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公元9世紀穆斯林商圈的擴張，印度洋貿易迅速繁榮，各地的物資在這個復雜的海洋貿易體系中流通，進而轉至歐洲，促進了歐洲經濟的復興。沉沒于印尼海域的勿里洞阿拉伯沉船，首次以大量生動的藝術品，印證這一時期印度洋之間活躍的商業往來。本文擬由黑石號出水文物為源點，在印度洋視角下繪制這一體系引發的藝術變化之循環。

唐風撫來金桃之味

黑石號是一艘9世紀上半葉的阿拉伯商船，沉沒在印尼勿里洞海域，滿載的貨物為我們勾勒了印度洋貿易圈的最大范圍，使我們驚嘆于當時巨大的貿易能力，最重要的是，從新的視角界定了異質文明間的交融及與之伴生的藝術形式。

沉船中的八棱鎏金帶把杯是迄今發現的最大的唐代金杯，八棱杯體的每面有一歌舞胡人粘貼其上，沒有地紋，聯珠紋鏨刻而成但并不凸起，口沿下有連續排列的四葉一組的圖案，圈足為蓮瓣紋。這一器物在沉船上的出現頗為意外。

中國早期金銀器主要以飾品形式呈現，少見器皿。出土的金銀器皿在制作工藝上與銅器同用鑄造法，比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盞，并為凸顯其材質特性與藝術特征。考古發現漢代時期已經有西方金銀器輸入中國，但僅是作為皇室奢侈品，未對本土技術發展及審美產生影響。直到唐以前，中國金銀器皿工藝雖有進步，但與同時期的中亞、西亞比較仍遜色很多。

北朝至唐初以來，國風開放，東西互通愈加深入頻繁，無論使節前來還是商貿交易都將大量的外來物品以及技術帶入中國。金銀器皿除實用、審美外還能作為通貨物，于是在此時突然大為興盛。在唐初出現的一批金銀器皿具有濃厚的外來文化色彩，不得不讓人把目光轉向域外。

與唐有著密切關系且金銀器皿制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有貴霜、嚈噠、突厥、薩珊、拜占庭、粟特、大食。關于我國出土的外來金銀器的風格認定上，仍未取得一致意見，本文重點不在討論這些器物的性質，而是通過對中國出土的異域風格的金銀器來論證貿易交往帶來的文化交融與循環。

根據齊東方的分析，金銀器外來風格暫可分為薩珊、粟特和拜占庭三個系統。當然，中亞、西亞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以及豐富的文化疊層，金銀器皿作為貴重器具必然也常是多種文化的體現，這三個系統也并非涇渭分明，不能截然分開來看。

位于中亞東西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粟特，由于周邊強鄰此起彼伏，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帝國，但在3世紀至8世紀于經濟、文化上成為中亞最先進的地區之一。根據塔赫蒂—圣金（Takhti Sangin）遺址的“阿姆河寶藏”，阿伊哈努姆城址（City Site at Ai-Khanum），費爾干納的片治肯特（City Site at Pyanjikent）以及域外多處考古出土文物可以看出，粟特民族在文化上先后受到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臘化的亞歷山大帝國、突厥游牧民族、貴霜佛教、薩珊波斯、阿拉伯伊斯蘭以及唐文化的影響，也逐漸形成了粟特獨有的文化風格。

從喀啦昆侖山的巖石銘文判斷，粟特商人早在4世紀初就主宰了從中亞到印度河谷的南路。外貿經濟的利潤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發展，使從事外貿的商人連帶本地的居民都快速富裕，早期粟特地區的金銀器主要是從拜占庭和薩珊波斯輸入供貴族使用的奢侈品，在6世紀至7世紀，粟特本地區生產的金銀器從原始風格逐漸轉向精致。

首次提出粟特銀器與唐金銀帶把杯之間關系的是日本學者桑山正進，他認為金銀帶把杯這種器型在中國和薩珊銀器中從未出現過。根據俄國學者馬爾夏克（Boris lich marshak)《粟特銀器》一書中的分析，帶把杯是典型中亞粟特器型之一，主要特征是杯體一側有環形把手，上有指墊，下有指鋬，出現在7世紀到8世紀末。這種杯傳入中國后頗為流行，實物也較多，在陜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銀器中，齊東方先生將其中三件認定為輸入品。從器型流行時間與紋樣工藝上觀察，其他杯應是在粟特銀器的影響下，在中國制作或由移民中國的粟特匠人仿制而成的。因為在8世紀中葉以后，粟特逐漸流行罐狀、圓底碗狀的帶把杯，八棱杯幾乎不在粟特本地出現。

