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江先生新著《說明：錢眼兒里的皇朝》，最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長江是出自民間的作家，其主業是稅收實務，亦擔任中國稅務學會稅史部的學術委員，這其實擁有了某種優勢，比尋常的歷史學者或作家更懂稅收專業知識，而比稅收工作者更懂歷史寫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歷史是我的喜好，稅收是我的專業”。他的行文方式，是用歷史和學術文獻提供的材料，借鑒現有成果的思維框架和學術觀點，盡可能達成“通俗化、思辨化、適度趣味化、輕度文學化和盡可能干凈流暢”的效果，將自己的作品定義為一種“學術性的隨筆”，這其實是一種寫作難度更大的文體。

本書作者說他是在進行某種嘗試，“走新路，但不一定穿新鞋，這其實是擺布繼承和創新的關系”。閱讀此書，感覺出作者采用的“宏闊的、全景式的、彼此勾稽的視野，審視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歷史和文化傳承、政治和社會生態變遷、統治者性格和偏好等復雜因素與賦役間的內在聯系和作用機理”的思考和創作方法，大概就是作者所選擇的一條頗具特色的稅史寫作新路吧。作者把明代賦役史稱作“錢眼兒”，是十分恰當的。錢眼兒雖小，分量不輕，可透視事關一個龐大王朝的政策設計、體制運作、社會生活的一切圖景。

作者說，史家觀察明朝的運動軌跡，大多選擇政治、軍事兩大坐標系，這當然是對的，但“如果再從賦役的視角切入，相信會有更真實、更立體、更直接、更通透的觀感”（32頁）。這就與傳統的經濟史或財稅史研究寫作有所不同了，更像是一種多重復合式的方法。我的感覺是，作者是在嘗試將政治體制（包括軍事）和經濟體制結合起來考察，再將稅收財政體制穿插入其間，三者互動，于是在他筆下，社會和制度的變遷便成為一個立體圖景了。這其實是一種頗為講究的方法，與財政社會學原理暗合。如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Adolf Wagner）說的，社會是一個廣義的社會體系，由政治體系、經濟體系和社會體系三個子系統構成，財政是連接這三個子系統的關鍵環節，或者說，三大子系統以財政為媒介構成了整個社會。

作者認為，稅收是王朝興衰和更替的重要變量。“稅收演進和王朝興替具有時間、方向、深度和廣度上的密切相關性和高度一致性。”（49頁）這話說得頗有深度。苛征暴斂、取之無度，必然引發社會矛盾激化、經濟衰退、社會動蕩。中國歷史上千百次農民暴動和明代中期以后開始發生的城市民變，多數由官逼民反的重稅、重役而引發；反之，如果統治者能夠做到聚財有度、生財有道、用財有方，則必然會財力充裕、國泰民安。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盛世”，可以證明賦稅征收的量和結構與國運之間確實存在某種重要的內在關聯。

作者以明朝“四公子”之一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入清后在《壯悔堂文集》“正百姓”中寫的一段文字為例，證實明朝賦稅征收不合理必然導致民生維艱、社會潰敗和王朝顛覆。侯方域說，明朝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勞役加之，水旱災祲加之，官吏貪侵漁加之，豪強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加之者七也。于是，百姓之中的富者爭相出錢進入學校，狡黠者爭相拉關系走后門充當吏胥，用這種辦法逃避掉七項負擔中的兩項。侯方域說，百姓負擔日重，而進學校的就免除了，當吏胥就免除了，結果是十人中逃避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額加于剩下的九人，以此類推，惡性循環，天下生員和胥吏越來越多，納稅百姓越來越少，“其后逐以百姓加百姓矣。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不死于溝壑即相率而為盜賊耳，安得而不亂哉？”作者指出，“很明顯，這是一個納稅人群遞減的過程，也是一個賦役負擔遞增的過程，還是一個淘汰良民的過程。”（36頁）。

作者在書中多處談到萬歷年間的城市民變，其中談到的蘇州的“織傭之變”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遂忍不住依據文獻再補充一點細節。萬歷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監孫隆被任蘇州織造，受命帶收稅課。明代官府經營絲織染業，督管此業并為宮廷采辦各種絲織品的職官即稱織造，而帶收，字面就是“連帶征收”的意思，用作者的話說，屬于“狗拿耗子”式的“跨界發展”，織造干了稅務局的活兒。萬歷二十九年，蘇州發生水災，孫隆不顧民生艱難，大肆搜刮蘇州紡織業，結果激起了大規模的城市民變。

