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榆生師友書札》，張瑞田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182頁，60.00元2017年3月，“字響調圓：龍榆生藏現當代文化名人手札展”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開幕，其后又陸續在浙江美術館、上海圖書館、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藝術館巡展。在杭州展出時，筆者前往觀瞻，雖是匆匆一瞥，卻印象深刻，當天發朋友圈稱：“總體數量甚夥，琳瑯滿目，未見朱彊村、張爾田手澤，殊覺可惜，夏承燾先生僅一札，亦美中不足，葉圣陶諸函頗耐玩味，其余周作人、俞平伯、陳寅恪、錢鍾書等各有可觀。”（2017年5月26日）當時就琢磨著這些書札若能早日整理出版，就更饜愜于人心了，相信這也是諸多讀者和學者不約而同、不言而喻的想法。果然天遂人愿，策展人兼主事者所編《龍榆生師友書札》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作為“蠹魚文叢”之一種，于去年8月隆重推出。窮日之力，拜讀一過，誠所謂“書當快意讀易盡”也。

該書共收二十六位近現代人物致龍榆生（1902-1966）的八十二通書札（包括詩札、詞札）。作者中有清末民初詩壇耆宿陳三立（1853-1937），也有馬一浮（1883-1967）、謝無量（1884-1964）等學界前輩，還有葉恭綽（1881-1968）、呂碧城（1883-1943）、夏承燾（1900-1986）等詞學同道，又有陳寅恪（1890-1969）、錢鍾書（1910-1998）等學術大家，更有黃賓虹（1865-1955）、沈尹默（1883-1971）、吳湖帆（1894-1986）、徐悲鴻（1895-1953）、劉海粟（1896-1994）、豐子愷（1898-1975）、沙孟海（1900-1992）、錢君匋（1907-1998）、趙樸初（1907-2000）等書畫篆刻藝術巨匠，同時也不乏郭沫若（1892-1978）、葉圣陶（1894-1988）等新中國成立后位居政要的文人學者。尺素風雅，可見一斑。而編者先列書札釋文，附以影印原件，既存原貌，又便對讀，加上裝幀素樸大方，更令人賞心悅目。惟各次“字響調遠”展覽中的書札并未盡數收入（如上海展報道有陳毅手札），朱祖謀、章太炎、張爾田、梅蘭芳贈龍榆生照片及龍氏手稿（杭州展所見）亦未附錄書后，此又“客有可人期不來”也。

回顧當代龍榆生研究的學術史，不能繞過張暉（1977-2013）的篳路藍縷之作《龍榆生先生年譜》（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簡稱《龍譜》），其主編的《忍寒廬學記：龍榆生的生平與學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龍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也是相關研究的基本文獻。龍氏功臣，洵非虛譽。就龍榆生師友往來書札整理與研究而言，張暉在《龍譜》中披露、提示者不下一百六十通，限于體例等原因，大多書札出現于腳注中，且僅有錄文，未見圖版。此外，他還有《陳寅恪與龍榆生的詩函往來》《張東蓀論詞手札》《忍寒廬所藏師友書札之一：陳寅恪的佚詩與佚函》《忍寒廬所藏師友書札之二：陳三立的佚函》《忍寒廬所藏師友書札之三：俞平伯佚函（殘稿）》等專文論述，后收入《朝歌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及《張暉晚清民國詞學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又張壽平輯釋、林玫儀校讀的《近代詞人手札墨跡》《近代詞人手札墨跡別編：樹新義室（按：黃永年先生齋名）所藏忍寒廬詞人手札》由臺北“中研院”文哲所先后于2005年、2018年編印問世，兩書共收龍榆生師友七十九人約三百通書札，涉及廣泛，內容豐富，堪稱近現代詞學史與學術史文獻寶庫。惟體例上重在系年考證、本事疏解，而未有釋文。