7世紀左右，粟特地區曾經被薩珊王朝統治過，因而兩者的藝術風格頗為相似。薩珊王朝是波斯最具重要性和影響力的歷史時期之一，是最后一個前伊斯蘭波斯帝國。薩珊王朝時期是波斯文化發展的巔峰。中國與薩珊的來往大致是從北魏至唐初，薩珊淪陷時，薩珊王儲卑路斯也曾逃亡大唐，并被封為將軍，可見兩國交往之深。在這幾百年間，大量薩珊人前來中國經商或移民至此，其中不乏金銀工匠，在《舊唐書·玄宗紀》中略有記錄。

波斯帝國形成于公元前559年居魯士二世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是當時世界上領土疆域最大的帝國，經亞歷山大希臘化洗禮后，希望復興波斯文化的波斯人建立了安息帝國，但是文化的融合滲透永遠留在了波斯藝術中。波斯金銀器皿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就多見野獸形象的角形飲器、圓形坦碗等，后受到希臘化浸染，3世紀至4世紀的薩珊銀器主要流行薩洛特式、到了5世紀至6世紀，采用的形式更為多樣，最為流行的是八曲長杯、闊口壺和細頸瓶等。

黑石號出水的一件高達105cm的陶制細頸瓶頗為震撼，這種器型在唐代統稱為胡瓶，是典型的域外器物。古代中國“胡”是對西方的泛稱，胡瓶最早記載見于宋朝的《太平御覽》，經魏晉時期傳入，到唐不斷發展并達到鼎盛，晚唐時期開始衰落，幾乎不見于五代和遼。各地出土或收藏甚多，以寧夏固原南郊鄉深溝村北周李賢夫婦墓出土的鎏金胡瓶和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子出土的唐代銀質胡瓶最具代表性。

金銀質胡瓶在羅馬帝國時代已經遍及歐洲及中、西亞地區。各文化系統的胡瓶先后，甚至是同時進入了中國境內，在中國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初期的胡瓶使用陶瓷材質，模仿同類金銀器的器型及表面裝飾，極大地豐富了陶瓷的制作工藝，后期的胡瓶則發展出了本土風格，尤其是口部的設計凸顯了陶瓷器特有的造型，在日本正倉院收藏了大量精美的各種材質的唐代胡瓶。當時唐代最為流行的胡瓶為日常使用方便，一般高度在25厘米至55厘米之間。黑石號沉船上的胡瓶如此高大且花紋清晰精致，皆因此時正值唐經濟迅速發展時期，皇室貴族追求奢華生活，厚葬再度興起，很有可能是作為陪葬品而制。這種尺寸的陶制胡瓶也少見于域外出土文物，一時無法得知阿拉伯商人購買此瓶的用意。

貴重的金銀器是身份的象征，唐政府對金銀嚴格的控制使得只有皇家貴族才有權力和能力使用金銀器，陶瓷仿制品的出現順應了大眾審美與追求奢華的心理，并逐漸走進日常生活中。其中陶瓷高足杯的器型也是典型的拜占庭形制的器具，中國出土的高足杯最早可追溯到東漢時期，多出土于兩廣沿海地區。中外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可以證實，羅馬與漢代的交往在陸路上受到薩珊帝國的阻撓，當然，貴霜和其它的中西亞國家因壟斷交通與貿易等因素都曾對此產生阻撓作用。羅馬人在公元1世紀左右已經征服了地中海東岸和埃及托勒密王朝，證明其已經完全掌握了通過季風航行的技術，通過航海抵達東方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山東臨淄西漢齊王墓陪葬坑出土的裂瓣紋銀豆，據林梅村推斷，就是通過海運到達中國的。當羅馬文化因素進入中國以后，也與中國造型藝術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風格，魏晉至初唐時期，南方地區制作的豆型器物上明顯體現出了高足杯的特征。

唐初制造金銀器的中心原本在長安，是由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金銀作坊院”生產。但由于“安史之亂”而導致北部混亂不堪的局面；此時南方手工業穩步發展，加之早期漕運的發達為物質條件，發達的經濟，較為安穩的時局以及東南沿海的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原因，金銀器制作逐漸成為中心，尤其興盛于中晚唐以后。安史之亂后，揚州利用其地理優勢，發展成為南方經濟中心，控扼著國家經濟命脈。隨著揚州消費環境的形成，從南海路經由廣州而來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以及過去經由絲綢之路停留在長安一帶的粟特人都來到了揚州，從事奢侈品的交易。674年揚州發生的屠殺事件載于《舊唐書》，記田神功率部“至揚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可見當時揚州的胡商數量之多，也旁證當時揚州的金銀器不止于供應皇室貴族，而是還接受訂單，遠銷海外。據史料記載，戰亂期間皇室對奢侈品的需求量仍未減少，已經遠超過了揚州的金銀總量以及制作周期，很多制造商因無法按期完成而獲罪，胡商的大量訂單產生的利潤相對可以彌補這種損失。

