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和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1878-1956年）創辦《經濟與社會史年鑒》（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這份刊物后來成為學術期刊中的一個傳奇，在國際社會上獲得巨大聲譽，赫赫有名的“年鑒學派”因它而得名。這樣一份寫進史學史的刊物是怎樣誕生的？以下內容節選自《為歷史而生 : 馬克·布洛赫傳》（[美]卡蘿爾·芬克著，鄭春光等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

動蕩年代的重要篇章

在《年鑒》的第一期上，兩位主編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使命。既然法國、歐洲和世界上已經存在大量的刊物，他們為什么還要創辦一個致力于“經濟和社會史”的全新刊物？兩個歷史學家在宣言中開誠布公，向廣大讀者闡明了他們的三重宗旨。

其一，他們試圖彌合世紀初以來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之間的分歧，為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途徑提供一個宣傳平臺。其二，他們努力打破或削弱歷史學科中古代史、中世紀史和近代史的分野，消除“原始”與“文明”社會的人為區分。其三，他們在“合法化分工”的基礎上，旨在弱化學科之間的壁壘，為人文科學建立一個交流的空間——這對經濟史和歷史自身的發展都必不可少。兩個負責人最后總結道：“我們的共同事業體現了我們所信奉的高貴美德——正直無私、盡職盡責、根深蒂固。”這也可以看作雜志頭十年的基調。

《年鑒》問世的頭十年——1929年至1938年，正值歐洲和世界極其黯淡的時期，期間經歷了世界經濟大蕭條、日本侵占中國東三省、意大利攻擊埃塞俄比亞、西班牙內戰、奧地利覆亡和斯洛伐克獨立。此外，在印度和中東爆發過宗教、民族和反殖民主義的暴力沖突，蘇聯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和斯大林的大清洗，意大利、納粹德國和東歐一些地區發生過政治和民族壓迫事件。由于長期的經濟危機，大大小小的民主政體逐漸喪失了希望和信心，開始在內部出現分裂，或多或少地破壞了團結的假象，國際聯盟在這個背景下成立。法國雖然極力維護1918年代價昂貴的勝利成果，然而隨著德國的復興，一切都付之東流。第三共和國由于缺少盟友和人力資源，加上財政資源短缺，國內很難再現和諧的局面，其強國的形象也無力維系。在這動亂的十年里，它的總理一換再換——從龐加萊換成了達拉第(Daladier)，然而法國卻依然舉步維艱。

在這個多事之秋，布洛赫和費弗爾雖然有些與世隔絕，但依然受到了亂世的沖擊。他們在個人和共同事業上歷經起伏，有過成功，也有過挫折，有過融洽的合作，偶爾也有過摩擦。雖然他們不斷進步，事業蒸蒸日上，但《年鑒》在他們的個人和職業生活中依舊占據著中心地位。刊物的出版耗費了他們大量的精力，為此，他們的杰作——布洛赫的《封建社會》(1939—1940)和費弗爾的《十六世紀的無信仰問題：拉伯雷的宗教》(1942)——完成時間一拖再拖。或許，這是他們這段時期所做的最大的犧牲。但另一方面，人們逐漸認識到，《年鑒》的頭十年構成了20世紀歷史研究里的重要篇章。

重新定位學術期刊：關注當代議題

雜志發行的第一年——1929年，是一個很好的檢驗機會。雖然國內外很多作者盡心竭力，熱情的支持者皮雷納也積極響應，但兩位主編還是對一些作者和文章感到失望。他們在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之間往返，不時處理編輯工作和員工事務，此外還要面臨苛刻的出版商——阿爾芒·科蘭出版社的嚴格審查，以符合其編輯方針和出版規范。在一個有限的、充滿競爭性的市場，財政問題越來越突出，他們需要更多的出資人和訂閱量。于是，他們不得不在純學術圈之外尋覓一些能從《年鑒》的視角中獲益的讀者，如檔案保管員、圖書管理員、區域史和地方史專家，以及一些有修養的非專業人士。

