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零時起，武漢市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

市民們紛紛走上街頭，來到江邊拍照，來到公園賞櫻；各行各業陸續復工，武漢高鐵動脈恢復搏動，這座城市正在重新出發。

而退回3月初的武漢，疫情依舊緊張。

入夜，武漢市協和醫院急診大樓燈火通明，樓下掛著一排燈籠，不時有閃爍著警示燈的救護車駛過，紅藍相間的燈光交錯，這是武漢抗疫的最前線之一。

在急診大廳一樓的等待區，有一群人帶著大包小包和棉被在這住了近一個月。他們大多數是武漢本地人，沒有房子，遠離親人，拒絕救助，在疫情來臨之前靠著包吃住的短工度日。

之后的38天里，他們得到了政府的安置，但武漢解封后，他們的去處又成了問題。他們還在等待，等待疫情沖擊過后，重拾生活的秩序。

睡在醫院的人

阮秀音（音）說自己是“撿瓶子的”，外人很難相信。

疫情期間，只要在協和醫院的急診大廳里見到這個82歲的老人，她總是穿著一件絳紫色棉襖，干凈整潔，這是她靠之前打工掙來的錢買的；脖間是一條花綠絲巾，一頭整齊的黑發從中間開始略微發白。

她在兩張椅子上鋪上紙板，坐在上面吃泡面、閑聊。因為關節炎，她向好心人要來一塊毛毯蓋在膝蓋上，就這樣在協和醫院度過了十多天。

阮秀音說，自己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早年離了婚，有一個兒子。她年輕的時候曾去廣東打工，做的都是最臟最累的活兒。等61歲回來時正值改造分房，她看兒子一家四口人壓力頗大，索性放棄了房子，“那個時候還有錢啊，就租房子。后來去包吃包住的地方，不包吃住的，有時候就住旅社、醫院。”

她說自己是個勤快的人，但總有些日子打不到工，她就起早貪黑地去撿瓶子，每天掙個二三十元填飽肚子。晚上就去醫院大廳過夜，那里有空調，安靜。她推算，自己一年光景里大概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在醫院度過。

“我在同濟醫院睡得多，冬天就搞點被子，有時候老板給，有時候自己買，一床被子幾十百把塊。再搞個枕頭，搞幾件衣服，以前都不曉得凍，現在我的關節疼。”阮秀音說。

年前，她還在街上打工賣盒飯，臘月二十八老板就收工回家，無處可去的她第一晚睡在了武漢市第一醫院，一邊吃著泡面，一邊看著大廳里電視播報新聞。

阮秀音說，那里的保安自己都熟，進去點頭打個招呼就行。但后來那棟樓成了發熱門診，她只能出來，一路走到了不常去的協和醫院。

她自己也知道，這個年紀待在醫院怕受不了。有護士看她可憐，給了她兩個口罩，自己又花了30元買了兩袋，一直頂到今天。

但她又說，窮人身體好，不會感冒，因為沒錢看病。要是鼻子塞了，就去弄個開水敷在鼻子上，買點紅糖一沖，出身汗。

“今天在，明天還在不在都不知道。”隔著口罩說話的阮秀音口齒清晰，普通話流利，深陷的眼窩看上去格外滄桑。

她覺得只要自己不礙事、不亂跑，人家也不會反感自己的存在。如果再想想辦法，晚上十一點后還可以去廁所隔間洗澡洗衣服，梳子肥皂都有。等天亮了，前一晚洗的衣服也干了。

經濟寬裕的時候，她喜歡去理發店洗頭，20元一次。她說自己愛講衛生，不喜歡邋遢，頭發總是梳得清清爽爽。

但疫情暴發后她沒有再去。別說理發店，就連收購廢品的人也不見蹤影，即使她出去撿了廢紙盒和瓶子也賣不出去。

有幾天，她身上只剩兩元，吃飯全靠愛心人士贈送的盒飯。2月29日那天沒有人送飯，她只能借20元買了4桶泡面。

“拿錢你有時候都買不到東西。方便面原來是4塊吧？今天我去買他要6.5，我說我沒有那么多錢，我說我這也是找人家要的20塊錢，他就賣給我4桶。”

阮秀音坐在椅子上低頭吃起了泡面，好心人送來幾包火腿腸，她有些費勁地拆開包裝，折成幾段放了進去，吃得津津有味。

孤獨的棲居者

疫情之下的協和醫院里，像阮秀音這樣無處可去的人大約有十多人。

50歲的流浪者老成此前住在網吧，等網吧關門后他也來到了醫院。“跟社會脫了軌，賺的錢只能過生活，租不起房子，別人也不會租給我。”于是24小時開放、空調不停、隨時有熱水供應的醫院大廳成了他的落腳點。