龍榆生生前極為重視文獻保存，對書札也情有獨鐘。他主編的《詞學季刊》從1933年4月創刊號起就設有“通訊”專欄，有意識地揭載論詞書札，成為該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后來的《同聲月刊》也延續了這一優良傳統，從而輯錄了大量的詞學文獻資料。1937年，龍氏選注《曾國藩家書選》《古今名人書牘選》由商務印書館印行，1939年，選注《蘇黃尺牘選》又在同社出版。雖是普及讀本性質，但書前皆有其精心結撰長篇導言，對書信的名稱、源流、功能、價值及編選緣起、旨趣和目的等均作了分疏說明（此三書近年有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刊簡體橫排本，讀者自可參看）。

1945年，龍榆生函招門生張壽平、黃永年安排措置篋中藏書事宜。張壽平陪同龍氏長女順宜至滬上對舊藏書籍重行分類裝箱，并與書商來清閣接洽交易，竣事后又將詞人手札與詞刊資料攜回南京。黃永年則在南京協助業師整理圖書及稿件、信札等。1946年起張壽平赴臺灣任教。1956年，執教上海交通大學的黃永年隨校內遷西安，龍榆生有檢贈書札之舉。至1964年，龍榆生立遺囑《預告諸兒女》，希望“朋好書札”“他日由廈材（按：龍氏長子）運京，暫交留京諸女保存，俟至相當時期，或商請吾門人黃永年（現在西安交通大學圖書館）、張珍懷（現任上海市二女中語文教研組主任）及青壯年知友富壽蓀（現任中華書局編輯）、黃任軻（現任安徽六安中學教師進修學校教師）、張瀛（現任太原市教師進修學校教師）諸同志試為整理”，又說“凡此諸物，皆賣不值錢，而有文史參考價值，亦吾苦心所托，勿予輕棄”。因心臟病加劇，龍氏董理家藏詞籍，撰寫題跋，分贈上海音樂學院、浙江圖書館、杭州大學文學研究會等文教機構，俾能保存久遠。其中亦有部分書札，如1966年作《錢塘張孟劬（爾田）遺稿跋尾》《書彊村遺札后》二跋（收在《龍榆生全集》第九卷），可知將朱祖謀、張爾田書札捐與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文革”開始不久，龍榆生尚在華東醫院休養，家中文物、書籍、手札悉被造反小將抄走，他聽聞此噩耗即舊病復發，回天乏術，不到半月就與世長辭（參《龍譜》當年諸條）。撥亂反正后，原物歸還，大略完整。1985年，張壽平至上海訪晤龍廈材，受后者之托整理忍寒廬所藏詞人手札。在《近代詞人手札墨跡》編校過程中，張壽平告知林玫儀同門黃永年亦有不少龍氏舊藏手札，林氏于2005年赴西安陜西師范大學拜訪黃先生，承黃先生慨允相付，遂有《樹新義室所藏忍寒廬詞人手札》之編印流布。而張暉多年來持續研究龍榆生，與龍氏后人交誼深厚，得窺其家藏書札，著文探討。他在擬訂《龍榆生全集》總目時，已慮及龍氏書札的影印收錄，并有意參考三聯書店版《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的體例（參龍雅宜《走進龍家十五年》，收在張霖編《末法時代的聲與光：學者張暉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惜乎未竟全功，赍志以歿，實堪嘆惋。

前此龍榆生師友往來書札整理出版的大致情況已見上述，另外如楊傳慶編著《詞學書札萃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收有龍榆生致張爾田、夏敬觀、廖恩濤、吳則虞四人信札五通，夏孫桐、歐陽漸、易孺等二十六人致龍氏函七十四通，凡七十九通。其中錄自《近代詞人手札墨跡》三十通、《詞學季刊》二十九通、《同聲月刊》十二通，剩余八通出處為《天風閣學詞日記》《戲曲》《龍譜》《龍榆生詞學論文集》等書刊。《樹新義室所藏忍寒廬詞人手札》則出版在后，未及引用。

