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問，在這次新冠中使用最高頻率的詞是哪一個？我想，在中國，也許是“口罩”，而在歐美，可能就是“社會距離”了。正如“口罩”成為了國人對新冠的第一印象，“社會距離”或者保持“社會距離”在西方幾乎成了新冠的代名詞。從大的方面講，“居家隔離”或者“禁足令”就是強制實施“社會距離”的表現；小的方面來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有了實實在在的“距離”。但是，在人們保持社會距離的過程同時，對于社會距離的批判也一直不絕于耳。西方有人認為這次全球疫情，等于是新冠在世界各地發動的一次“政變”，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標志就是“禁足令”對“社會距離”的強制性實施。還有人干脆在新冠這個單詞“COVID-19”后添上84，稱之為“COVID-1984”，意指因為新冠的到來，使得這個世界變成了一個奧威爾在《1984》里描述的那個由無所不在的“老大哥”實施監控的世界。

這些當然都是社會距離引人詬病的原因。不過，不管怎么批評，新冠下人人自危不得不刻意保持社會距離，卻已經成為世界各地的社會現實。但是，社會距離所引發的問題并不僅僅是“新冠政變”和讓人聯想起“1984”等這樣的“宏大敘事”，還有更多具體的小問題也同樣讓人深思。這其中，首先是社會距離的“動名詞化”引起人們相處的物理距離與心理距離的“反轉”問題，其次是社會距離帶來的“陌生化”導致人們在社交媒體時代的“語言暴力”趨向問題，以及社會距離的“中國化”與國人的“面子”之間的關系問題。

一、社會距離的“動名詞化”：齊美爾的“屏保”的“反轉”

“社會距離”原為社會學術語，指的是不同的種族、文化、宗教、階層及性別的人群之間親近與疏遠的程度，側重于對“心理距離”的描述。而新冠期間，“社會距離”即“socail diastance”這個詞被激活，并“動名詞化”為“social distancing”，原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在美國CDC的網站上，“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ing）也被稱為“身體距離”（physical distancing），主要指的是人們在戶外或家中與他人保持兩米左右的距離。當然，這只是對社會距離的狹義的理解，廣義上，有人也把“隔離”（isolate）已經感染的人和“防疫隔離”（quarantine）沒有感染的人，都歸之于保持“社會距離”的措施。但這種社會距離，更偏重于對人與人之間“物理距離”的強調，而不再是“動名詞化”之前對人與人的“心理距離”的表達。

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是最早對于社會距離的“心理距離”維度予以重視的人，他在《貨幣哲學》中把社會距離看成是個人的“自我”在社會生活中與他人或者事物及觀念等的“內在關聯”的“距離”，也就是遠近親疏的“心理”關系，這其實是一種“內心的屏障”（見《貨幣哲學》，華夏出版社，2002年）。他認為在沸騰擁擠的現代都市生活中，人們的社會交往異常頻繁，不僅身體上的接觸不可避免，心理上的刺激更是此起彼伏，所以，如果沒有一道“內心的屏障”作為自我的保護，不僅會讓人感到心力交瘁，還會讓人神經崩潰?；蛘呖梢园妖R美爾的這個“內心屏障”簡稱為人的“屏保”，它可以讓現代人在與他人在交往過程中，即使社會距離的“物理距離”為“零距離”時，也可以有“安全”的保障。而在齊美爾看來，對于現代人來說，社會距離不僅是不可或缺的“屏保”，也是人的重要文化特性或者“個性”。

但是，在這次新冠中，對社會距離予以動名詞化的處理后，卻讓人看到了社會距離的物理距離和心理距離之間發生了一種“反轉”。盡管大家都理解對社會距離的“物理距離”的強制實施或者自覺保持，的確可以使得人們直接避免病毒的傳染，同時可以“拉平”病毒擴散的曲線，但在物理距離產生的同時，人和人之間的心理距離卻發生了微妙甚至較為激烈的變化。這種變化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人們對保持社會距離的抗議，很多人不僅不顧“法令”，公開“聚集”，刻意不保持社會距離，甚至舉辦示威活動，公然反對社會距離的實施等。這些抗議一方面有經濟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卻是出于精神的需要，人與人正常交往的需要。這也讓人想起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句意味深長的話，“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边@也就是為何在新冠期間，社會距離的動名詞化不僅沒有使得內涵于其中的心理距離消失，反而還在其物理距離實施之后發生了反轉。人們并未因物理距離的擴大而同步擴大心理驅離，而是試圖打破物理距離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隔離”，即使冒著被病毒傳染的危險也要努力縮小社會距離。從中也可以看到齊美爾對于現代人所具有的“屏?！钡呐袛嘣跇O端情況下發生的“例外”，這也說明人不管如何“現代”，與生俱來的那種習慣于“集聚”或者渴望與人交往的品性本質上并不會消失。這或許正是人之為人的特質，也是人類社會得以始終充滿友愛的原因和動力。