70歲的老宋拎著兩個大包，一路從漢口火車站走了幾個小時來到協和醫院。他之前在賓館洗床單，包吃住，可后來賓館關門，他睡過地鐵、麥當勞。

如今他戴著口罩和黑色鴨舌帽，在等位椅和儲物柜之間的狹窄空隙里鋪上被子，趁沒人看到的時候瞇上一會。

今年57歲的羅冠武離婚后孤身一人，平日里靠打散工一個月可以掙3000多，還管吃住。放假后他靠著積蓄住在40元一晚的旅館，可再后來，旅館也關門了。

住在醫院的人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孤身一人，居無定所。

羅冠武也試著給姐姐打電話求助，姐姐在電話里說，現在有事，不在家。一聽到這話，羅冠武明白了，“那還說什么呢？”

阮秀音上次接到兒子的電話是在九年前了，他去投靠兒子，但兒媳不愿意收留，小夫妻倆大吵一架。阮秀音一看趕緊走了。

很多人靠打工能夠養活自己，只是突如其來的疫情沖垮了他們原有的生活。

在阮秀音來到協和醫院的第三天，有一個年紀比她稍小的老人雇她做短工，阮幫她穿襪子、拉屎拉尿，一天可以賺50元。

對于這份臨時工作，阮秀音很滿意，既打發了時間，又能掙到錢。以前在醫院的時候，她也會幫著掃掃地，這樣人家就不會趕她走。

阮秀音說，自己有時候睡在椅子上，半夜里醒過來就會瞎想，這輩子從來沒遇到過這樣的事，“哪里有武漢封城的呢？沒有。”

她期待春天來臨，只要交通一開，工作自然就來了，她也不會待在醫院。

至少住在醫院的這段日子里，她是如此設想的。

“我不去救助站，去了救助站就不自由了”

對于大廳里的棲居者而言，大廳靠墻的綠色儲物柜也是極為重要的空間。他們可以把干糧藏在里面，等吃不上熱飯的時候用來充饑。

這些儲物柜原本是給保潔工放置物品的，阮秀音見一個柜子空置，便和另一個老人把柜子占了，用紅繩綁著。

有時候她會把毯子疊好收進去或放在角落，她擔心萬一有保安來驅趕他們，毯子丟了她就沒東西蓋了。她對送她毯子的好心人說，“你放心，你們給的東西我不會丟掉的，死都會裹在身上。”

住在醫院十多天后，阮秀音已經摸清了保安工作的規律，晚上九點交接班的時候會有人過來把他們叫起來，不允許打地鋪、脫鞋，必須佩戴口罩。等半小時保安松懈了，他們才敢躺下去，半睡半醒到第二天六點又被叫起來。

協和醫院的安保人員老胡說，流浪人員聚集在醫院，一來影響不好，二來對他們自身健康也是個威脅。但是多次清理之后，仍然有人住進來。

“有時候清理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是說我們工作不認真，是他實在沒地方去。”老胡說。

另一位醫院工作人員無奈地說，醫院只能好好做他們工作，但往往把人勸走了又會回來。

老宋說，他曾見過救助站的車輛在醫院門口停了一上午，有人來問了些情況，照了相，但沒帶人走。

阮秀音哪也不想去，“在救助點就賺不了錢，不就成了老年癡呆？那只有坐著等死。在這里自由，看著人一說一笑。”

50歲的陳輝（化名）來自黃陂，在武漢流浪已經三五年了，身份證丟了，戶口本也沒帶，平日里打散工、拾荒、住網吧。疫情暴發后，掙不到錢、沒地方住，來到醫院，“凳子上面靠一下，我酒一喝一瞇就著了嘛。什么害怕不害怕，活著就不錯了。”

陳輝隨身帶著一瓶18元的二鍋頭，已經見底，黑色雙肩包里有三四包小零食，他說這只能吃一天。

“我不去救助站，因為去了救助站就不自由了。”陳輝說完轉過頭去，沉默不語。

安置

2月25日，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公告。第一條指出，“對因離鄂通道管控滯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難的外地人員，由當地政府及有關方面提供救助服務。”第三條指出，“對生活無著落、確有困難的人員，由各地設置集中安置點，提供食宿、醫療等基本生活保障。”

江漢區新華街道一位扶貧專員介紹，區里按照公安系統屬地管理原則，共同完成流浪乞討和滯留人員的安置工作。

其中流浪乞討人員安置點是長期設置在外的，而外地滯留人員安置是應對此次疫情的。

但一位前來協調安置工作的民警介紹，住在協和醫院的人既不屬于外地滯留人員，也不是流浪乞討人員。因為他們有工作能力，只不過在疫情期間找不到工作和住處。

一位醫院工作人員說，“他們流浪了，但還有尊嚴。”

