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海清與郝平扮演的夫妻在《蝸居》里買房，十一年過去了，他們在《安家》里繼續買房。有彈幕說，“十年了，這兩口子從《蝸居》看到《安家》，成功把上海的房價從38萬元/套看到380萬元/套。”從“蝸居”到“安家”，兩部片名串聯起的正是國人社會生活版圖之變遷。

從《蝸居》到《安家》：中國式講述的“房事”

《蝸居》中海清與郝平是一對懷揣著夢想的名校畢業生夫妻，他們想在大城市扎根，自覺被洪流裹挾著最終艱難地“上了車”。《蝸居》的故事鑲嵌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彼時四萬億救市的刺激一經出臺，房地產迎來一輪“瘋漲”，人人都急著趕上買房黃金時代的末班車。劇中海萍為此付出代價是被明碼標價、一刻都不敢懈怠的生活：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六千，吃穿用度兩千五，冉冉上幼兒園一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管理三四百，手機電話費兩百五，還有煤氣水電費兩百，也就是說，從我蘇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進賬四百…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

而這一次，編劇六六補寫了她視角下中國人未盡的“房事”。買到一套房并不必然意味著高枕無憂生活的開始，更可能只是踏上了漫漫買房路的第一步：年輕人結婚需要新房，孩子大了需要換學區房，老人年紀大了要換電梯房……二胎時代、三代同堂，《安家》中海清和郝平再次搭檔出演的這對博士夫婦，就急需換一處更大的房子，既要考慮學區、交通和生活的便利程度，同時還要兼顧私人的工作空間，所幸，最終由孫儷出演的房產中介為他們找到了戶型特殊的跑道房。

雖然改編自日劇《賣房子的女人》，但《安家》并未選擇從原作中繼承其現代職場的邏輯，而是將敘事的重心移向了家庭、親緣等倫理道德維度。如果說《賣房子的女人》是以一種“后現代個人”的觀念來答題：“買什么房子就選擇了怎樣的人生”，那么《安家》仍在“現代”的答卷上勾選了“家族”這一選項：房子背后是家庭生活的歌舞升平和一地雞毛。

二者對應著兩種不同的生活觀念。《賣房子的女人》中獨居的老人篤信， “大家所有人，都是一人來一人死去。人本身就是孤單的存在。但是我即使一個人生活，也一點都不寂寞。雖然我從來沒想過結婚，但有一個你這樣的兒子也不錯啊。”這段信息量極大的獨白背后是一種更“時髦”的親緣觀念：孤獨但不寂寞，原子化的個體之間可以締結一種去血緣的親密關系。相較之下，《安家》的家庭觀念則更偏傳統，一個人如何生活始終是兩代人的事情。

這一差異化的選擇還與創作者的視角有關。六六在接受《娛樂資本論》的采訪中曾談到，日劇《賣房子的女人》中的角色在她看來“像石頭縫里蹦出來的”——這一無任何血緣羈絆的修辭我們非常熟悉，而她持有的“三錯”理論：“所有人類問題都可以歸為三個類型，即上錯床、站錯隊、拿錯錢”，也就決定了在她的故事世界里游戲規則仍舊是極具倫理色彩的，因而角色分到的任務也只此三項：打怪、挖礦（攢錢）、交友（愛人）。

麥金泰爾認為，人類本質上是“講故事的存在，我們作為敘述性的探求者而生活著”。想要尋求“我要做什么”的答案，需要回到“我自己處于什么樣的故事之中”的問題中，而這個“講述性的故事”正是與個人主義傾向不同的、那些未經選擇的“共同體的故事”。盡管個人主義的模式試圖割斷“我”與“我生而帶有的歷史”，比如當改革開放向年輕一代正當化并推崇自我主義的敘事時，身為“50后”“60后”的父母們熟悉的卻是一套奉獻和犧牲的話語模式，二者之間的張力正是這一沖突的顯形。然而，“我的生活”故事終歸要內嵌于這些共同體的故事中。

房似錦們的崛起與女兒的贍養

以“親情”為由要求彼此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與付出，有掏空積蓄為兒子買房的過度奉獻型父母，也有吸女兒的血來養家中“獨苗”的爸媽，而是非、好壞與對錯早已摻在血緣牽絆深重的筋骨里，難以算清。近年的熒屏上，在重男輕女思想之痼疾下艱難求生的女孩們開始走進觀眾的視線，從《歡樂頌》的樊勝美，到《都挺好》中的蘇明玉，再到《安家》的房似錦，她們被剝奪接受同等教育的權利，被逼成為“扶弟（哥）魔”，沒有最慘只有更慘。小房子坐在爺爺自行車后座上逃離建在懸崖邊上的家，成為現實困境的一種想象式解決。

然而，有關“原生家庭”的種種爭議遠非如此干脆利落。觀眾已經取得的共識是：如果無法感同身受其中的痛，無疑是因為幸運的拿到了命運發的一張好牌。如何和解？怎樣釋懷？當人們發現“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有可疑之處，想要斬斷骨血里所帶來痛苦關聯的欲望正成為這個時代的一種癥候。個人的道德主義堅持也許是一種答案，“我的責任僅局限于那些我自己所承擔的”，所以房似錦為母親潘貴雨留下了兩萬塊的治療費，但選擇不相見，頭也不回的消失在走廊盡頭，為自己保留了恨的權利。

