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亞洲地區的藝術機構已逐步開放，但在歐洲和美國，藝術行業還處于停滯的狀態，雖然博物館、美術館以及畫廊均推出了不同類型的線上項目，英國廣播公司（BBC）團隊也帶著專家走入了空無一人的泰特現代的“安迪·沃霍爾展”、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館的倫勃朗展 ，將無法開放的特展以專題片的方式呈現給公眾。除此之外，一些藝術家也開始行動，將自己的作品轉化為公共藝術或籌款項目，讓處在疫情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獲得一絲藝術的撫慰。但更多的則是對未來藝術行業的擔憂，并提醒疫情之后，是否會面對一片“文化荒原”？

借鑒羅斯福新政的藝術計劃，是否可以避免疫情后英國“文化荒原化”

在疫情期間，英國各地的房屋窗戶中常顯出以彩虹為創作主題的作品，以表達對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的支持和對未來的希望。英國藝術家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在此基礎上制作了自己的版本，一件帶著藝術家標示之一的彩色蝴蝶翅膀組成的“蝴蝶彩虹”，這件作品目前在赫斯特的網站上開放免費下載，并可以打印后貼于窗戶或櫥窗中。藝術家也希望通過這種形式向醫務工作者出色的工作致以敬意。赫斯特還將出售該作品的限量版，銷售所得將捐贈給國民醫療服務體系。

特納獎得主、德國藝術家沃爾夫岡·蒂爾曼斯（Wolfgang Tillmans）目前也以50英鎊（或50美元、50歐元）的價格出售其作品無限量版的印刷海報（僅在有限時間內供應），以支持藝術機構的運營。他還集合了40余位國際藝術家發起籌款活動，旨在為任何“因為缺乏觀眾而造成生存威脅”的藝術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在文化音樂領域和都市夜生活中，有很多地方可能得不到幫助或紓困。需要迫切做一些事情，讓它們不至于永久關閉。”蒂爾曼斯說。

一些大牌藝術家在此時擔起了藝術的公共責任，但更多的藝術工作者、創意人士，甚至是藝術機構則“深陷困境”。日前，400多位英國頂尖藝術家、音樂人和創意人士簽署了一封聯名信，呼吁政府釋放資金以支持創意產業，并提示說，若不推出更多文化救濟措施，英國可能會成為“文化荒原”。

這封聯名信來自英國創意產業聯合會（CIF），并致函總理和文化大臣，呼吁政府為創意組織和專業人員提供緊急資金，以“克服現有政府支持措施的空白”。這封信的簽署者除了卡普爾（Anish Kapoor）等視覺藝術家外，還包括音樂人和演員。其中歌手洛福斯·溫萊特（Rufus Wainwright）在介紹采訪時表示，“保護創意行業，如同保護一個國家的思想和靈魂”，如果英國政府在疫情的危機中不給予支持，可能是在‘犯罪’。況且即使在疫情期間，藝術家并沒有停止創作，他們在網上發布不同風貌的藝術項目，讓大眾在‘居家令’時期獲得藝術滋養，也希望政府幫助創意行業度過危機。”

今年3月，英國財政大臣里什·蘇納克(Rishi Sunak)公布了一項計劃，向個體經營者支付高達其近期收入80%的補助，但卻因為種種限制，真正符合條件的人并不多。英國藝術理事會(Arts Council England)也宣布了一項1.6億英鎊的緊急響應方案，其中除了9000萬英鎊將用于國家藝術組織外，藝術家最高可以獲得2500英鎊的現金資助。

但英國創意產業聯合會首席執行官卡羅琳·諾伯里(Caroline Norbury)卻表示，仍有成千上萬的創意組織和自由職業者正面臨資金缺口，如果沒有緊急的現金支持，他們或無法度過這場危機。

創意產業聯合會的一項研究表明，英國大約有七分之一創意組織的儲備金只能持續到4月底，近5成組織的資金可持續至6月以后。這也引發了很多人的擔憂，未來那些不知名的演員或者藝術家還有沒有可能重新回到原本的平臺上。

