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學校組織學生到農(nóng)村寫村史、家史，我們年級到平谷縣，我在那里的復興村住了一些天。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和農(nóng)民接觸，感覺很新鮮。冬日的北方村莊，土墻枯樹，偶聞狗叫，一片靜穆。農(nóng)民樸實而熱情，把旱煙袋遞給你，一定要你抽一口。有一個青年農(nóng)民向我贈五言詩，我愉快地應和回贈。有時也不免鬧笑話，乍見農(nóng)民如同乍見老外，覺得他們長一個樣，判斷不了他們的年齡，見了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農(nóng)民開口就叫大叔。最大的笑話出在執(zhí)行這次下鄉(xiāng)的任務上。我負責寫一個老雇農(nóng)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給地主扛長工，在我的引導下，他大訴其苦，我如獲至寶，趕緊筆錄?？墒?，到頭來我終于聽明白，他訴的是三年困難時期的苦。我追問他扛長工時生活怎樣，他的表情頓時舒展開來，說那時候可好了，吃得飽，活不重。這個家史當然沒法寫了。

去平谷只是下農(nóng)村的小小前奏。從1964年開始，根據(jù)毛澤東的指示，全國黨政機關人員包括高校師生組織成工作隊，分期分批到農(nóng)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叫四清運動。所謂四清，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jīng)濟。整個大學第三年，我們在順義縣城關公社搞四清。原先宣布只參加這一期，然而，該上四年級時，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學系搞學校社教試點，哲學系停課便安排我們先去首鋼勞動一個月，后到懷柔縣崎峰垞公社參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順義，我被分配在城關大隊的一個生產(chǎn)隊。工作組是混合編制的，共六人，成員來自不同學校，組長是北京輕工業(yè)學院的一名女教師。一間農(nóng)舍兼男宿舍和辦公室，我們沒完沒了地在那里面學習和開會。房間里整天煙霧繚繞，把我也熏成了一個忠誠的煙民。我抵御不了烤煙香味的誘惑開始卷喇叭筒抽著玩兒，后來就自己買煙，從八分錢一包的綠葉過渡到兩毛一一包的黃金葉。時常為生產(chǎn)隊里的問題發(fā)生爭論，我和小傅總是右派，那個小嚴永遠是唱高調(diào)的左派。小傅是輕工業(yè)學院的男教師，有動人的歌喉，為人輕松隨和。小嚴是科技大學的男教師，擔任副組長，正在爭取入黨，整日繃著一張煞有介事的面孔。我發(fā)現(xiàn)，右派和左派的區(qū)別就在于是否尊重常識，而不尊重常識的人往往有極強烈的功利心。大隊會計劉殿才在我們生產(chǎn)隊里，便成了我們工作組的重點清查對象。這個人十分精明，能說會道，無論怎樣攻心查賬，都無奈其何。最后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風問題，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里一個女青年拉進廁所里發(fā)生了多少次關系。他說那個女青年是情愿的，那個女青年說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組為此分別對二人進行了一次次訊問，結果不了了之。我分工負責隊里的青年工作，這項工作單純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歡我這個與他們年齡相仿的大學生，他們的父母也把我引為子女的榜樣。

懷柔如今已成為北京人消度周末的休閑勝地，當年卻以窮山惡水著稱。我被分配在崎峰垞公社西臺子大隊，工作隊的指導員是一個軍人。與第一期的大兵團作戰(zhàn)不同，這一期人員較少，全隊不過幾人，不再分組。同隊還有兩個北大學生，都是西語系的，一個是從中央警衛(wèi)團轉(zhuǎn)業(yè)的，擔任工作隊長，自我感覺極好，總與一個從農(nóng)村抽調(diào)上來的風騷的女隊員打鬧廝混，另一個是比我還笨拙的書生，成了經(jīng)常遭指導員數(shù)落的受氣包。我身上右的傾向根深蒂固，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隊里有一個老漢是“壞分子”，戴帽的原因只是與大隊書記吵過一架，我發(fā)現(xiàn)他其實是一個耿直勤勞的人，便堅決主張為他平反，結果被批評為階級立場不穩(wěn)。

