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仍然嚴峻，大小企業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但正如我們在中國抗疫隔離期間所見，疫情也推動了科技產業（包括快遞公司）在美國的新一波發展。比如，社交平臺臉書、Instagram上的消息發布數量比疫情前增加50%以上；谷歌旗下視頻網站YouTube針對不同學齡群體增設了學習頻道；居民對生鮮電商的需求飆升，亞馬遜的生鮮服務供不應求……

高科技作為美國的支柱產業之一，在2016年創造了5.3萬億美元的產值(占國家總產出的18.2%)、1450萬個就業崗位（約占薪資就業總量的9.9%）。美國勞工統計局預計，到2026年該行業產值將增加2.1萬億，同時創造110萬個新崗位。

雖然科技公司的工作令人向往，但是疫情給傳統工作流程、工作關系帶來挑戰，居家隔離生活使工作“非標準化”。那么，全球疫情之下我們該如何理解“未來工作”（future work）？技術與勞動者的關系會發生哪些變化？人們在擁抱技術的同時要如何保持警惕？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桐雨認為，疫情之下，美國科技產業中就業結構兩極分化的問題凸顯，低技術含量勞工（low-skill worker）成為承受這一極化加劇現象的最大受害群體。美國所面臨的挑戰或對思考中國的相關問題有所啟示。

吳桐雨從2014年開始關注美國西海岸的高科技公司以及移民工程師群體，近期她接受了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的采訪，分享了自己在美國的觀察與思考。

澎湃新聞：新冠肺炎疫情對您關注的工程師群體有哪些影響？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

吳桐雨：全球疫情對美國經濟造成沖擊，截至4月25日，共有3030萬人向政府申請了失業補助，占美國勞動力市場總人數的18.6%。相比之下，科技行業受影響程度較小，社交媒體、視頻網站、生鮮電商等領域反而經歷一波增長，因此我觀察的計算機工程師群體尚未面臨就業的挑戰，目前都在居家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應對隔離期間遠程工作的問題上，計算機工程師比從事傳統工作的勞動者更有準備，最直觀的體現就是基礎設施。為了配合對工程師非標準化的工作要求，高科技企業投入大量金錢與精力鋪設網絡，支持員工在家搭建與公司環境同樣的、有多屏幕或寬屏幕的辦公場所，插上網卡就能連接公司內部網絡。因此在隔離期間，工程師的工作并未受物理空間的限制。

而比硬件設備更關鍵的“準備工作”是平時的工作環節與訓練。全球化是互聯網企業最大的特征，工程師已經習慣于在遠程項目中通過視頻會議的形式與不同國家、時區的合作者開展工作。同時，日常工作內容中的“值班”環節也培養了工程師隨時準備開工，為出現問題的軟件或機器的糾錯。

有工程師告訴我，疫情中遠程工作的挑戰更多在于，像“值班”這種原本更接近“危機處理”的工作方式被常態化。同時，企業內部與對外視頻會議頻次的增加，對于原本不擅長社交的工程師來說是一種負擔。然而，相較于工作方式的變化，他們更擔心的是疫情對于工作績效考核以及股票價格的沖擊。

首先，工程師的職場競爭殘酷。美國社會學家Ofer Sharone教授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科技公司根據每年一至兩次的績效考核決定獲得晉升機會的人選，處于末尾的20%的人員可能面臨淘汰或進入觀察期。以谷歌為例，今年三月的考核受疫情影響，公司決定保留2019年度人員晉升名額至下一個考核周期，與2020年度考核一起綜合評估。這意味著，有一批工程師今年無法如期升職，直接影響他們的全年收入。同時，受居家隔離影響，很多人三月開始工作效率有所下降，勢必會影響到其2020年度考核的表現。