當年年底，布洛赫和費弗爾對雜志進行重估，在定位、方針和形式方面做了重大的決定，其主要特色也因此得以確立。《年鑒》關注的重點是經濟史，時間跨度非常大——從古到今。刊物的創新之處在于對當代議題的關注。

在那個年代，無論在大學講堂還是各類期刊，世界當代史一直受到排斥，或只占很小的位置；銀行家和商人也很少閱讀學術期刊，因此《年鑒》幾乎每一期都以當代問題為主。關注時事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實用主義，當然更不是某種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這反映出兩位主編信奉的理念：現在與過去密不可分，確切地說，這是“研究歷史的主要原因”。

費弗爾和布洛赫很清楚，要找到一些研究和撰寫當代史的優秀人才，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們對同行們還是有過不少批評，因為這些人經常會犯時代錯誤。布洛赫告誡那些即將從事當代史研究的人，不能僅僅因為擁有“大致相似”的祖先，就將過去和現在機械地糅合在一起。“個案研究法”在軍事史領域很受歡迎，也逐漸被新興的商業史所接受。然而在布洛赫看來，這種方法非常危險，以此為基礎的研究往往平淡無奇；最壞的情況是，它往往誤導人們進行各種錯誤的類比。這種方法完全無視一句老話——歷史是一門變動的學科。布洛赫和費弗爾堅持學者的獨立立場，主張積極介入社會。他們既不忽視當代問題，也無意扮演導師的角色，只是希望歷史能夠變得深刻、有用。

《年鑒》的精髓：有特色的專欄和話題

《年鑒》的經營管理是一項共同的事業，一開始的挫折打擊了兩位主編的熱情，費弗爾開始動搖。但是，布洛赫對兩人的合作和肩負的使命充滿自信，勸他不要退縮。布洛赫認為，雜志要想獲得生存和進一步的發展，必須突出自身的特色。如果是經營“改版后的《歷史評論》”，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索邦的負責人能從最優秀的學術文章中挑選，有選擇性地青睞某些評論家，發表該專業領軍人物的作品。然而，《年鑒》的規模很小，又是一個全新的地方性刊物，編輯們只有四處宣傳，才能擴大自己的影響和聲譽。布洛赫和費弗爾并沒有妄自菲薄，他們一直渴慕杰出的作者和有趣的話題。布洛赫準確地預見到《年鑒》的精髓——其靈感來源和生存基礎，不僅取決于他們靈活的編輯方針，而且在于推出一些有特色的專欄和話題。

《年鑒》的第一年有些搖搖欲墜，在年底時它的欄目被調整為六個：傳統的欄目和創新性的欄目各占一半。一方面，文章的數量被大幅削減，而且局限于原創性研究，其中有不少長書評(關于歷史事實和研究方法的問題)和短書評(批評性導論)，運用簡練的現代散文體，指出研究對象的長處和不足，具有宏大的國際視野。

不過，《年鑒》的重點卻另有所在，它們分別是涵蓋專業動態的“科學界”(“La vie scientifique”)——并非原始的年表和歸類文檔，而是經過了簡化和整合，加入了各種評注；布洛赫發起的定向“調查研究”(“Enquêtes”)——分布在很多期里；以及簡短的評論文章“總體問題”(“Problèmes d'ensemble”)——這成為《年鑒》批評職能的核心部分。

在第一年里，《年鑒》像一些經營多年的刊物那樣，非常注重平衡性，每期的17篇文章中涵蓋了古代史、中世紀史、近代史和當代史，作者里既有國內外的著名專家、學者,也有一些非專業人士。之后,刊物有了重大的調整。每一期文章的平均數量減少到11篇，古代史幾乎闕如，中世紀史有所下降,重心轉移到了近代史，尤其是當代的歐洲史和世界史。1929年至1932年，《年鑒》上有三分之一的文章由外國人所寫，其中包括美國和英國的社會科學家、國際勞工組織的官員、布洛赫和皮雷納招募的中世紀史和近代史專家。1933年之后，知名作者的數量開始減少，國際化程度也有所下降。《年鑒》上有大量原創性的研究，作者包括法國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銀行家和殖民地的官員。