對當事雙方來說，這些手札具有通問致候、切磋唱和、學術交流等實際作用，“尺牘書疏，千里面目”，“兩紙八行，歡喜無量”。從歷史云煙深處留存至今，則更多體現為文獻、文物、藝術等多維價值。整理成書出版后，對讀者、學者而言，似當以文獻意義最為顯豁。《龍譜》中譜主師友書札有錄文者，與《近代詞人手札墨跡》及其《別編》重疊極少，今次《龍榆生師友書札》所收，又與以上諸本未見重出，只不過與前揭張暉寫忍寒廬中陳三立、陳寅恪、俞平伯佚詩佚函四篇專文有交涉互見。質言之，本書的出版，與先前浮出水面的龍氏師友書札形成互補呼應關系，進一步展現了龍榆生在不同時空中的朋友圈，為我們深入了解龍榆生和他的朋友們的交往日常、多元考察近現代詞壇學林的精神風貌，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資料。

不僅如此，該書還可補不少文人學者著作集文獻之闕。以《張元濟全集》（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為例，它在《張元濟書札》（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及其增訂本（同社1997年版）的基礎上，收書信三卷近四千五百件，用力甚劬，蒐輯甚備，但致龍榆生者卻不見蹤影。與之類似的有《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存錄陳三立尺牘多通，然本書所收則為漏網之魚。其他如《俞平伯全集》（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陳寅恪集·書信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沙孟海全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豐子愷全集》（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均列有書信專冊或專卷，但無一例外未收作者致龍榆生手札。還有一類是《葉圣陶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馬一浮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葉恭綽全集》（鳳凰出版社2019年版）等，有作者致龍榆生書札，數量不等，但步調一致地沒有本書所收者。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龍榆生師友書札》結集面世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再比勘相關文獻，《陳寅恪集·詩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有1959年陳氏七律《聽演桂劇改編〈桃花扇〉，劇中香君沉江而死，與孔氏原本異，亦與京劇改本不同也》一首，頸聯句“是非誰定千秋史”，本書陳寅恪致龍氏第四札作“是非難定千秋史”，觀圖版應是唐筼夫人代筆。錢鍾書《槐聚詩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1958年有《叔子五十覽揆，寄詩遙祝，并送入皖》一律，自注引陸游《過靈石三峰》“勞渠蟠屈小詩中”，本書錢氏致龍榆生第一札附錄此詩，題中“覽揆”作“生日”，注中“勞渠”作“煩渠”，參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卷十，亦是“勞渠”，可見槐聚詩人訂正之跡。又張暉《陳三立的佚函》《俞平伯佚函》兩文中對原函的釋讀略有誤字，并留空缺，而根據本書陳、俞手札，恰好修訂補全，俾成完璧。

本書手札若與其他文獻史料結合，可拈出不少議題加以闡發，相信自有慧眼燭照，此處不必贅言。接著想稍稍談論一下該書整理中的問題與不足，期望重印或再版時修訂改進。首先在體例上，前序后跋，然無凡例，序跋中對書札來源、數量、排列原則（實則按寫信人姓氏筆畫）等不作說明，原函沒有標點，提行、空格等書信行款格式，信中衍脫倒訛等謬誤，少量的異體字、俗字，涉及的這些問題如何處理也都付之闕如。其次在簡介上，每位作者在書札釋文前均有簡短文字介紹，但體例駁雜不純，如介紹陳寅恪時特別標出其為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而輪到張元濟時則只字不提，更突出的問題是，介紹周作人時原名、字號、筆名等皆有列出，但葉恭綽、吳湖帆、謝無量、郭沫若、錢鍾書、夏承燾等十七人惟有姓名，不見字號，而葉恭綽第五札自署“遐”，吳湖帆五通中有四通落款“弟倩”，容易使讀者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若簡介中寫明葉氏號遐庵，吳氏又名倩，則疑竇冰釋，一望便知。復次在格式上，馬一浮第四函為詩札，詩題《榆生教授見示哀女弟子龔家珠詞，并述其遺事，嘆為難能，出之巾幗，尤足以勸薄俗，為題詞后以嘉之》（《馬一浮全集》第三冊下詩集卷亦收，詩題略異），然而本書“化腐朽為神奇”，將詩題斬為兩截，以“榆生教授”為稱呼，以下為信函正文，令人絕倒。又書末附錄龍氏《苜蓿生涯過廿年》一文，編者說明放在題目與正文之間，既未加“編按”字樣，也未改變字體字號加以區別，實在讓人氣結。

