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流行，以及各種非同尋常、“火力全開”的應對政策的出臺，在去年年初因美國政策討論而被推向風口浪尖的“現代貨幣理論”（MMT，詳見拙文《貨幣與債務經濟學｜現代貨幣理論的“歷史”與“現代” 》，2019-05-17，澎湃商學院），再次被聚焦于鎂光燈之下，獲得了更多關注和討論。不少國外媒體不約而同地聲稱“當前我們迎來了MMT的榮耀時刻”，“MMT如今已經成為官方政策”，“我們現在都是MMT論者（MMTers）了”。

遺憾的是，正如筆者在前幾天給國家外匯管理局所作的一次MMT內部講座中所指出的，這些媒體事實上進一步放大了對MMT的流行的誤解。為了正本清源，破除這些誤解，讓我們先回到MMT的思想原點——克納普的“貨幣國定論”。感謝國家外匯管理局綜合司副司長楊駿博士、處長王奕博士和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李宏瑾副研究員，筆者從講座交流中受益良多，當然文責自負。

一、克納普生平簡述

在當前的經濟學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中，我們基本上不會聽到“克納普”這個名字。但事實上，他稱得上是一位著名的德國經濟學家。當然，所謂的“著名”肯定沒有李斯特這樣的德國經濟學家名氣大。克納普還是德國歷史學派的杰出代表，盡管我們在經濟思想史課程討論該學派時通常也不會提及他，不過他完全配得上“杰出代表”這個名號。

克納普（Georg Friedrich Knapp，1842-1926年）出生于吉森（Giessen），先后在慕尼黑、柏林和哥廷根求學，主要學習政治經濟學。23歲憑借有關德國經濟學家杜能（Johan Heinrich von Thunnen）的工資和利息理論的研究獲得博士學位。也就是說，他的博士論文和筆者一樣，同屬經濟思想史研究，但他之后卻對這種研究不感興趣，而是想成為一名統計學家。畢業后克納普如愿以償，先是擔任萊比錫市統計局局長，后還兼任萊比錫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作為一名出色的統計專家，他主要從事人口統計學方面的開創性研究，在人口死亡率的測量等統計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1885年加入國際統計學會，成為該會的創始成員之一。

1874年，克納普轉任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與德國新歷史學派創始人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成為親密同事。他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經濟史和農業史，成為一名偉大的歷史學家。他比較了德國不同地區的農業經濟組織形式，并描述了農民解放運動和農業工人階級的崛起。憑借在歷史方面罕有的才能和特質，克納普在經濟史領域的開拓性研究為許多之后的研究樹立了典范。

雖然早在博士研究期間便對貨幣問題產生興趣，但直到90年代步入學術生涯后期，克納普才全力轉向我們所討論的貨幣研究領域，講授有關貨幣的課程，專注于貨幣理論研究，并像前兩次“輪耕”以保持“肥力”一樣，再一次取得了成功，在國際上贏得了廣泛聲譽。

綜其一生來看，克納普的確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正如熊彼特所盛贊的。作為歷史學派的一員，他除了具有成為一名優秀歷史學家的特質和才能之外，還具備他們較少具有的敏銳洞察和清晰有力。他有意避免參加公共事務和卷入政治論爭，雖然他的女婿是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統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對“分析性和現實性”研究的專注和對嚴謹和無偏的追求，使克納普廣受贊譽，也使他成為一名偉大的導師，憑借無可比擬的講課風格，培養和吸引了一大批遍及全世界的學生和弟子。

二、克納普的《貨幣國定論》

經過十余年的深入研究，克納普190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貨幣國定論》（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該書第三版1922年被翻譯成日文，第四版1924年在凱恩斯的推薦下由皇家經濟學會贊助譯成英文。中譯本近幾年由筆者譯出，收錄復旦大學韋森老師主編的“現代貨幣理論譯叢”系列，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貨幣國定論》（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