我還十分同情一個富農(nóng)的女兒，她是一個漂亮溫順的姑娘，卻不得不經(jīng)常參加為地富子女召開的會議，恭聽侮辱性的訓示。正是在四清運動中，我領教了當時中國農(nóng)村的等級制度何其嚴酷，所謂四類分子固然被剝奪了人身自由，他們的子孫實際上也都成了世世代代低人一等的賤民，永無出頭之日。我不能不將心比心，設想自己倘若投生在這樣的人家，情形將是何等悲慘、絕望、不公正。

那時候懷柔山區(qū)的農(nóng)民真是窮苦。大石山中仍要以糧為綱，便只好炸開石山，沿坡壘筑壩階，造出一小塊一小塊薄田。造田之后，為了解決水源，還必須鑿石開渠。隆冬季節(jié)，我常和農(nóng)民起在山坡上掄鎬，領略過與頑石搏斗的辛勞。然而，產(chǎn)量仍然極低。我們吃的是派飯，除了四類分子和特殊困難戶，一家吃一天。人們盡量把家里最好的拿出來，也不過是杏葉饃之類。村里常見因近親通婚造成的癡呆人，還有一個患梅毒的老太，鼻子、手足都爛掉了，天天匍匐在院子的地上。生產(chǎn)隊長是一個復員不久的軍人，人很正派，因為自己的胃病和村民的落后而總是愁眉苦臉。我和一個養(yǎng)牛老漢睡一條炕，染了一身虱子，一件棕色毛衣因為結滿虱卵而變成了淺灰色。開始感到癢、惡心，渾身有小蟲子在爬，時間一久也就麻木了。有一回，我獨自去遠處一個村外調(diào)，在山路跋涉了大半天才到達。調(diào)查完畢，天已黑了，當?shù)毓ぷ麝牭娜肆粑遗c他們同住，我十分猶豫。我是為我的滿身虱子自慚形穢，如果我住下，肯定會傳給他們。如果要當日趕回，只能抄近道翻一座大山，山上有野獸，而且?guī)缀醣厝幻月?。最后我懷著一種罪惡感住下了。

在運動中，我也曾為上頭精神的多變感到奇怪，例如開始時推廣王光美的桃園經(jīng)驗，后來又批為形“左”實右，但只是奇怪而已，未能深想。1966年6月1日夜晩，中央電臺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攻擊校長陸平及校黨委的大字報，次日，全國各報均在頭版頭條刊載。聶元梓是哲學系的黨總支書記，其余六人也都是哲學系的教員，我聞訊自然為之震驚。幾天后，指導員宣布，接上級通知，北大學生立即返校，四清的鑒定不做了，每個人將在“文革”中給自己做出鑒定。

從農(nóng)村回到學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種火熱的氣氛之中了。校園里，在臨時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筑物的墻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處都是大字報。這些大字報的矛頭大抵是指向業(yè)已倒臺的舊北京市委、校黨委以及各系總支的。在第三學生食堂，開辟了內(nèi)部大字報欄，揭批彭、羅、陸、楊和其他大人物。不過，這個內(nèi)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們十分興奮，三五成群熱烈地議論著。聶元梓的大字報是5月25日貼出的，從貼出到廣播，幾天之內(nèi)，留校的師生已分成兩派。當我們回校時，勝負早已分曉，保陸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聶元梓的一派則興高采烈，四處演講，向剛返校的聽眾介紹其光榮的戰(zhàn)斗經(jīng)歷。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圍氣氛的感染，我也異常興奮。一向在臺上指手畫腳的校領導突然被打倒了，雖然派進了工作組，但學校仍處于準無政府狀態(tài)，常軌不復起作用。列寧曾把革命稱作人民的盛大節(jié)日，當時確是一派過節(jié)的景象。革命意味著暫時的權力空白，人民一向受著嚴格的管束，現(xiàn)在突然沒有家長了，成了無人管束的孩子，洋溢著乍獲自由的喜氣。大字報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隱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開眼界。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強烈的隱憂乃至恐懼。事實上，早在半年以前，報上發(fā)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這種憂懼就已經(jīng)開始。我不知道高層斗爭的內(nèi)幕，但是，對文藝作品和學術文章做出極端牽強附會的解釋和臆測，據(jù)此在政治上提出嚇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軌一起，常識也被打破了，如果說常軌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識的打破卻使人迷惘了。魔鬼已從瓶中放出，它將施怎樣的魔法，所有的人心里都沒有底。