二、社會距離的“陌生化”：王爾德的“面具”下的“大型語言翻車現場”

新冠的社會距離的實施，使得人們居家隔離也好，外出購物也好，確實拉開了一段實實在在的“物理距離”，而與之同時，人們通過微信網絡等社交軟件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離”，也由此帶來了另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那就是熟人之間陡然出現的“陌生化”效果。很多人忽然發現，在原本熟悉的人之間，如家庭成員、同學朋友之間，由于觀點的不同，意見的沖突，或者俗稱的“三觀”的差異，大家彼此都突然變得逐漸“陌生”起來。而隨著新冠中層出不窮高潮迭起的各種“事件”，朋友圈和網絡上烽煙四起，情急之下，有的反唇相譏互斥13點，有的毅然“割屏斷義”，互相拉黑，于是，夫妻反目，同學陌路，朋友齟齬，等到新冠稍歇，大家驀然回首，忽然發現彼此都變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么，為何會出現這樣“親痛仇快”令人淚下的景象？

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有個很有意思的“面具理論”，他在《意圖集》（1891）中說，“假面具比真面孔能告訴我們更多的東西”，并且，“人們在面對面與你談話時，自己的本性談出得最少，給他戴上一副面具，他就會告訴你真相?！保ㄒ姟锻鯛柕氯返?卷，中國文學出版社，2000年）。也就是說，人們在“面對面”地“赤誠相見”時，往往并不能或者說并不會暴露自己真實的性格和想法，而只有戴上“面具”或者與生活中的他人拉開一段“距離”時，才能夠或者很容易說出自己真實的所思所想，暴露出自己的“本來面目”。而互聯網因其所具有的可以使人“不在場的在場”的特性，早已經成為一種高度“仿真”的“網絡人皮面具”，所以也就成為最好的“戴著面具跳舞”的社交工具。這點在互聯網最初興起時就有人說過的那句“你永遠不知道網絡對面是個人還是條狗”里就可見一斑。而近年來社交軟件的出現，更是強化了這種“面具功能”，尤其是微信“朋友圈”的出現，更具有“欺騙性”，因為人們在戴上了“朋友”的面具后變得彼此“陌生”同時，卻可以更加沒有顧忌地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和暴露出真實的自我。在之前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在進行社交時卻會“察言觀色”，因而可以“巧言令色”，所以，一般不會發生這樣的沖突，但是在朋友圈里，個人的表情達意時常常躲在一些emoji符號或者“哈哈”之類的曖昧的“語言面具”之后，這使得人們在交流時可以更加“童言無忌”或者“放言無忌”，這也使得朋友圈更容易成為“大型語言翻車現場”。

這次新冠期間，因為社會距離的實施所導致的物理距離的疏遠反過來使得人們渴望心理距離的縮短，同時因為大量“閑暇”的產生，人們使用社交軟件的頻率和時間都變得更多也更長。因此人們的網絡社交也變得更加密切，互動也更加頻繁，傳統的網絡媒體如微博和社交媒體如微信等，都再次高度活躍起來，但因為其所具有的“面具”功能，使得人們在交流意見時變得更加直接和“肆無忌憚”，因而所引起的語言的“暴力沖突”乃至情感的“暴力沖突”也就隨之增多，最終導致“兄弟鬩于墻”的網絡悲劇頻繁爆發，這也可以說是新冠的“次生災害”之一種。

三、社會距離的“中國化”：不要讓叔本華的“豪豬”戳破中國人的“面子”