《貨幣國定論》甫一出版，便在學術界和政界引起了轟動，在德國取得了巨大成功。之所以會引起轟動，大概率是因為其觀點石破天驚，屬于主流經濟學所斥的“胡思亂想”（monetary cranks）或凱恩斯所稱的“無畏異見”（brave heretics）之類。的確，在當時那個貨幣制度的大變革時代，克納普的確可稱得上是位“勇敢的異見者”。受傳統貨幣理論的影響，當時各國紛紛討論其貨幣制度應當采取哪一種最優的金屬本位安排。而克納普卻打破了這種長期奉行的傳統，認為貨幣事實上無需與具有內在價值的商品聯系在一起，我們在理論上并不必然需要金屬本位。

可以想見，該觀點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立即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對該書的評價也呈現出兩極分化。維克賽爾、韋伯、霍特里、凱恩斯等經濟學家紛紛為該書點贊、不吝溢美之詞，米塞斯等經濟學家則給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而熊彼特則對該書“愛恨交織”。

盡管有關紙幣意向性的思想在此之前就已提出，但是卻從未能夠像此書那樣獲得學術關注和重視；盡管有關貨幣本質及其價值問題的討論在思想史上由來已久，但像這樣對貨幣哲學問題上的密切關注卻是在經濟學史上絕無僅有的。無論如此，該書被普遍認為代表了德國貨幣理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標志著德國貨幣理論鼎盛時期的開端。而從現在來看，該書也無疑成為了貨幣思想史上的里程碑。

這本開創性的著作與傳統的古典和新古典貨幣理論針鋒相對。傳統理論認為，貨幣是由一種商品（通常為黃金、白銀）構成（或擔保），如此一來，該商品的交換價值或購買力便決定了貨幣的交換價值或購買力，這是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與之截然不同，該書卻認為貨幣是與其材質價值無關的國家的產物，因而對“紙幣”的存在成功地做出了理論上的解釋。

全書包含理論和歷史兩部分。理論部分，克納普構建了貨幣本質論、貨幣制度論和貨幣國際交易論三大理論。其中貨幣本質論是貨幣理論的核心和基礎。他從現代貨幣制度的歷史起源和邏輯起源著眼，從譜系或起源上而不是從功能上，將貨幣定義為一種特殊的支付手段——票券式（chartal）支付手段。貨幣是支付手段從稱量制度演變至票券制度的產物，具有價值單位的名目性（不再是金屬的一定量）、支付手段的定形性（形態和記號必須規定得一目了然）以及支付手段的流通滿足性（只得到流通的滿足就夠了，無需技術的滿足）三大特性。

如此一來，克納普便構建了“票券式支付手段”這個統一的普遍適用的貨幣概念，可以概括和說明一切貨幣種類，不容任何例外出現，無論該貨幣的載體是否具有內在價值。而不是像傳統貨幣金屬論那樣，從交換的商品角度出發，區分真實貨幣與貨幣的代表或符號，劃分“正常”與“異常”貨幣。顯然，其中的問題主要出在法定不兌現紙幣（fiat money）身上。這種在傳統貨幣理論當中要么視作異常而排除在外，要么因為痛恨而不予考慮的紙幣，卻被克納普看作是理解貨幣本質的關鍵和檢驗貨幣定義的試金石。

全書包含兩大主要觀點。第一，“貨幣是國家的產物”。貨幣作為一種票券式支付手段，其“效力”（validity）由國家創造。換言之，國家是貨幣的創造者，使貨幣成其為貨幣，賦予了貨幣以具有價值且實際上以名義價值流通這種特性。這并非依靠法令來實現，而是通過國家“接受”來實現，即通過在其償付處所以賬面價值接受所有貨幣。對于所有貨幣而言，公告的效力均與其物質價值無關。正因如此，克納普所創造的由“票券式”（chartal）或“票券屬性”（chartality）新術語所引申出來的全新貨幣理論術語“Chartalism”，被譯為“貨幣國定論”，以與傳統的“貨幣金屬論”（Metallism）相對立。

另一大觀點則相對受到忽視。克納普認為，現代國家實行金屬本位、制定貨幣政策，并非源自對金屬任何屬性上的考慮，而是主要出于穩定匯率的考慮。他期待會出現這樣一個時期，屆時金屬本位即便對于國際支付體系也會變得過時，這個展望在后布雷頓森林時代變成了現實。