以阮秀音為例，她不希望被救助，甚至還想著在醫院打工，“興許有人會過來要個短工，我賺個幾十塊錢，買個褲頭”。

在協和醫院門口有個藍色帳篷，有工作人員負責進行流浪人員信息登記，但需要人主動從醫院里走出來。

上級有關部門的調查人員詢問一位流浪者是否見過這個登記點，對方回答沒有，“還以為是抓人的”。

面對穿制服的人，住在醫院的人們總是很警惕，如果看到警察，他們會躲到樓上，等到人走了再下來。

詹大鵬（化名）曾經坐過一次警車，跟著警察去了一處臨時隔離點，是一家即將拆遷的酒店，氣味有些難聞，需要用木板打地鋪休息。

他覺得安置點的條件還比不上醫院大廳，后來又返回了。

3月1日，上級有關部門派人來到協和醫院了解情況，調查人員向多位住在醫院的人了解了情況，建議當地街道把“非滯留、非流浪”人員也納入到安置人員名單中。武漢市江漢區區長李湛對此表示，“有多少收多少”。

在當天，有幾位流浪者愿意離開醫院前往新的安置點，一位穿著軍綠色大襖的老人還擔心收費。前來接人的民警說，“不收錢，那個地方白給你吃、白給你喝”，老人這才提著東西上了車。

看到新的安置點條件還不錯，離開醫院的人越來越多，但阮秀音還不肯走。直到李湛親自跟她說，“你放心，我是區長，我們專門設立了賓館，就是一個人一個房間，熱水都是免費的。”阮秀音這才放下了戒備，晚上拎著兩個包，跟著身穿防護服的民警上了車。

解封之后

協和醫院的保安老胡說，在流浪者們離開的日子里，醫院里很少見到過夜的人。即使有，好言勸說幾句便會自行離開。

但在4月8日中午，老胡又見到了幾張熟悉的面孔。

這天中午，阮秀音滿頭大汗地出現在了協和醫院急診大廳，相比一個月前，她身上的衣服單薄了一些，精神和氣色還算不錯。

阮秀音說，她在政府安排的賓館里住了38天，直到解封日這天離開。8日上午10點，她從4公里外的賓館出發，由于沒有手機，無法注冊申請健康碼和綠碼，她無法乘坐公共交通，只能一路步行，花了兩個小時才走到醫院。除了她之外，大約有七八個此前住在醫院的流浪者也回到了這里。

他們大多說自己“無處可去”。

阮秀音說，她住在賓館的時候，一人一個單間，每日三餐免費供應，每天還可以洗澡，有人來量體溫、送中藥，她什么也不用做，每天看電視、睡覺。

但是隨著武漢解封，身無分文的她從賓館出來后沒有去處，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醫院。

同樣想起協和醫院的還有33歲的咸寧小伙龔平（化名）。此前他在協和醫院住過一段時間，被安置后住在阮秀音的斜對門。他在解封前已經在網上找好了工作，離開安置賓館后便直接去上班。

到了下午4點，他惦記幾個老人沒有去處，又無法與她們取得聯系，龔平抱著看一看的心態來到醫院，發現他們果然都在。

阮秀音對龔平說，自己一天都沒吃東西，龔平便買了點面包、八寶粥和方便面，一人送了一個口罩。

阮秀音拎著兩桶面，靠在醫院門口的護欄上，和龔平閑聊著未來的打算。那一晚，阮秀音等人依舊睡在了協和醫院的長椅上。

第二天清晨6點，阮秀音就從醫院走了出來，想去馬路對面的商場找事做。路上行人不多，許多商店超市還未開門，一直轉到9點，她一無所獲，又返回醫院。

往常，她做的最多的是幫商家發傳單，在醫院做一些跑腿的活兒，一天二三十元，足以果腹。

如今，她說自己的情況比疫情期間還要緊張，“至少那時候（疫情期間）還有人（志愿者）送飯。”

這幾天，阮秀音開始想念在安置賓館的日子，雖然不能外出，但食宿無憂。“在外面是自由，但是沒有錢，溫飽都解決不了，那不是活著受罪啊？”

她希望政府能夠幫助她們，至少在這幾天提供一個安身之所。澎湃新聞記者隨后致電武漢市江漢區新華街道辦，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已經把情況告知領導，目前還在等待回應。

而據龔平介紹，也有住在醫院的流浪老人閑聊時說起，自己每個月15日可以去領退休工資，約有2100元左右，等拿了錢或許會去租個小房間。龔平答應對方，等15日過后幫他找房子。

4月10日，有位八旬的流浪老人給自己買了身新衣服，把花白的頭發染成了黑色。對他們來說，醫院大廳的長椅終究不是一個長久的棲息之所，武漢正在慢慢重啟，他們的生活仍然等待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