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還沒有普及街頭市政停車收費的時候，大多數的街區都是由不同的收費管理員把持著。那時候公司樓下的停車位很緊張，每天都上演著搶車位的游戲。有些精明的人跟收費管理員做起了交易：把本來是隨到隨停的按小時收費，談成了包天、包月，導致那些隨時來的人即便有空余車位也停不進去。

阿克頓勛爵在《自由與權力》中說過，“權力會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就像街頭的停車收費管理員，在其管轄的絕對權力范圍內，可以無視規則，甚至改變規則為自己以及少數人牟利。

由于權力所導致的腐敗，給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果是顯見的，但也正是由于這種顯見，這種腐敗也容易被識別，無論在法律層面還是在道德層面都是會受到制裁和譴責的。

美國的一位民權運動組織者在多年后修改了阿克頓勛爵的那句話，不僅“權力使人腐敗”，“毫無權力也同樣使人腐敗”。這種“無權者的腐敗”反而更加隱蔽，在法律上沒有明確的制約，在道德上曖昧又讓人難以識別。

正如那句古話“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對權力腐敗的痛恨是在法治社會中的共識，也有著更多的研究和辦法去預防權力者的腐敗。但針對那些可能是弱勢群體的“無權者”，他們因“無權”所導致的腐敗不僅不會引起人注意，而且就算帶來負面效應，也會讓人不忍心采取制止和懲罰的行動，這也會陷入一種長期的惡性循環。

所以拋開那些“權力者的腐敗”，那些極其容易識別的腐敗行為可以提交給法律和道德的法庭。我們可以換個思維角度，深入那些無權者，揭開無權者的腐敗的面紗。

無權者的腐敗一：共謀

最常見的無權者的腐敗，就是共謀。就像文初提到的那種情況，停車人和管理者之間，當管理者徹底的壟斷了某一個地區的權限，并無明顯的監督的時候，就會產生腐敗現象。這個腐敗大多數時候并不是一種單方面行為，而是無權者與有權者的一種共謀。

一部分無權者通過購買的方式，獲得了本不屬于他的權限，在這個角度上，無權者不僅參與了腐敗的過程，本質上他們也成為了腐敗者的一員。

無權者的腐敗二：放棄公共事物

無權者基本會陷入一種下墜的循環，認為自己無權，也就無責，不僅對權力范疇內的事情無責，而且對大多數公共事物都無責。

最近正趕上花開的季節，小區里的植物都在花枝招展的呈現出一年中最旺盛的生命力，有一天走出家門，看見一個大姐，以精準的走位，敏捷的身姿，快速的折斷了一大截布滿花苞的樹枝，徑直離開。

看著遠去大姐的背影和那支可能會被他插在花瓶放在自家窗臺的花，突然覺得應該說點什么，也許應該阻止她，就算來不及阻止，也勸誡一下，下次不要再這樣了，但轉念一想，我又以什么身份去說呢，我既不是物業也不是管理人員。

一個社會中，除了那些有歸屬的管理范圍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公共空間，在這之中，并沒有人去指定由誰來管理，由誰來負責。很多時候人們往往會有一種習慣性思維，有權者應當去管理那些公共空間，也應該由他們負責。

在這種習慣性思維之下，我放棄了對那顆公共的樹的管理權，如果每個人都放棄，那這棵樹可能會被折光，甚至可能被某個居心叵測的人扛到自己的家中。如果我和鄰居們能夠主動承擔起公共事務的責任，并主張權力的話，這樣的事情就會完全的避免。

所以樹被折光并不是折樹人的腐敗，而是無權者放棄公共事務的結果，是無權者腐敗的一個明顯的表象。

無權者的腐敗三：放棄個人尊嚴

最近一則“山東高管被指性侵養女案”的新聞，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有人在譴責甚至咒罵嫌疑人，也有人在質疑辦案程序。不過就像此前提到的“有權者的腐敗”在法治社會大都是可以通過程序識別，并最終懲罰的。

但在這個蹊蹺的案件中，三年的時間，一位母親，把自己的女兒交予一個陌生的男人去撫養，我們雖然無法揣測其中原因，也無法在道德層面指責這位母親什么，但我們完全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定是基于某種原因，母親徹底放棄了對女兒的撫養權，也就是放棄了自己的責任。

很明顯，這位母親是一個“無權者”，也許她的生活一團糟糕，貧困時刻困擾著她，在苦難的壓迫下，她最終走向了“無權者腐敗”的境地。這種腐敗看似是值得同情的，指責她是不人道的。但就其導致的原因來看，就如停車那個例子里停車人與管理者的共謀一樣，母親和那個嫌疑犯在這個案件里，也同樣是“共謀”，即便母親并不是出于自愿。

用存在主義的話語來說：人既是智慧的，又是脆弱的，每個人力量和軟弱的特殊互動消長，形成了他的自我完足性，也就是康德所說的“尊嚴”。而“無權者的腐敗”正是對個人尊嚴的徹底放棄。

如果以上的話過于形而上的話，可以簡單的闡釋為：無論身處什么境況，一個獨立的、有尊嚴的人都要明白，在決定自己行為的時候，人是自由的，這個自由意味著我們選擇一種行為的同時，也要為這種行為的結果負責。

有時候“無權者”會抱怨，自己過于無助，生活過于困苦，于是把自己的選擇歸結為生活所迫，因為貧困自己才會這樣做，而對于這些行為的結果，自己也可以不承擔責任，而是完全推脫到困境之上，因為困境讓自己這樣做，困境也要承擔這個結果。