《年鑒》的特色可以從文章的題目中窺見一斑，它逐漸形成了以下三個論壇：陳述性報告，其中包括《第二帝國的鐵路政策》、《圣保羅州的邊境地區》；普遍盛行的具有科學性的個案研究，其中包括《鐵器史上的重要一章：瑞典人的壟斷》、《敘利亞和黎巴嫩的農村社區和社會結構》；獨具特色的總體問題研究，其中包括《古代的黃金問題》、《蘇聯的人口問題》、《現在的黃金問題》。以問題為導向的歷史研究——以過去為鑒進行深入、原創性的調查研究，成了兩個性情和視角迥異的主編溝通的橋梁。

傳統的書評和文評專欄(評論性文章)，涵蓋了法國和國外的大量文獻，但以西歐地區和經濟史為主。我們可以想到，這一專欄的重擔幾乎完全落在了布洛赫、費弗爾和勒依羅的肩上。1933年至1938年間，他們每年分別寫了16、14和18篇文章。剩下的文章要么來自德芒戎、埃斯皮納、哈布瓦赫、西翁等忠實的合作者，要么來自一些偶爾的、一次性的投稿人。他們為人才招聘、雜志能否按期發行、書評截稿日期等長期性問題憂心忡忡。當然，這些問題也困擾著其他刊物。對兩位主編來說，這同樣也是一種機遇，尤其是布洛赫，他所涉獵的主題范圍最為廣泛。他們的閱讀量、藏書量和影響力都有了極大的提升，這種自由和獨立性是其他刊物所無法給予的。

《年鑒》上的短評文章按主題和地理概念進行分類，大膽地使用描述性的標題，文章長度往往一到三段不等，信息性強，具有一定的時效性。這個欄目涵蓋了各種文獻，從教學指南到學術文章，從艱深的專著到大眾叢書，從圖表集到檔案文集。布洛赫和費弗爾的短評文章含有各種批評和修改意見，呼吁人們研發新的調查方法，鼓勵一些具有發展前景的課題，告誡人們要時時警惕民族偏見的“魔鬼”(尤其是在涉及德國文獻時)。

……

一些篇幅較長的評論文章組成了一個特殊的版塊——“事實與方法的問題”，它們大多由布洛赫和費弗爾所寫，一些合作者和眾多特約作者(以法國為主)也有所貢獻。這一欄目不僅包括一些重要的理論作品，也涵蓋了很多現當代有意思的話題。但是，這些評論文章往往會滯后一到兩年。

設立這個評論欄目具有兩個目的：一是提升“《年鑒》作者群”的作品水平，二是用作品推動熱點問題的討論。哈布瓦赫批判性地論述現代廣告的結構，弗里德曼考察過蘇聯的斯達漢諾夫(Stakhanovite)現象，勒費弗爾則專門剖析過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陳情書，還對德國重工業社會和經濟的起源有過詳細的闡述。布洛赫和費弗爾在評述有關西非和中東地區的作品時，敦促同行們要對這些異域題材進行深掘。布洛赫希望看到的殖民史并不是各種“英雄故事”，而是關注當地的社會結構。費弗爾則建議學者們，不要再“收集”古老、奇怪的風俗，而是成為具有批評精神的科學家，拓寬人類歷史的研究范圍。

如果說正式的雜志文章和書評呈現了《年鑒》清新活力的一面，那么它的另一半——專業動態(科學界)、定向調查(調查研究)、主題論文(總體問題)，則展現出了它的原創性和主編的抱負。布洛赫和費弗爾試圖依靠自己和一小群志同道合者，建構一種全新的標準和更具批判性的視角，為實現更大的目標而奮斗。

《年鑒》也具有務實的一面。與大多數同類期刊相比，它所提供的專業動態更為全面，在組織方面也更有條理性，幾乎涵蓋了國內外的方方面面。這個欄目原本是為了及時報道行業內的各類消息，如某人的誕辰、退休時間、紀念文集、逝世、最近的出版物，以及作品的進度等，但這一職能很快就被放棄了，改為更有條理和更充實的文獻梳理和評論。其中涉及的機構包括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展覽會、研究中心和院系，各種地方性、全國性和國際性的會議，各類期刊和研究工具——例如連載刊物、地圖集、百科全書、教科書和手冊。盡管布洛赫和費弗爾放棄了刊登完整的年度專業動態的想法，但他們為學者和非專業的歷史學家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研究工具。