懷著這種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報欄前流連，貪婪地讀著，驚訝著，激動著。北大是一座大字報的森林，我一頭扎了進去。有一天，我在一張大字報上突然看見了郭世英的名字，并用紅墨水打著一個可怕的叉叉。那張大字報列數(shù)校黨委的罪狀，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動學生郭世英。我的頭腦一下子癡亂了。當時的感覺是，當我在大字報的森林里漫游時，不期而看見其中的一棵樹上吊著我的朋友。我立刻逃離大字報區(qū)，漫無目的地在校園里亂走，心中充滿不祥的預感。

返校后不久，北大發(fā)生了“六一八”事件。由于這個事件的主要發(fā)生地點是我住的38樓前，我目睹了全過程。6月18日上午，哲學系若干學生把本系的“黑幫分子”揪來，在樓門口的臺階上進行批斗。所謂“黑幫分子”，在哲學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亦在其列，在學校和其他各系則是指當權派。事情發(fā)展得極為迅速，別系的學生紛紛效仿，揪來了他們系或校一級的“黑幫分子”。在學生宿舍樓里，只有38樓的樓前有高臺階，很適合做“斗鬼臺”。那些獸性發(fā)作的學生把廁所里裝便紙的鐵絲簍拿來，套在被斗者頭上，又朝他們頭上臉上澆黑墨汁和紅藍墨水，逼他們下跪，拳腳相加，斗畢押往校園游街。在這場暴行中，活躍著我們班一個同學的身影。我在一旁無言佇立，陣陣冷顫，為人的丑惡而震驚。

“六一八”事件后，工作組要求大家對事件進行討論，吸取教訓。新的一輪辯論掀起，有三派意見。一派說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論根據(jù)是毛澤東的《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派說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搗亂，甚至有黑后臺。一派說是錯誤事件。我持第三種意見，出發(fā)點仍是常識，覺得這種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為與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純粹是刑事犯罪。這場辯論沒有結果，很快就轉(zhuǎn)為對工作組的性質(zhì)展開辯論。由于工作組傾向于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激進分子便貼出大字報，說工作組推行反動路線，已成為革命的絆腳石，必須趕走。正當自發(fā)的辯論熱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來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連續(xù)兩個晚上在東操場舉辦萬人辯論大會。名曰辯論，實際上已有定論，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驅(qū)逐工作組。