這次因新冠的社會距離帶來的影響很多，好壞都有，對于歐美等國的人來說，他們感受到的是個人自由和權利的被限制，可對于國人來說，卻有一點好處，那就是使人們意識到保持社會距離的必要性。這個社會距離不僅是物理的或身體的距離，還有就是心理的距離，也就是齊美爾的“屏保”。這點對日常生活中一直沒有“距離意識”的國人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也可能形成新的社會規范。或許，有必要將社會距離予以“中國化”的處理，一方面，在生活中提醒人們需要保持必要的社會距離，最起碼購物時不必再像以前那樣人擠人的跳“貼面舞”或者“貼臀舞”；另一方面，則是提醒人們在社交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距離感，要有“屏保”意識，這種心理距離的保持，其實應是人與人交往中的常態。我們也常說“逢人只說三句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而在國外，與人交往時，也常常被人提醒最好不要談政治和宗教話題，因為這很容易引起紛爭，所以在社交中保持距離就成為必要的措施。

當然，之所以提醒大家，不管是家人、朋友還是同學、同事的交往中都有必要恪守一定的社會距離，除了因為對這種距離的逾越將會導致彼此之間的“關系”的復雜化和疏遠化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國人習慣于把自己的觀點與自己的“面子”聯系起來。一旦對方不同意自己的觀點，則很容易將其判斷為不給自己“面子”，把本來的“就事論事”上升到捍衛各自“本體”的尊嚴的層面。而這種維護自己的“面子”的斗爭，最終多半會導致彼此“關系”的惡化。

而網絡和朋友圈更是具有一種“去社會身份”的功能，網絡上的匿名狀態與朋友圈里的“朋友”身份，不僅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了“陌生化”的效果，還使得各種常態下人與人之間所持有的各種“身份秩序”被“抹平”。因此，不管是家人之間也好，領導與下屬也好，“入圈”前的各種社會身份和倫理身份一律被“歸零”為貌似“平等”的“朋友”，但是問題在于，人們雖然戴著“面具”進入了網絡世界或者朋友圈，可他們同時也把各自的“面子”帶了進來，所以在“網絡面具”的背后還有一個與自身無法剝離的“面子”存在，“面具”要求的是平等，去身份化，可“面子”卻固著于自己的身份，要求得到差異化的對待，因此，這兩者之間的很難調和的矛盾就導致了人們更容易在網絡和朋友圈里爭吵，也更容易“面窮匕首見”。

這當然也與國人對“面子”的“執念”有關。“面子”可能是中國人最易被人感知的特點或者“國民性”。羅素在《中國人的性格》（1922年）中曾經說中國人就是“死要面子”，不管是誰，人人都愛“面子”，哪怕乞丐也要自己的“面子”，外國人雖然覺得可笑，但其實這個“面子”是和他的生活方式和個人的尊嚴聯系在一起的。如果說羅素對中國人的“面子”的評論還是“隔臉搔癢”的話，那么中國人自己對“面子”的體會就更加深刻，林語堂就批評過中國人對“面子”的虛榮和執念：“臉面這個東西無法翻譯，無法為之下定義。它像榮譽，又不像榮譽。它不能用錢買，它能給男人或女人實質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虛的，男人為它奮斗，許多女人為它而死。它是無形的，卻靠顯示給大眾才能存在。它在空氣中生存，而人們卻聽不到它那倍受尊敬，堅實可靠的聲音，它不服從道理，卻服從習慣?！保ㄒ姟吨袊恕?，學林出版社，1994年）特別是林語堂指出中國人的“面子”的一個非常糟糕的定性，那就是“它不服從道理，卻服從習慣”。這也許是網絡上各種爭吵的又一個原因，因為人們更多的爭吵其實并不是“道理”之爭，而是“面子”之爭。

而新冠爆發以來的不少“怨念”的背后大概就有“面子”在作祟吧。

叔本華有個“豪豬理論”，冬天里渾身長滿刺的豪豬因為寒冷會主動靠近以便相互取暖，可是如果靠的太近，那么彼此身上的“刺”就會“刺痛”對方，所以它們彼此之間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相安無事。他的這個理論給我們思考社會距離的必要性和如何保持社會距離帶來了啟發。顯然，這次新冠已經足以讓我們意識到了平時所忽視的社會距離的重要性，尤其是對社交軟件所帶來的人們過于直接和迫近的接觸，使得人們不得不對社會距離的問題進行深度的思考。也許，對于國人來說，維護社會距離最好的方法，各自都不要讓叔本華的“豪豬”刺破自己的“面子”吧。

2020年4月27日匆草于五角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