該雜志也有一些偏愛的主題。每一期的出版公告和統計數據都來源廣泛——包括私人和公共領域、學術和商業圈、國內和國外等，涵蓋了經濟、社會、理論問題等諸多方面。就數量而言，以歷史主題居多，而當代議題又是重中之重，比如國際聯盟關于國際金融和貿易的報告，流動勞動力和難民問題，政府關于殖民事務、物價、工資、就業、公共衛生方面的年度報告。

1934年，布洛赫和費弗爾臨時增加了一個專欄——“地圖學與社會現實”，并于1937年和1938年再次開設這一欄目。他們借此機會對狂熱的地緣政治學進行了強烈的批判，指出了這一學科中存在的技術性和歷史性錯誤，并且建議地圖繪制者和出版商不能僅僅依賴狹隘的地理和政治概念，而應該與人文科學進行更深入的互動，同時結合語言、工作、住所、文化等更多的因素，從根本上改進繪圖的方法。

刊物曾經有幾年推出了一個特殊的欄目——“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實干家”，專門刊登不少已故重要人物的傳記，如馬克斯·韋伯、弗朗索瓦·西米昂、弗雷德里克·威廉·邁特蘭、阿爾貝·托馬斯、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約翰·雅克·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等。費弗爾用這些個性化的短文，將《年鑒》與一些雖非撰稿人卻意氣相投的學者聯系起來，既向他們致敬，也不回避對他們的批評。布洛赫所勾勒的人物簡傳(并非他典型的文風)，則坦率地評述老一輩學者的志向和成就。

專業動態的欄目使布洛赫和費弗爾在領域之外也引起了反響。他們發布一些合作者作品的信息，促進了民俗學等學科的發展，有助于增強個人和官方對經濟和社會史的支持力度。他們還經常發表社論，反對采用陳舊的方法編寫歷史課本和手冊，拒絕強加給研究者的各種繁瑣的束縛。布洛赫在英格蘭做研究期間，曾享受過大英博物館優質的服務，回到法國之后，他對國家圖書館的各種規定和程序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設立這一欄目的想法，源于1923年布魯塞爾歷史科學大會。《年鑒》詳細地考察了在奧斯陸(1928)、華沙(1933)和蘇黎世(1938)舉行的幾次大會，呈現出一些令人遺憾的問題：所有的日程都過于繁忙，學科內部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分歧，而且沒有一個總體的計劃和方針。然而，《年鑒》的公告欄也逐漸變得越來越區域化和民族化。1933年之后，除了一些特定的統計數據外，它所涵蓋的國外信息數量銳減。“專業動態”主要關注法國的各種期刊、機構和研究工具，這個欄目在雜志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反映出布洛赫和費弗爾早期所受的實用主義訓練，他們力圖消除迂腐的學問，為國內外讀者(國外讀者在不斷減少)提供一些重要、有用和易于理解的東西。

《年鑒》的各種社會調查從“專業動態”里分離出來，成為刊物與更大的世界——分析人員和當代議題——連接的紐帶。在頭五年里，《年鑒》發表過幾組與歐洲銀行和農業危機有關的文章。布洛赫和費弗爾更深入的目的是：將現在的問題與過去聯系起來，從而推動對物價史、黃金問題、交通和技術史的研究。他們呼吁人們在研究經濟史時，對私人企業檔案中的原始材料給予足夠的重視。

歷史性的調查研究基本上是布洛赫個人的職責，借此他將單個的學者與同行聯系起來，共享各個專家的資源，從而真正達到比較史的目的。第一次深入的調查——對布洛赫來說或許也是最重要的——關注的是分區規劃(plans parcellaires)。這需要對因征稅而制定的鄉村地圖和地籍登記冊進行檢索和闡釋，其中涉及三個歷史時期，即封建領主政權時期、法國大革命之后的半個世紀，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它們遍布于各個鄉村、地方和國家的保管處，雖然存在大量不準確和不完整的地方，卻可以為一些問題提供關鍵性的證據，如移民方式、所有權形式、耕種方式以及變化和持續性等。布洛赫在幾年里系統地爬梳了法國各地的檔案，仔細檢查并抄錄這些不被人待見的圖冊。在他分析法國農村生活的顯著特征、研究日益增長的農業自由問題時，這些資料成了一些基本的數據。

