術的立場，用現代學術的眼光去重新觀照中國古典文學，重新觀照中國古代的文學闡釋傳統。

在中國，經學、玄學、佛學、理學、考據學等無一不與文本闡釋密切相關。可以說各個時代各種學術思潮就是在對經典的不同闡釋中誕生。當今我們寫論文、從事學術研究其實也就是對我們課題所涉及的古典文本進行理解和解釋的過程。因此了解一些古今中外的闡釋學理論對于我們如何選擇一種學術的方法來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具有很大的啟示意義。這不僅對于古代文學專業，而且對于現代文學、外國文學、文藝學、漢語史、文獻學等專業的同學都會有所助益。就我個人的治學經驗來說，我把它總結為五個字：研究即闡釋。當然我們不要說建立什么學派，但是我自己的一種學術風格就是對文本進行細讀，提出自己的一些新的見解。

周裕鍇 著
定價：86 元
ISBN：978-7-309-14501-4
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