歷史上，蘇州因經濟相對富庶，賦稅歷來比其他地方沉重得多，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曾拿蘇州府與真定府（在今河北）做過比較，后者轄5州27縣，轄境約相當前者的5倍，但蘇州承擔的賦稅是真定的17倍有余。如當地民謠所說：“殺麥殺禾猶自可，更有稅官來殺我”。被沉重賦稅壓得抬不起頭來的蘇州人這回不想再忍了，是年六月初六（1601年7月5日）這天，終于出大事了。為抵制加稅，蘇州兩千織工在一個叫葛成（又名葛賢）的人的率領下奮起反抗，行動頗為激烈。孫隆手下六名隨從，被暴怒的蘇州人毆殺。吳縣人欽叔陽作《稅官謠》寫道：“斬爾木，揭爾竿，隨我來，殺稅官！”從六月初六到初八這三天，抗稅者將蘇州城“諸稅官皆次第芟盡”。

事變發生后第五天，葛成站出來，獨赴蘇州官府投案，一力承擔：“始事者，成也。殺人之罪，成愿以身當之，幸毋及眾也。”蘇州知府朱燮元卻是一位通情達理的地方官，雖將葛成收監，卻對葛成和抗稅的織傭們表達了愧疚之意：“我實不德，以至于斯，爾民何罪？壯士其無辱。”一個官方人士，將造反者稱為“壯士”，并告知眾人：他在我這里，我會善待他的。朱知府體恤民情的表態，使得局勢很快得到平靖。一場城市暴動得以相當平和的方式收場。在盛行無情打擊和殘酷斗爭的古代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有個細節很值得玩味，在抗稅者重重包圍蘇州織造局的緊急時刻，孫隆曾請求朱知府派駐兵鎮壓，但遭到拒絕。朱知府說：“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鋤奸，以至召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且眾怒難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孫隆卻也無可奈何。

10年后，葛成63歲時被釋放出獄，民間稱其是“喜神”，百姓將其畫像張貼在家中，祈求全家平安無事。作者告訴我們，清康熙年間，蘇州民眾自發為葛成立碑。如今，葛成墓仍在，位于蘇州山塘街青山橋東。更多歷史細節，可通過查閱吳奈夫的《關于葛成領導的蘇州織工斗爭》、潘樹廣的《明末蘇州織工斗爭在文學上的反映》和吳鉤的《明萬歷“織傭之變”中的“激變良民”》等文獻了解更多。

此次重稅激起的是城市民變，而不再只是單打一的農民起義，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變化。作者講述了這個精彩紛呈的故事，并敏銳地留意到，動輒萬人的民變，是市民階層和反對宦官集團的士大夫階層的一場聯合行動，連書生和鄉紳也加入暴動隊伍中間，“是值得關注的歷史現象”（122頁）。明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就在這種城市民和農村中的暴力反抗中一點點地銷蝕殆盡，所以民間一直有“明非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的說法。

一部三十多萬字的著作，能把稅收這類專業性很強的文章寫得如此生動有趣、雅俗共賞并不容易，弄不好或失了學術品味被專業人士挑眼，或枯燥乏味。作者顯然并未受困于稅收專業性和作品可讀性兩相結合的難處，而是從賦役視角切將進去，將大明皇朝的一幅全景圖呈現在讀者面前，影像通透，脈絡清晰，層析分明，有聲有色。作者堪稱稅史寫作的高手，出手不凡。

無論什么時代的稅收，公平正義都具有價值的優先性。征稅須具有正當性，應將政府征稅權置于國民的財產權之后，稅率的制定和征收管理應當合理、合法、確定，要在政治上排除對特權者免稅，稅法面前，人人平等。用布坎南的話說，稅收屬于一國的“元規則”，須預先設定之。這是中外千年稅收史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也是面前這本頗具見識的稅史書帶給我的啟示。謹向讀者推薦之。讀之受益。

（作者李煒光為天津財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