這兩場辯論大會對我震動極大，使我第一次對“文革”產(chǎn)生了明確的懷疑。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人們的心目中，中央文革小組是直接代表毛澤東的。當然，這個判斷基本符合事實。由此而進一步，人們出于對毛澤東的敬仰，對江青也懷有相當?shù)木匆猓乙膊焕狻Ｔ诋敃r，絕大多數(shù)人都不了解江青的歷史和個人品質(zhì)，對這個突然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紅角的第一夫人充滿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開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驚的，一是她的飛揚跋扈，把工作組長張承先像孫子一樣地辱罵，二是她的公報私仇，當著萬人之眾抖摟家庭私事。在第二場辯論會上，形勢已經(jīng)明確，支持工作組的人不再有發(fā)言權，臺上站著北大附中“紅旗”的中學生，其頭目彭小蒙是一個伶牙俐齒的女孩，做了一個火藥味濃烈的發(fā)言。江青為之助威，高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群情激憤之時，康生又火上澆油，厲聲宣布：“張承先不只是反動路線，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反動路線！”話音剛落，彭小蒙等舉起皮帶抽向張承先，而臺上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皆作壁上觀。在做總結發(fā)言時，江青越說越激動，一聲“我要控訴”，便開始詳細數(shù)落張韶華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與之同居，張韶華的母親又是一個多么壞的女人，說到最后，聲嘶力竭地叫喊：“我們家沒有這么個兒媳婦！我們不承認有這么個兒媳婦！”會場上立即響起呼應的聲音：“把張韶華揪出來示眾！”張韶華當時是北大學生，幸虧她早已逃匿，不在現(xiàn)場，暫時躲過了一劫。

辯論會之后，當天晚上，我在日記里記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現(xiàn)，也記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文革”前期，我仍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陸續(xù)記下了許多困惑。隨著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的邏輯越來越成為鐵律，不斷有人遭殃，這些日記就成了我的心病，后來是我第一批毀掉的文件。

我在政治上絕非一個敏銳的人，如同當時絕大多數(shù)學生一樣，也以天真的熱情接受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個神，甚至偶爾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樣的生理活動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議，仿佛是一種褻瀆?，F(xiàn)在人們會覺得這種想法太可笑，但我曾與人交流，發(fā)現(xiàn)當時有過與我同樣閃念的大有人在。我對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悅誠服的成分?！拔母铩鼻捌?，他的一些未發(fā)表談話傳抄出來，不脛而走，我讀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擊現(xiàn)行教育制度摧殘人才的談話何其痛快淋漓，簡直像是說出了我們這些受壓抑學生的心聲。因此，雖然我對他老人家親自發(fā)動的“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強迫自己從正面理解和適應?！拔母铩鼻捌趫罂铣霈F(xiàn)的一些醒目口號，例如“觸及靈魂的革命”“在大風大浪中前進”“關心國家大事”，在我這個小資眼里被賦予了一種浪漫色彩，也誘使我努力順應這場運動。我感覺到了理解和適應的困難，便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對自己說：這場運動既然是史無前例的，其發(fā)展進程必然會不斷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這樣思想一貫偏右的人所難以接受的，我必須自始至終對自己的右的傾向保持警惕。于是，在我寫的第一張大字報《關于當前運動的若干問題》中，我特別強調(diào)了這場運動的主要危險始終是右傾。我心里清楚，這個論點絲毫沒有某種政治分析作為根據(jù)，其實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隱晦表達而已。那時已有許多外地學生來京串聯(lián)，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他們爭先恐后地閱讀和抄寫這張大字報，并在上面寫滿了贊同的批語。我還寫過一張題為《造反有理，奪權有理》的大字報，時間大約在1966年9、10月間，由于開頭引用了從民間小報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話，結果整篇文章被誤傳成了《朱德同志講話》。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延安、成都都收到過這個標題的傳單，內(nèi)容正是我的大字報。我忘了具體寫些什么了，大約不外是說奪權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罷，是邏輯上的推演。1967年“一月風暴”后，全國真的掀起了所謂奪權斗爭，我去中組部看過，那里已是空樓，北京紅衛(wèi)兵兩派為爭奪一枚中組部公章打得不可開交，著實是場鬧劇。我在“文革”中寫大字報很少，這是主要的兩張，都是所謂理論思考，雖然沒有傷害具體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煸風點火的壞作用?，F(xiàn)在我提及這一點倒不是要懺悔，而是想說明當時的總體氛圍，我不屬于極少數(shù)能夠超越這種氛圍的先知先覺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