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尋宋》，虞云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525頁，98.00元

我以《水滸傳》為題材寫隨筆，始自2000年，其緣起、用意與作法，十二年前印行《水滸亂彈》時，在代序《我讀水滸》里已有交代。讀書界對《水滸亂彈》還算認可，近年時有讀者說起難覓其書，這才促成了《水滸尋宋》的新妝亮相。金元雜劇里，凡角色初登場，總得說幾句上場詩或科白，我也何妨借此機會饒舌一番。

據《中國讀者的理想藏書》，對最具代表性的八十份推薦書目做過一次排行榜統計，四大古典小說中，《紅樓夢》第一，獲薦二十一次；《水滸傳》第二，十八次；《三國演義》第三，十五次；《西游記》第四，十三次。毛澤東說過：“中國三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誰就不算中國人。”（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107頁）。相信不愿被開除國籍的國人，這三部小說都應該看過的。

毫無疑問，在藝術的偉大上，《紅樓夢》無可爭辯地高居首位；但《紅樓夢》有點貴族化與士人化，近乎陽春白雪而曲高和寡。就普及化程度而言，《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似乎超過《紅樓夢》，成為普通大眾的社會歷史教科書。進而言之，《水滸傳》比《三國演義》更平民化，其著眼點不是統治者的政治權斗與軍事角逐，而是更廣泛的民眾生活和社會矛盾，在這點上，它與《紅樓夢》一樣，都具有豐富深刻的思想內涵。

然而，若論《水滸傳》的思想傾向與價值觀念，不僅復雜多歧，甚且頗有沖突抵牾處。即以貫穿小說始終的“替天行道”而論，統治階級的主導意識與被統治階級的叛逆思想就割不斷理還亂地雜拌糾葛在一起。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其道便由“天命所歸”的天子所出；唯“天下無道”時，才企望有人挺身而出“替天行道”，拯百姓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懸。由此可見，“替天行道”盡管未必等同于革命思想，但至少為苦難民眾保留了對無道統治行使武器批判的話語空間；但“替天行道”畢竟無法跳出“天命”的磁力場，不僅“天子昏昧”往往歸咎于“奸臣弄權”，造反領袖也必然生俱來具有皇權思想。惟其如此，魯迅說的“大軍一到，就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毛澤東說的“《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等等，也確實都是小說所表達的意向。

近二十年來，學術界與讀書界對《水滸傳》背離現代價值的某些取向，例如對女性蔑視乃至詆毀的態度，對濫殺無辜的暴力傾向，對梁山聚義的民粹主義取向，都有所批判，這是完全必要的。但也有論者以為，《水滸傳》宣揚的是農民起義、農民造反的小傳統，有違于尚和、尚文、尚柔的中國文化的大傳統，影響和破壞了中國的人心，斥之為“中國的地獄之門”。于是，為避免“教壞”下一代，禁止中小學生閱讀《水滸》的呼吁也見諸媒體。這里不擬深入討論這些宏大議題，但諸如此類的極端主張，且不說與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讀書無禁區”的呼吁相去難以道里計，而且顯然是把孩子與臟水一起潑掉。倘若這樣以當下的價值觀念與道德標準求全責備地判決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有幾部能幸免責難而審查過關的？在農民戰爭被熱捧為史學研究“五朵金花”之一的年代里，過度拔高農民起義與農民造反，固然不足取（當然，《水滸傳》并非以農民起義為主題的所謂農民戰爭頌歌，已是文史學界的共識，此不具論）；但并不意味著就走向另一極端，奢談所謂尚和、尚文、尚柔的大傳統，卻無視激起民眾造反的深層原因，甚至對他們揭竿而起的不得已選擇也缺乏起碼的“了解之同情”。清人金圣嘆尚且說：“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今人對“逼上梁山”好漢們的同情與評價總不至于還不及金圣嘆吧！

撇開主題思想不論，《水滸傳》堪稱是一部以梁山好漢興滅聚散為主線的宋代社會風俗史。小說從高俅迫害禁軍教頭王進切入，拉開了“亂自上作”的序幕；隨后魯提轄拳打鎮關西，觸及了渭州地頭蛇迫害江湖女藝人的底層沖突；而后藉由魯智深與林沖相識，摹繪出東京市井的人情風光，御街、大相國寺、東岳廟與東京第一酒館樊樓，令讀者宛如置身其中；以鄆城風土人情為背景，交叉推進宋江與梁山好漢以及與閻婆惜之間的復線描寫；而武松殺嫂與斗殺西門慶，則讓陽谷縣社會諸階層栩栩如生；其他諸如花榮清風寨的煙火，江州城里的官民眾生相，高唐州里統治階層的內部斗爭，以祝家莊為代表的豪紳農莊，大名府的城市風貌，東京城的元夜燈市與李師師的行院風情，泰安州的廟會與集市，伴隨著情節的推進，逐步展開了宋代政治歷史與社會風俗的文字長卷，在廣度與深度上遠勝過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據羅燁《醉翁談錄》說，南宋“小說”名目里就有公案類的《石頭孫立》、樸刀類的《青面獸》與桿棒類的《花和尚武行者》，塑造出孫立、楊志、魯智深與武松等好漢形象，足見勾欄說書其時已講開了水滸故事。余嘉錫認為，略具《水滸傳》雛形的《大宋宣和遺事》，即“南宋人話本之舊”。從南宋初期流傳的水滸故事，經街談巷語、宋元說話與金元雜劇等多元樣式與不同地域的持續敷演，到元明之際形成了百回本《水滸傳》主干部分，所呈現的也是宋元時期的社會情狀與思想風俗。