雜志上研究總體問題的欄目更具有實驗性和挑戰性，它主要關注的是歷史上和當前社會上的一些重要話題。一批作者運用方法論和闡釋技巧，對一篇或多篇文獻進行評估。埃斯皮納有幾篇文章詳盡地論述從中世紀到現在的農村史；烏達耶對當代銀行、匯率和普遍的經濟問題做過不少研究。有一些單獨的話題，比如有幾篇文章分別探討哥特建筑的技術層面、栽培植物的起源、挪威公社的本質等。當然，也有重要的學術文章，如勒費弗爾將物價史與法國大革命相結合(1937)；以及重要的理論文章，如弗里德曼對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泰勒主義(Taylorism)進行了批判性的考量(1935)；此外還有一些時事熱點文章，如國家勞工組織官員伊姆雷·費倫齊(Imre Ferenczi)對當今世界外國人的狀況做過調查(1936)，亨利·穆然(Henri Mougin)分析過納粹主義的經濟根源(1937)。

這個版塊為主編們提供了另一個平臺。費弗爾極力反對將階級、士紳等概念強加到遠古時期或不恰當的場合，他猛烈地抨擊“政治優先”的原則，尤其反對在民族認同過程中夸大政治的因素。此外，他還批評了一些國內的法學家——他們采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解釋經濟現象，顯得呆板而又膚淺。

危機時刻的調整與堅持

1939年，風云突變。雜志改名為《社會史年鑒》，每年減少為四期，由主編自己出版。兩位主編在《社會史年鑒》的第一期上向讀者保證，刊物在格式、人事和內容方面會保持一貫的連續性。簡化的名稱僅僅意味著微小的變化：它反映了所有權關系的變更，但刊物在政策和定位上并沒有任何重大的調整。

然而，在新《年鑒》誕生之前，他們內部存在著嚴重的危機。雖然布洛赫最終于1936年抵達巴黎，但肩負事業和生活重擔的布洛赫和費弗爾發現，一旦他們之間真正出現分歧，相互磋商和協調是很困難的。

他們在達成一致前，公開承認彼此之間存在著分歧。費弗爾最渴望的是打造一個“充滿思想的刊物”。作為《年鑒》的源頭活水，費弗爾致力于尋找更年輕的作者，追求更活潑的版式；作為刊物的首席斗士，他將槍口對準了巴黎的既有體制，批判越來越嚴厲和尖銳。如今的布洛赫正接近職業生涯的巔峰，對費弗爾也不像以前那么畢恭畢敬。雖然他沒有費弗爾那么“專”，但無疑他更“博”，而且一直捍衛刊物的“嚴肅性和知識性”。《年鑒》的成功恰恰在于它“可靠、考究、精確、毫不矯飾的信息”。隨著兩人爭論的進一步發展，雙方均表示不希望獨自運作雜志，更不愿讓它消亡。在1938年夏天前往慕尼黑之前，他們的火氣和傷痕都已平復，開始容忍彼此的差異。《年鑒》帶著這些固有的問題繼續運轉，保持了它基本的風格，但也吸納了一些新鮮的血液。

《社會史年鑒》誕生于第三共和國末期——那也是和平時期的最后幾個月。它使用了一個新的名字，內容也略有調整，是一個茁壯成長的新生兒。這一年雜志的目錄中只有五個欄目。布洛赫對德國中世紀專家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Bruno Hildebrand)和多普施進行批評，認為他們使用的術語——“自然經濟”和“封閉經濟”——太過“僵化”，而且他們堅持認為中世紀廣泛的物物交換體系絲毫沒有被貨幣本位的價值標準所取代。