其次，就像其他在后福特主義大環境下產生的企業一樣，高科技公司強調員工，尤其是核心員工的忠誠度，給予股票獎勵目前仍然被視為鼓勵忠誠度的有效方式。因此，在科技企業中，股票已然成為高科技員工的重要特征，司齡越高，收入中股票占比越大。比如，司齡七年的工程師，所得工資與股票的比例大致為3:2。持有股票的高科技人員也會變賣就職公司的一些股票，購入其他股票以分散資產的風險。然而，此次疫情中，向來比較堅挺的美國股市整體遭遇重創，導致高科技員工的一部分資產蒸發。

除了上述影響之外，高科技員工中的移民群體在疫情之下面臨更大風險。根據美國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從2010年開始，美國灣區科技產業從業者中，亞洲從業者比例已經超過50%，成為硅谷技術開發工作的主力。我接觸的許多華人工程師通過H1B特殊專業人員簽證留美工作，目前在申請綠卡的過程中。特殊專業人員簽證只能由機構提出申請的要求，直接導致了移民的雇傭脆弱性，因為一旦失去機構的擔保，技術人員就基本失去了在美國的合法身份。

因此，尚未獲取公民身份的工程師在疫情下的工作壓力更大，尤其是那些在此前考核中排名靠后的人員。不少人擔心疫情之后經濟蕭條會引發大規模裁員，而資歷老的工程師更在交流中回憶起了1999年“千年蟲”與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高科技公司裁員，外籍人員首當其沖。疫情以及疫情對產業影響的不確定性讓華人工程師充滿了緊張感。

澎湃新聞：科技產業中不同工種的勞動者受影響程度有哪些差異？政府給予的支持是否有效？

吳桐雨：疫情不僅讓人們看到科技行業的重要性，更凸顯了產業中就業結構兩極分化的問題。除了產業核心工人，即我觀察的高技能工程師群體，科技行業還有大量邊緣的、低技能的非科技勞動者，包括網約車司機、物流、倉庫工人、客服（包括外包）等。

這一群體面臨的現實挑戰是：企業為了減少用工成本、增加靈活性，雇傭了大量的兼職工人，并將每人每周的工作時間限制在40個小時以下（40個小時以上為全職工作，企業需要承擔更多責任）；為了生存，許多人要兼職兩份或更多的工作，而在幾乎沒有風險承受能力（調查發現許多家庭難以應對計劃之外的400美元的支出）、不能失去工作狀況下，時有兼職工人帶病工作的情況發生。此外，企業通常不會為兼職工購買商業保險，意味著勞動者一旦感染病毒，可能無法負擔檢測及高昂的治療費用。

非科技勞動者原本享有的保障就少，但他們從事的往往是疫情隔離期間維持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工作，風險更高，因此，他們成為在疫情中沖突最為嚴重的群體。為應對疫情期間激增的需求，亞馬遜計劃在美國物流中心增加雇傭10萬名工人，并且暫時在每小時15美金的時薪基礎上增加2美金。但是，自三月起，亞馬遜工人罷工事件不斷，工人的社會權益問題醞釀發酵，到當地5月1日，亞馬遜工人聯合其他四大賣場的工人一起走上街頭，要求商業巨頭為他們提供更多保障，包括足夠的防疫裝備、更透明的工友感染信息等。

事實上在美國，以亞馬遜為代表的一些企業由于不支持工會發展，在非科技勞動者群體中的名聲向來不好，但在此次疫情中，曾深得員工好評的開市客也因為反應過慢，導致21名辦公室人員、62名倉庫工人感染、至少兩名雇員去世而引發爭議。

從國家層面來說，雖然政府在疫情中發放了價值1200美元的支票，但在消費經濟沒有正常運轉的情況下，我認為作用并不大。同時，作為以市場導向為主的國家，美國并不會像中國在疫情中宣傳快遞小哥那樣，用鼓舞人心的語言體系認可非科技勞動者在疫情中的重要作用。