大約元明之際，對其前的水滸話本有過一次匯總性整理（盡管整理者究竟是否施耐庵，迄今未有定論），在今傳百回本《水滸傳》里仍留有宋代話本的若干痕跡，應該就是那次整理的孑遺。例如，“林教頭發配滄州道”那回一再說及“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而“朱仝義釋宋公明”那回交代為何宋江家里備有藏身的地窨子，則說得更仔細：

原來故宋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為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卻做家私在屋里。宋時多有這般算的。

第三十八回“及時雨會神行太保”時又解釋戴宗為何稱作“戴院長”：

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

百回本中這類“宋時”、“故宋”的說辭，顯然是入元以后的說話人對話本里涉及宋代特定現象的必要說明。而有關元朝的類似交代，卻未在《水滸傳》中出現，這也反證百回本大體完形在元末。

既然如此，研究者大可以借助百回本《水滸傳》，去探尋宋元時期的社會風俗。作為話本小說，《水滸傳》當然有其夸張失實之處，例如戰爭情狀的敘述與道術魔幻的描寫，但絕大部分內容卻非閉門造車、向壁虛構，而有宋元社會的生活細節作為其敘事依據。研究者只要在《水滸傳》里細心梳理，認真抉發，宋元時期的制度衙署、法律宗教、社會經濟、市肆商業、科技軍事、階級身份、禮儀習俗、衣食住行、戲曲雜技、體育游戲等等，都留有彌足珍貴的吉光片羽與毫不經意的雪泥鴻爪，足以成為還原一代制度風俗或典故名物的文學性資料，倘再輔以其他文獻記載，相關研究或能別開生面而喜聞樂見。這也是促成我發心寫《水滸》隨筆的主要動力。正如《我讀水滸》里說的：

希望能集腋成裘，達到一定規模，比如也來個一百單八篇（實際上，我手邊已有百來個現成的題目），也許對于希冀了解宋代社會生活的讀者，分則能獨立成題，推開一扇窺探的窗戶，合則能略成氣象，構筑一條巡禮的長廊，對人們從整體上把握宋代社會有所幫助。

然而，《水滸亂彈》梓行以后，我的《水滸》隨筆卻長久拋荒，致使十多年前的許愿至今未能兌現，盡管也可以找理由作辯解，但仍應向讀者告罪的。這次承蒙微言傳媒與世紀文景的厚意，為我推出《水滸尋宋》。較之于《水滸亂彈》，在內容上，增加了《神算子》《打火》等多篇近作，收入了與《水滸傳》有關的書評，對舊作諸篇也盡可能作了增補或訂誤。在編排上，將全書粗略歸為“讀法篇”、“地名篇”、“市肆篇”、“游藝篇”、“器物篇”、“風俗篇”、“規制篇”與“人物篇”。至于書名將《水滸亂彈》改為《水滸尋宋》，只是老店新開，重整望子，并無深意；唯私心祈愿不久的將來，能再為讀書界奉獻上一冊續編。

“水滸”一詞典出《詩經·大雅》“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毛傳》說：“滸，水厓也。”“水滸“原意也就是水邊的意思，施耐庵用來作其小說的書名，于梁山泊故事的內涵堪稱熨帖。自《水滸傳》風行以后，“水滸”原意隨著白話流行已少見使用，而作為特指《水滸傳》的專用名詞大有約定俗成之勢。這冊小書里有時即徑以《水滸》來指代規范稱呼《水滸傳》。書名《水滸尋宋》也是這一用法，無非表明本書意在《水滸傳》里尋找打撈宋代社會生活的遺痕。還應該告白的是，《讀法篇》里原擬收入《毛澤東與<水滸傳>》。但“等因奉此”，不便闌入。好在拙著《放言有忌》（華夏出版社，2014年）里收有此文，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讀，或有會心之處。

最后，謹向中國畫大家戴敦邦先生深致謝意。憶當年，他慨然俯允《水滸亂彈》封面設計移用他的《水滸》人物造型圖；這次，《水滸尋宋》有幸再借他《水滸》系列畫中“宋江清風寨看花燈”來為拙著增光添彩。借此文畫之緣，作為晚輩，我由衷祝愿戴老畫筆長健，為《水滸傳》這樣名著留下更多的不朽畫作。

本文為《水滸尋宋》作者自序，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