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記載：“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河南鄭州鞏義雙槐樹遺址近日被命名為“河洛古國”隱約傳達出，它不僅僅是考古學意義上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巨型聚落遺址，保留了距今5300年古國時代擁有三重大型環壕、具有最早甕城結構的圍墻、封閉式排狀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

這一發現被認為“實證了在5300年前后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黃金階段，河洛地區是當時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文明中心”并且“不排除雙槐樹遺址是黃帝時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國的醞釀階段”。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認為，“雙槐樹遺址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河洛古國”：實證中原地區的5000年文明

在5月7日，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鄭州公布雙槐樹古國時代都邑遺址階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的發布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說：“大家都知道中原是中華文明的中心，但它究竟是什么時候形成的中心？一直欠缺過硬的考古資料。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歷時15年，在遼河流域、長江中下游等地都發現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級都邑遺址——紅山、凌家灘、石峁等古國文明先后被發現，顯示出文明化進程加速的傾向，但中原地區卻沒發現，我感覺是一個很大的遺憾。我們認為這種現象不是實際情況，黃帝的活動區域應該是以河南為中心，所以鼓勵一些機構開展相關研究。”

這處挖掘了多年的遺址位于黃河南岸高臺地上、伊洛匯流入黃河處的遺址被命名為“河洛古國”，既點出其位置，又暗合“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居天下之中”的歷史信息，因為位置的重要和與黃帝的關聯而具有不凡的意義。

河洛古國的不平凡首先在于其規模，從新聞發布會中公布的考古材料看，這處遺址東西長約1500米左右，南北寬約780米左右，殘存面積達117萬平方米。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晚階段三重大型環壕、具有最早甕城結構的圍墻、封閉式排狀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連片塊狀夯土遺跡、三處共1700余座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三處夯土祭祀臺遺跡、圍繞中心夯土祭臺周邊的大型墓葬。二十多處人祭或動物祭的禮祀遺跡以及制陶作坊區、儲水區、道路系統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時期豐富的文化遺物。

具體的分布情況為：三重環的圍繞下，遺址形成嚴密的防御體系，并均發現有對外通道。有疑似吊橋的內壕出口遺跡，在外壕的東南、西南分別發現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條，寬大的壕溝顯然具有防御外敵入侵的功能。大型中心居址區位于內環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兩道圍墻，主體長約370多米，與北部內壕合圍形成封閉的半月形結構，面積達18000多平方米，此區域內目前發現4排帶有巷道的大型房址，房址之間建有通道；房址前均分布有兩排間距、直徑基本一致的柱洞，應為房屋前的廊柱遺存。大型夯土基址位于內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

另外，這座遺址也不是孤立于河洛大地，王巍稱：“雙槐樹遺址是一處經過精心選址和科學規劃的都邑性聚落遺址，周邊的青臺、汪溝、秦王寨、伏羲臺和洛陽的蘇羊、土門、妯娌等多個遺址，特別是西山、點軍臺、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組成的城址群對雙槐樹都邑形成拱衛之勢，從遺址的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分析，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發現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規模最大的核心聚落群和唯一的大型城址群。”

或為黃帝的都邑所在

如上所述，“三”是頻繁被提及的數字，在大河報的采訪中，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說：“遺址的三重環壕很有深意，從空中俯瞰，雙槐樹遺址被內壕、中壕、外壕三重寬大的環壕圍繞，形成嚴密的防御體系，并均有對外通道。今天的普通人很難想到，這些壕溝除了防御外敵入侵的功能，可能還具備禮儀性質。三這個數字在古代可以與昆侖聯系，因為昆侖山上住的都是神仙，所以帝王之制都經常采用三重，屬于高端的禮制建筑。這三重環壕并非在同一時間建成，因為建設周期太長，但是在聚落繁盛時期是共存的，這種規制也是判斷遺址具有高等級性質的重要證據。”

除了環壕，大型夯土基址也值得注意，這處基址面積巨大，多次建設使用。第一層建筑基礎面積至少是目前國內同一時期規模最大的單座建筑基礎。位于第三層的面闊15開間的大型建筑則已初步具備了大型宮殿建筑的特征，這些發現也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宮室制度的源頭提供了早期關鍵資料。

除了三重環壕與夯土基址等顯示出的建筑規制上的等級之高，以下諸多證據也將該處遺址與黃帝產生聯系。

在遺址內發現三處墓葬區，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時期的墓葬，均呈排狀分布。墓葬為東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頭向西。其中一個墓葬區早期主體被遺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條圍溝圍成一個獨立的區域，顧萬發認為這是中國早期帝王陵寢兆域制度的雛形。

古代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有關于黃帝時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記載，唐代天文學著作《開元占經》記載，“黃帝將亡則地裂”，表明發生了地震，黃帝部落就遷走了。巧合的是，在雙槐樹遺址發現了多處地震引發的裂縫遺跡。地裂縫遺跡發現于遺址內壕和中壕東南部解剖溝內，呈東西條狀，錯亂交叉，縫內有淤積黃土，還有明顯的地層錯位現象。北京大學相關專家現場確認，認為可能是地震引發的裂縫，且震級在6.0級以上。