“無權者”是值得同情的，但甘愿放棄“尊嚴”，也就是放棄對自己行為的主動選擇權以及負責的能力的時候，“無權者”就是一個墮落的“腐敗者”。他們跟那些“有權腐敗者”并沒有什么區別，甚至還多了一絲無賴的氣息，多了很多為自己過錯開脫的借口。

無權者的腐敗四：甘于無知

中國有句古話叫“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其實背后的意思是，在一種具有威脅性質的權力之下，理性的思辨和爭論是沒有意義的。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絕對的“無權者”長期生活在一些權力的壓迫之下的時候，知識、思考、辯論能給他生活帶來什么？也許除了被權力“拳打腳踢”之外，就再無其他收益了。

人往往是在生活的經驗中習得某一種思維方式，長此以往，“無權者”就會認為知識和思考對他們能夠保證安穩的生活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在這樣的認知之下，只會產生一種結果——放棄思考，甘于無知。

那么放棄了思考的人可以被指責么？甘于無知也是腐敗么？

無知并不是腐敗，但甘于無知就會讓這個世界離惡的距離更近一些。

在親身經歷了納粹的罪行之后，阿倫特得出了一個關于邪惡的深惡洞見：邪惡并不是一種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想象，邪惡是產生于膚淺動機的反常行為。邪惡因動機的膚淺而平庸。邪惡的動機是平平常常的人性弱點，邪惡的動機人人能懂，并不需要高遠深奧的理論解釋。

阿倫特這樣描述到：“我的意思是指大惡雖然極端，但卻不激進，它既不深刻，也不是妖魔。大惡能彌漫，能糟蹋世界，恰恰是因為它能像毒菌在表面擴散。我曾說過，邪惡與思想不能相互見容，因為思想要朝深里去、要追根究底，思想碰上邪惡，便無所進展，因為邪惡中空無一物。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激發創造。”

也許納粹離我們過于遙遠，看看如今互聯網上，那些一言不合就口吐蓮花的網絡暴徒；那些不去自己思考得出見解，只是一味站隊的憤怒人群；那些疲憊于飄搖在各種現象和意見之中最終毫無思維反抗的沉淪者。他們正在扮演著放棄思考，甘于無知的“無權者”。

這些“無權者”的腐敗，并不在于他們自身，而是在于他們會導致一種“沉默的螺旋”現象。那些思考的人，那些有見地的人，在公眾空間內遭受到這些腐敗者的打壓，久而久之，公共空間內的有價值的聲音漸漸消失，只剩下腐敗者那些重復的、不加思考的、暴戾的叫囂。可當某一天邪惡的火種被點燃，這些“無權者”的叫囂就會“腐敗”成地獄之火的助燃器，甚至是燃料本身。

無權者的腐敗五：無意識的效仿

昆德拉曾經記述了一個故事：1951年他的一位朋友和其他成千上萬的黨員一起，在布拉格的斯大林主義冤案中被逮捕定罪。這些人跟黨跟了一輩子，即便黨起訴他們，他們還是照樣心甘情愿地跟黨走。細細地清查自己的人生和過去，挖掘不為人知的錯誤，并最終承認莫須有的罪名。

而昆德拉的這位朋友卻有些特別，不肯在靈魂深處挖掘自己的罪證，當局找不到罪證，也無法處死她，勞改了14年之后釋放了她。她被捕的時候孩子才1歲，被釋放后孩子已經長大成人，母子團聚，相依為命。

又過了十年，昆德拉去看這位老朋友，見她正在生氣，因為她25歲的兒子早晨貪睡，昆德拉勸她沒必要小題大做，這時兒子在一旁卻為媽媽說話。他說：“我媽媽并沒有小題大做，她是個了不起的勇敢女人，別人垮了的時候她卻能頂住。她要我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我貪睡，但我媽管我的用意并不止如此，她管的是我的自私自利。我一定要照我媽說的那樣去做人。”

昆德拉聽了覺得很悲哀，這位勇于抵抗極權的媽媽居然在他兒子身上做到了曾經當局在她身上做不到的事情。她讓兒子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個荒唐的指控，自覺自愿地檢查思想，并當眾承認了莫須有的罪過。

人的悲劇之一，就是我們不自覺地成為了自己最痛恨的那個人。“無權者”往往痛恨著那些腐敗的“有權者”，但恨這種情感，卻有著超乎尋常的魔力。在恨的表象下，也許有懼怕也有羨慕，有抗拒也有模仿。

“無權者”帶著自己對腐敗的“有權者”的恨生活的越久，就會對他們的行為越了解。只要在恰當的時機，“無權者”稍微獲得一點點能夠支配的權利的時候，那種長期盤亙在其心頭的恨，就成了他們行動最大的動力和最有效的模板。

悲劇就此發生了，“無權者”最終把自己變成了曾經痛恨的腐敗的“有權者”，他們說著同樣的話，有著同樣的行徑，更加可悲的是，這些腐敗的“無權者”幾乎都不自知，或者當他們察覺之后，會深深陷入行為和思想的矛盾中，在煎熬里繼續腐敗下去。

在此，并不是要站在某個高度去指責“腐敗的無權者”什么，從世俗的角度看，他們是可憐的、可悲的。魯迅那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正是旁觀者對他們的曖昧態度。但如果僅僅因為這種腐敗有一絲悲劇色彩就不去識別、揭露的話，這個世界就會從一種強烈的衰敗滑落到一種懦弱的衰敗。

把權力關進籠子，可以限制決定的腐敗，至少在機器容易識別的情況下，制度、法律和道德都可以對權利的腐敗加以制衡，那么“無權者的腐敗”該怎樣避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