更值得辭費的問題在系年與釋文上。作者簡介末尾均提示書札撰作時間，但大多使用“寫于1948年左右”“約寫于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這樣的籠統敘述，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事實上很多信函都可以考證出確切的年份，更何況這樣的模糊語言也未免出錯。此處稍舉數例，以概其余。

如陳三立一通，提及為朱祖謀寫墓志銘事（朱卒于1931年底），“戰禍”“和議”即關于“一·二八”事變，可知該信作于1932年（參前揭張暉《陳三立的佚函》文）。郭沫若第三札所稱“詩三首”，即《寄郭鼎堂先生三絕句》，見《龍榆生全集》第四卷《詩詞集》，則該函作于1954年。

陳寅恪四通，簡介中云“約寫于1954年至1955年”，其第一札落款“一月十八日”，又附有《乙未中秋夕贈內》詩，乙未為1955年，則該函起碼作于1956年（前揭張暉《陳寅恪的佚詩與佚函》文亦誤系于1955年）；第三、四通詩札亦收在《陳寅恪集·詩集》，當分別系于1953、1959年。

徐悲鴻一札簡介稱“約寫于20世紀40年代”，主旨乃請托龍氏為其外舅蔣梅生（即蔣碧薇之父）謀事，《樹新義室所藏忍寒廬詞人書札》有徐氏1935年7月7日一信，醉翁之意相同，前函亦當作于此年。

關于釋文的問題，當時參觀展覽時已有所發現，書札定名文字頗有訛誤，如本書錢鍾書第四通，原名《奉教甚慰札》，“甚慰”當作“喜慰”；謝無量第四通，原作《湯山暑札》，脫一字，當為“逭暑”；徐悲鴻一通，原作《驚恐無地札》，實為“惶愧無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幸成書時上述錯謬已一掃而光。

徐悲鴻《驚恐無地札》

但在書札錄文時仍留下不少遺憾，所謂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此亦在所難免也。謹列舉如次——

馬一浮第三札：“絢”當作“徇”。

葉恭綽第一札：“四日”當作“廿四”。

吳湖帆第三札：“心腹三患”當為“心腹之患”。

同人第四札：“第九字”當為“第四字”。

同人第五札：缺落款日期“廿四”。

張元濟第一札：“自若”當作“自喜”。

周作人第二札：“鄙意”當作“鄙言”。

郭沫若第一札：“八月七日”當為“八、七”。

趙樸初第五札：“之從”當作“臺從”。

同人第七札：“五八年”當作“六五年”。

錢君匋第一札：“候”當為“俟”。

謝無量第三札：“目上月”當為“自上月”。

同人第四札：“喜”當作“善”，“十四”當為“一四”。

傅抱石一通：“皆無經驗”當為“以無經驗”，“雅局”當為“雅屬”。

潘伯鷹第二札：“辱荷往存”當為“辱荷注存”。

釋文有誤而導致句讀問題的，如第一例馬一浮函：“見告女生龔家珠事，急難相為，篤于風義，至堪稱美已絢。來命率綴一絕句奉題尊詞之后”，實當作“……至堪稱美。已徇來命，率綴一絕句，奉題尊詞之后”。其他標點問題亦復不少，此處從略。

細枝末節，無傷大雅。不賢識小，殊未敢必，甚望博雅君子有以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