除了遺址本身傳遞的歷史信息，出土文物也隱含了許多可值得研究之處，如本次考古中發現的被認定為國寶級的文物——中國最早的骨質蠶雕藝術品。它與青臺遺址等周邊同時期遺址出土的迄今最早絲綢實物一起，實證了5300年前后黃河中游地區的先民們已經養蠶繅絲。

這件牙雕家蠶長6.4厘米，寬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豬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條正在吐絲的家蠶形象，這是迄今發現的仰韶時期與養蠶及絲綢起源相關聯的、比較直觀的實物資料。在采訪中，顧萬發說：“絲綢和玉都是中華文明的高端代表，關于玉的研究和發現很多，絲綢少有人關注。絲綢這種高科技產物的產生，一定有相應的社會理念和人力物力財力做支撐，背后肯定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如果找到了，所謂‘中原文明洼地’的問題就解決了。”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李伯謙教授認為：“中華文明的一個典型特征即是農桑文明、絲帛文明。中國新石器時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農業都較為發達，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雙槐樹為首的聚落，全國其他地方卻沒有與桑蠶紡織業有關的確切發現。從這一角度講，以雙槐樹遺址為首的黃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發現的中國農桑文明發展史上的時代最早的代表。”

“北斗九星”與天地之中的宇宙觀

河洛古國中最有趣的發現就是一處用陶罐模擬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遺跡。

它位于中心居址內代號為F12房址前。早在2019年6月，與雙槐樹同時期的青臺遺址也曾發現有北斗九星的遺址。顧萬發介紹，北斗九星斗柄的指向正好與冬至的方向吻合，冬至是古人祭天的日子。早在5300年前，中原先民對北斗天象和“斗柄授時”的觀測利用就已非常精確。這些高等級的人文與天文遺跡融合的現象，應是中國古代文明高度重視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顧萬發也認為，“北斗九星遺跡有政治禮儀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達自己是呼應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

在北斗九星遺跡上端，北極附近——古人認為北極是天的中心，還有一頭首向南并朝著門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人眼里是一種神奇的動物。古代有天子冬至祭天的傳統，大部分鹿類在夏天脫角，只有麋鹿在冬至脫角，所以統治者把麋鹿脫角視為吉祥的象征，并把麋鹿與一年最重要的節氣冬至關聯。此外，道教有“三蹻”的說法，指龍虎鹿三神獸，它們是幫助神巫上天的橋。顧萬發認為，麋鹿也應有鹿蹻的意思。

北斗九星和象征北極的麋鹿所在的位置表明雙槐樹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視禮儀化設計思維，可能已有了較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觀。這些高等級的人文與天文遺跡融合的現象，應是中國古代文明高度重視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中原地區的喪葬理念

雙槐樹遺址的墓葬里隨葬品很少，即使墓葬規模很大、等級很高，里面也沒多少東西，在全國范圍內都屬于特例。顧萬發說：“這可能跟中原地區的喪葬思想有關，首領掌握軍事權和祭祀權，但宗教色彩不濃郁，不主張把生前的東西帶到死后世界，這也是其延續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面。”

反映當時的喪葬觀念的遺跡還有墓葬區內發現的大型夯土祭壇遺跡，連同青臺的祭天壇臺，是目前黃河流域仰韶文化時期遺址的首次發現。不僅讓我們首次看到了黃河流域古人祭壇的實物，也便于將中原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邊區域在祭壇文化以至高層禮儀制度方面的比較研究，也將從更高層面和更廣地域探討中國古代精神層面的多元一體化問題。

目前，發掘單位已與北京大學等12個權威學術機構開展合作，對人的來源、疾病、遷徙、食譜、人地關系、古DNA等問題予以研究。專家們認為，對于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處在文明起源關鍵時間階段、位于黃河流域中心區域的聚落集團的人的問題的綜合研究，將為華夏民族的核心族系起源問題提供最為豐富的單體資料。“目前，初步獲得一些有意思的發現，生活在這里的男性基本不干體力活，因為上肢極不發達。同時，男性的基因穩定一致，而女性的基因來源非常廣泛復雜，由此不難產生一些大膽的聯想。”顧萬發介紹。

在5月7日的發布會上，與會專家認為，雙槐樹遺址的重要考古發現，證實了以其為代表的“中原文明發展模式”，天地之中的宇宙觀、合天命而治的禮儀性思維，具有引領性的文明發展模式，規模宏大的高等級建筑，嚴謹有序的聚落布局，中國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呈現出古國時代的王都氣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以及諸多凸顯禮制和文明的現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襲和發揚，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主根脈有望追溯至此。

（注：本文部分內容綜合自大河報《最新發現：中華5000年文明的源頭，在這里！》新華每日電訊《重大考古成果！河南鞏義發現5000多年前“河洛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