女性角色的困境只有這一種了嗎？倘若暫且擱置這是否為影視創作偷懶地復制粘貼和“批發”女主角的爭議，至少從呈現的結果來看，借由這一形象完成了眾多女性被犧牲命運的血淚控訴。“房似錦們”之所以總能夠牽動萬千觀眾的心，不僅僅因為她們身上可見的“話題性”，還凸顯了一個現實的變化：即“女兒的贍養”成為一個公共性的議題，這勾連的是從傳統社會“子宮家庭” （uterine family）到現代社會“閨女家”出現的轉變。

所謂的“子宮家庭”即依附于父權的“母憑子貴”模式，母親通過生育孩子使得子女對母親的奉獻有認同感，家庭空間內部父親角色事實上的“缺位”及邊緣化，由此產生了一個“女人的社會”。女性在這一結構中既挑戰著男權，同時也為加固男性統治的規訓而添磚加瓦。房家父親的“失語”與潘貴雨的強勢互為因果，無獨有偶，《都挺好》中蘇大強與蘇母、《歡樂頌》中的樊家父母均是如此。曾經的母憑“子”貴與“養兒子防老”的觀念一脈相承，因而女兒只能被貶為是“賠錢貨”、工具人。然而進入現代社會，尤其伴隨計劃生育政策培養起作為繼承者“獨生女”的成長，女兒的贍養已經成為更普遍現象。也因此，“閨女家”才成為打破婆家與娘家之間“責任協商”的新事實，成為財產和責任歸屬的新單位。落后的觀念與新現實之間的撕裂下，女性財產焦慮的認同性投射，是“房似錦們”得以成為一種流行的新角色類型的深層原因。

“佛系”哲學與變了味的雞湯

讓我們回到問題的原點，房子為何會如此重要？

對于中國人而言，首先因為房子是家庭認同的基礎——“有房才有家”。即便是在末日的科幻設定里，國人想象中的最后選擇也是要帶著家園流浪，而不是選擇一張方舟船票逃離地球。同時，房子還是個象征著身份地位的符號：“有車有房”被視為是現代社會里一項重要的成就標準。另一方面，“學區房”類概念還內含著一種虛構的成員資格之想象，是保持自身階層不跌落、或實現階層躍升的通道。這一點在《安家》中外號“985”的魚化龍身上尤為典型，通過高考選拔實現普通人“鯉魚躍龍門”的敘事仍舊有效，而作為名校高材生標簽的“985”將他與門店其他員工區分開來：與王子、樓山關他們不同，如無意外作為企業下派管培生的他幾年后便可順利晉升經理。

但意外的確發生了，房似錦受師父翟云霄的托付“空降”門店打破了這一平衡。房似錦與徐姑姑二人是編劇巧妙設置的一組“對照組”，前者奉行功利化的商業法則，只要能達成目的、將房子賣出去，手段正當與否并不在她的考量當中；后者則奉行中庸之道，深諳人情世故，“佛系”賣房不爭不搶。本質上，房徐二人之爭其實是“欲望系”翟總與“佛系”徐姑姑之間的斗法，而房似錦最終與師傅翟總割席，也意味著她“燒掉”了錯拜的金錢偶像，轉而重新認同于徐姑姑的一套“善良”哲學——“你只管善良，上天自有安排”。

然而諷刺的是，在大結局處挑明徐姑姑爸爸的千萬資產，徐的“佛系”被揭示為源自于他的出身。是徐父幫助他獲得創業的第一桶金，也給予了他更廣的眼界與教育環境作為人生的加成。一個尷尬的現實被挑破了，“佛系”的本質是“你只管善良，爸爸自有安排”。而翟云霄、房似錦這類將賺錢的欲望寫在臉上的人，更多地是因為他們出身決定了他們需要拼命工作，甚至不擇手段，才能有機會和徐姑姑同臺打擂，才能擁有能夠給下一代過上“佛系”生活的可能。換言之，作為全劇反面角色的翟云霄提示了“缺錢的道德風險”，《安家》這碗心靈雞湯喝到最后還是變了味道。

《蝸居》中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鏡頭，當迷茫的海藻穿過人行道，她旁邊報攤上一本以明星黎明為封面的雜志上印有一行大字：“人生就是面對問題。”這一刻打通了藝術作品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障壁，同時提醒著劇中的海藻與屏幕前的觀眾要有直面錯誤的勇氣。所以，大結局處海萍姐妹發覺投機是錯誤的，而只要正確地投資自己，憑借自己的能力她們仍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十一年過后，如此“沒關系，還可以重頭再來”的豪氣，在《安家》中被小心翼翼地置換為一種“不能犯錯”的職場經驗。

從2009年到2020年，變的不只是房價，還有社會情緒與大眾焦點的轉換。當鏡頭上移、看向《安家》的“脈脈溫情”，那些有關《蝸居》的“腥風血雨”已經被小心地預先篩掉了，用六六自己的話說就是“綿里藏針、以綿為主”。于是，我們看到了這個時代忙于“賣舊買新”人們的新型煩惱：如同音樂游戲“搶椅子”的玩家們，擔心被擠下座位的男人和女人們需要不斷地跑動，每次短暫的“勝利”沒能讓人感受到完成比賽、撞線一刻的快意，有的更多是現代生活難以打消的擔憂和焦慮。而“替換”也成為這代人生活的一處絕佳隱喻，變動不居的流動性“融化”了前現代社會那種“固態化”的生存狀態——是“車、馬、郵件”都慢的從前，也是由“生而為何”設定好一生軌跡的前現代社會。

自鄉進城之“脫域”的完成象征著社會認可的結果，然而，何以“安家”這個重新嵌入現代生活網格的任務，成為了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