澎湃新聞：全球疫情之下，我們如何理解“未來工作”以及“科技與人”的關系？鼓勵數字經濟的同時，還需要注意哪些風險？

吳桐雨：經過這次疫情，很多公司會意識到數據的重要性，并在加大對云計算的投入。無論是否有疫情，對用戶數據的掌握與分析能力已經成為商業機構的核心競爭力，而疫情進一步拉大了公司之間的差距，擁有數據與計算能力的公司獲利更大，積累了更多的原始資本。未來，建立云計算能力的門檻決定了更多中小規模的企業會需要科技巨頭提供相關服務。

因此，當數據能力變為資產，誰通過數據獲利？誰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誰獲取了壟斷地位？這些問題在疫情之后企業的洗牌中值得被關注，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企業數據能力的提升，離不開用戶的“勞動”。學術界用“工作的消費者”（working consumer）一詞形容網絡購物中變身為“工人”的消費者。無論是搜索、選取商品還是在購買之后點評、曬圖，消費者承擔了一部分原來線下商店雇員的工作。在居家隔離的狀態下，消費者線上購物的“工作量”與人數陡增，尤其是在美國，原本較為小眾的生鮮電商，在此次疫情中培育了新一批的“工作的消費者”，其中包括七八十歲的老人。

同時，疫情也讓人們反思，面對面交流在未來工作中的重要性。相較于中國，美國的抗疫時間更長，為了正常運作，企業與政府部門都開始向科技企業學習，為遠程工作搭建基礎設施。未來，人們多大程度能接受虛擬工作場景下、不受時間限制的工作還有待觀察。至少目前來看，作為第一批“小白鼠”，工程師已經具備必需的思維習慣以支持近期內的非正常工作狀態。

一些工作與工作性質已經發生改變。作為老師，我感受到，線上課程直接改變了教師行業，改變了教學邏輯，更改變了學生吸收知識的方式。在美國，網課模式備受爭議。一方面，網課的利潤非常高。根據哥倫比亞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制作一門網課的成本大概在4萬到32萬美金之間。而學生注冊一門網課的費用在70到300美金之間。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完成網課搭建，邊際成本在課程的重復使用中很低。熱門公開網課的參與人數可以達到10萬人，比如斯坦福大學由Andrew Ng教授開設的“網紅”計算機課程。

另一方面，網課經常采取學生互判、取平均分的評分機制，學生無法在作業中得到老師的評語，并與老師進一步探討。線上教學將基于人與人接觸的師生關系，變為了學生與學生嫁接于平臺上的關系，并將教師的功能轉向了產品（網課）制作。

此外，疫情作為發酵劑會繼續改變科技行業的職業結構。經過十多年的討論，學者已經認識到，機器與人之間不是互相替代的關系，兩者應該互相補足。比如，無人車的發展，意味著司機行業的衰退，但它同時對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起到輔助作用的標注工作產生了大量的需求。未來，在技術嫁接之下，科技行業的工種會不斷變化，兩極分化的現象或更嚴重。

澎湃新聞：上述觀察對中國的科技行業有哪些啟示？

吳桐雨：科技行業工作的兩極分化正在全球范圍內發生，有意思的是疫情對于這種分化的加速在美國比在中國更明顯。我認為，我們可以把在美國顯現出來的問題作為透鏡去思考中國的相關情況。我們可以考慮，疫情之后，科技行業中高技能勞工的工作性質是否產生轉變？他們工作的附加值是否產生增減？對于抗風險能力較弱的非科技勞工，他們的脆弱性又體現在哪里？

疫情讓我們對行業及其抗壓能力有了更準確的判斷，我們應該去分析是哪些特性決定了不同工作抗壓能力的強弱，那些抗壓能力強的工作未來是否會成為新興產業？政府應該如何推動？比如，我在調研中觀察的標注行業與工程師一樣，受工作場所局限較小，面對疫情的抗壓能力較強。

同時，對于抗壓能力弱的勞動者，比如網約車司機、物流工人等，是否應該出臺相關政策進行保護？此外，我們還需意識到，除了政府之外，企業出臺的措施也直接影響到勞動者，尤其是非科技勞工的生存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