社會學家弗里德曼分析了當代社會的一個悖論：一方面，熟練的勞動力相當缺乏；另一方面，卻又存在著大面積的失業現象。奧地利流亡學者瓦爾加撰文討論在法西斯統治下北意大利地區民間信仰的命運。布洛赫和費弗爾在斯特拉斯堡的學生亨利·布倫瑞克描繪了大戰前夕納粹德國的經濟狀況。短書評的欄目討論過幾個熱點議題，如羅斯福新政、“猶太問題”和第三帝國等。

在長書評的欄目中，兩位主編成為了主角：布洛赫對弗雷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的專著《歷史主義的興起》(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進行評論，該文可謂姍姍來遲，他批評《歷史雜志》的前主編眼中只有德國，卻看不到祖國之外的當代學術成果。費弗爾關注的主題極為龐雜——從伊拉斯謨的思想到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他猛烈地抨擊索邦前輩塞內博的作品，認為那“根本不是歷史”。

《年鑒》獨立之后，自身的兩個特點——對當代史的關注和圈子化的傾向——得到了進一步增強。一方面，由于刊物名稱的改變，“專業動態”欄目在數量上也有所減少。1938年夏，在戰爭威脅的高峰期，“科學界”欄目刊登了一些蘇黎世歷史大會的負面消息。另一方面，退休的小學校長A.-V.雅凱(A.-V.Jacquet)致函，將《年鑒》與眾多聰明、非專業的讀者聯系起來，他說這些人在當地圖書館很愛閱讀他們的刊物。調查研究的欄目還在繼續，有幾個新作者貢獻了有關物價、技術和貴族的文章。此時，刊物增加了一個新話題——資本主義。“問題與總結”(“Problèmes et bilans”)是“總體問題”的簡化版，曾簡要地討論過奧斯曼帝國的土地分配、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經濟狀況、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銀行系統的改變等問題。刊物的新撰稿人安德烈·瓦拉尼亞克(AndréVaragnac)在民俗學上的研究成果讓費弗爾稱贊有加，布洛赫則將“《年鑒》精神”與豪塞在物價史研究中的嚴謹態度聯系起來。這一年的最后一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問世。由于布洛赫到前線參軍，費弗爾不得不獨自經營刊物。德軍的再次入侵，讓費弗爾不禁想起了《年鑒》最早的指導者皮雷納，雖然這個精神導師已離世，但其勇氣和堅忍卻讓他深受鼓舞，他保證新的《年鑒》會持續下去。

在世界學術史上成為傳奇

20世紀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年鑒》在國際社會上獲得了巨大的聲譽，它的頭十年幾乎成了一個傳奇，兩個創刊人的奮斗和成就以及對手們的各種反對和阻撓被一再夸大。由于這種“新史學”形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續的時間很長，有無數的人從中獲益。

與同時代的其他雜志相比，《年鑒》代表了一種“活歷史”，更廣闊、更直接、更有價值；它洞幽燭微，始終具有比較的視野，能充分借鑒其他學科的視角，對人類現象刨根問底。它上面的文章往往非常新穎，能發人深省，評論也很有見地；研究課題比較宏大，涵蓋的學術范圍極廣，真正起到了一份學術期刊應有的作用。坦白地說，它的辦刊方針有些折中，排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德國的歷史主義以及各種形式的決定論。由于資源有限，野心也不大，它并沒有產生特定的群體或派系，而是始終弘揚開放的精神。

布洛赫和費弗爾都是骨子里的實證主義者，他們不斷提升和充實自己，使批評變得如科學般嚴謹和準確，促成了各種地方性、區域性、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合作。盡管他們后來光環繞身，但在那個黑暗而又動蕩的年代，學術圈畏縮不前，競爭又十分激烈，他們并沒有獲得多大程度上的認可。雖然《年鑒》有不少尖銳的批評者和反對者，但它最大的敵人卻是來自索邦的漠視，以及他們與萊茵河、英吉利海峽還有大西洋彼岸學者的隔閡。

《年鑒》的創刊和運作是布洛赫最主要的成就之一，這使他和費弗爾在世界學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布洛赫曾渴望創辦一本便捷、新穎、獨特的法國雜志，向外面的世界發出聲音，并能及時回應。如今，他的夙愿終于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