三、克納普思想的影響和當代價值

《貨幣國定論》出版后對德國產生了重要影響，塑造了接下來至少三十年的貨幣思想發展。克納普的一些學生和追隨者繼承和發展了他的貨幣理論，完善了他關于貨幣經濟層面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克納普的貨幣國定論對非正統貨幣思想和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構成了各色非正統貨幣理論的重要思想淵源。具體包括韋伯有關貨幣分析的社會學進路、康芒斯的債務貨幣觀乃至經濟觀、熊彼特的所謂“要求權理論”（claim theory）的正統貨幣名目論、凱恩斯的貨幣制度論、勒納的功能財政論，以及最近時興的以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為主體的“新貨幣國定論”（Neo-Chartalism）或“現代貨幣理論”（MMT）。

克納普

然而，克納普的貨幣思想卻被正統的基于交易的傳統商品貨幣理論（詳見拙文《貨幣與債務經濟學｜交易與債務：兩大貨幣研究傳統》，2019-06-19，澎湃商學院）視作貨幣“幻想”或“胡思亂想”，而長期以來遭受忽視和遺忘。我們可以翻閱下國內各種貨幣金融學相關的教材和專著，它們基本上均對克納普的貨幣國定論持否定和批判立場，要么將其作為貨幣法定論而排除在經濟學之外，要么將其作為貨幣名目論（Nominalism）而運用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對其貨幣本質觀進行全面批判。

另外一個助長貨幣國定論被歷史淹沒的重要因素在于，克納普有時被指責為是一名通脹主義者，或者至少提出了這樣一種理論，該理論潛在地為國家濫發紙幣提供了依據。當德國惡性通脹爆發之后，克納普被控訴為是導致這場災難的主要思想因素之一。但事實上，這些批評故意曲解了克納普，錯誤地將他對紙幣的熱情作為“理論的試金石”解讀為是主張法定不兌現紙幣本位或通貨膨脹。他不僅在書中多處強調要明確區分實證與規范思考，或“理論”與“公眾人物活動”，認為需要在對國家應當做什么不帶任何偏見的情況下分析國家實際上做了什么，專注于貨幣理論中的概念性或哲學式問題；而且他本質上還是一位“實踐上的貨幣金屬論者”，真正支持的是基于金匯兌本位的國內紙幣流通，即主張國家發行紙幣要受到經濟的嚴格制約。

不過，克納普最為有名的批判者米塞斯，首先承認并非克納普直接引發了導致德國貨幣體系崩潰的通貨膨脹政策，但卻辯稱，克納普所提出的一個根本沒有提到貨幣的數量，并且沒有討論貨幣和物價之間的關系，而認為貨幣的唯一本質是國家的認證的理論，則直接助長了財政部門對于創造貨幣的“權力”的非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米塞斯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正如近些年很多人對流行的“現代貨幣理論”這種“異端邪說”的擔憂。

問題的癥結在于克納普的貨幣國定論并沒有提出一個貨幣價值和通貨膨脹理論。克納普提出的貨幣理論本質上是關于貨幣“效力”而非“（交換）價值”或“購買力”的理論。國家確保了貨幣的效力，創造了貨幣的“價值性”（valuableness），使本身毫無價值的貨幣具有了價值。而關于貨幣的具體價值或購買力這個問題，克納普卻極力回避討論，只是明確反對單純從貨幣數量上來加以解釋的傳統貨幣數量論。正是由于替代性貨幣價值理論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建立在克納普貨幣國定論基礎之上的現代貨幣理論，在為政策建議提供理論支撐上有些力不從心。

但無疑我們要謹記，重新審視貨幣問題必須納入“國家”要素，正如克納普所稱的：“在我看來，缺少國家這一概念來探索貨幣制度，這種企圖不僅早已過時，而且荒謬可笑，即使這些觀點如今可能依然廣為流傳。”顯然，這是對德國歷史學派先驅李斯特以下觀點的繼承和發展：“我所發覺的是流行學派并沒有考慮到國家，它所顧到的，一方面是全人類，另一方面只是單獨的個人。”

（作者李黎力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博士。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8CJL00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