英國蛇形畫廊藝術總監、國際策展人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也透露了數百萬英鎊的公共藝術計劃，其規模與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羅斯福的公共藝術作品計劃（PWAP）和公共事業振興署（WPA）類似，這項計劃將在如今的疫情爆發期間和之后為藝術家提供支持。

“當時有了WPA，藝術家進入了社區、獲得了薪水，并且能夠在‘新政’時代研究和創作作品。它給了許多藝術家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和傭金。”小漢斯說，“從支持經濟，以及幫助關懷藝術家兩方面考慮，這都是一個令人著迷的項目。英國政府也應該有這樣的計劃，因為一旦疫情得到控制，該計劃將有助于重振英國的藝術創作。”

緊急補助力度有限，美國是否有新的“新政”希望

因為疫情的發生，也讓美國的失業率上升至20.6％，是自1934年美國處于大蕭條時期以來的巔峰。在藝術領域，據美國新成立的藝術家救濟基金會統計，在被調研的9000名在美國工作的藝術家中，95％的受訪者表示收入減少，有62％處于失業的狀態。其實疫情發生之前，藝術行業在美國就已經陷入了某種困境之中。疫情發生后，勞動力市場中短期合同或自由職業取代了永久性工作，“零工經濟”開始興起，一些藝術從業人員也開始兼職司機或家庭看護。他們也在最新的方案提出，為藝術提供額外的緊急資金，并適當減免租金。

在這樣的狀況下，當年羅斯福的“新政”再次被提及和研究，以論證近90年前的救濟措施是否可以在21世紀被借鑒。當年羅斯福的公共藝術作品計劃（PWAP）雖然僅持續了幾個月，但卻提供了快速的經濟救濟，在1935年PWAP被更知名的公共事業振興署（WPA / FAP）取代，該項目雇用了約一萬名藝術家，其中包括斯圖爾特·戴維斯 (Stuart Davis)、杰克遜·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菲利普·加斯頓 (Philip Guston)、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等。他們為政府大樓，社區中心和機構創作作品，并獲得23.6美元的周薪（約合今天的每周450美元）。作為該計劃的一部分，其中的2700萬美元資助創作了2000多幅壁畫和13萬件雕塑和畫作。

但1943年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羅斯福的“新政”計劃逐漸消失，美國公共藝術政策也開始依賴非營利性組織。例如，1950年代，福特基金會對于藝術相關的政策的確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導致了1965年在肯尼迪政府領導下，聯邦政府成立了國家藝術基金會（NEA）。

在疫情造成經濟不斷惡化的境況下，公眾對聯邦政府為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提供援助的興趣開始回升。藝術史學家喬迪·帕特森（Jody Patterson）在其專欄中寫道：“在羅斯福將文化作為民主標志之后近一個世紀，那種激進的包容性和可接受性的目標——即藝術可以造福更多的人——不應該成為上一代人的遙遠愿景。相反，一旦克服了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挑戰，它應該為我們如何適應提供靈感。”

但在當前的情況下，藝術從業者并不奢望聯邦政府提供工作的機會，雖然希望政府能簡化申請救濟金的流程，緩解暫時的困境。但也意識到緊急撥款無法使行業擺脫危機，是考慮一個可以長期解決方案，還是與其他行業一樣，經歷一次結構改革？也是目前藝術行業面對的問題。

可以預期的是，在未來一段時間中，博物館等藝術機構“大片”式的展覽會減少，但鼓舞人心的是，雖然藝術工作者在當下遭受了經濟損失，但他們仍在致力于創造性的工作以幫助社區應對疫情帶來的危機。

注：本文部分編譯自《衛報》“頂尖藝術家稱，英國可能因冠狀病毒而成為‘文化荒原’”（蘭雷·巴卡雷/文）；《藝術新聞》“緊急贈款無法擺脫這場危機——在美國是否有新的‘新政’的希望？”（瑪格麗特·卡里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