黑石號出水的一件芭蕉葉“卍”字方形金盤，除中間“卍”字外，邊飾也由芭蕉葉排列組成，與絕大多數用細碎葉瓣組成邊飾的中晚唐金銀器不同。“卍”字多見于佛教文物中，少量出現在銅鏡上，出現在金銀器上尚屬首見。金銀是佛教所謂的七寶之一，在這艘伊斯蘭信仰的阿拉伯船上發現在中國本土都少見的帶有佛教符號的貴重金屬器物，使得我們將視線與佛教傳播的路線交迭。

海盜佛國室利佛逝

佛教由古印度的釋迦牟尼在公元前6世紀以前創建，自阿育王時期，佛教分別從南北兩條路線進行傳播，北傳以大乘佛教為主，經過印度北部，新疆傳入中國腹地，再自東北傳播到韓國、日本及越南，唐代傳入西藏。南傳佛教則通過斯里蘭卡，傳播到緬甸、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地區。從中國出土文物分析，北線傳入的佛教金銀器皿類型多見于金棺銀槨與舍利容器；從該金盤的芭蕉葉紋飾的原型產地判斷，圖案來自東南亞植物的可能性比較大。

東南亞地區的中南半島土壤肥沃、降水量豐富，適合耕種的農業區星羅棋布地分布在該地區。南部的馬來群島散落在廣闊海域之間，農業生產顯然沒有半島地區發達，就更難以此建立聯系緊密的王國，但是由于扼守馬六甲海峽這一戰略要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了另一種體制的國家，即跨島嶼的海上商業帝國。越南因其與中國在地理上與文化上聯系緊密，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之外，其他地區都發展出了本土的文明，這種文明受到賽代斯（GeorgeCoedes）所說的1世紀到13世紀漫長的印度化進程的影響，這一進程使得印度教和佛教文明成為東南亞文明的重要內容，人類學家塔比阿（Stanley Tambiah）在著作中探討了東南亞地區流行的宗教理念和親屬關系，并建構了被稱為“星系政治”的印度教—佛教曼陀羅模型，進一步說明宗教觀念對王權統治與社會結構的影響。

6世紀初，東南亞水手已經意識到中國對奢侈品強大的消化能力，將印尼群島出產的樹脂、安息香及產自蘇門答臘島的婆律香龍腦香等奢侈商品運輸到了中國。逐漸，依靠著向停靠或經過的商賈征稅、海上貿易及掠奪形式積累財富，7世紀初，在今蘇門答臘島巨港（Palembang）地區逐步形成了海上商業帝國，室利佛逝（Srivijaya）。形成之初便以國家形式派送海軍進行大規模海上軍事行動攻擊其他競爭者以此壟斷東南亞海洋貿易。對此，中國史籍不乏相關的記述。室利佛逝建國初接納了大乘佛教，其城市精英利用宗教的普世化來取得政治的正當性。也使本國進入到了印度教—佛教的話語體系中，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為佛教朝圣者的重要中途站。據記載，印度的夏基阿基爾蒂曾在此講學；唐代高僧義凈，取海道前往印度學習佛法也曾經留此處。直到11世紀初，室利佛逝仍為當時傳播大乘佛教的中心。黑石號沉船中除了芭蕉葉“卍”字方形金盤，還發現了大量具有佛教色彩的外銷瓷器，特別是印度佛教的摩羯形象的出現，有理由相信這些商品是中國制造商按訂單制作，或者是為迎合室利佛逝之信仰而制，再銷往該地的。幾乎自公元7世紀末至11世紀，作為各大洋“十字路口”的馬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一直被室利佛逝暴力控制著，早期波斯的商舶最遠只航行至錫蘭并以此為貿易據點進行交易，印度商人接管了與東南亞各個小國的貿易，再由東南亞水手轉運至中國各港口進行貿易，長途貿易因多種因素被分成無數的局部貿易。

8世紀中葉，世界格局因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拔斯王朝的興起而發生了重大變化。穆罕默德于7世紀創立伊斯蘭教統一了阿拉伯半島。隨后阿拉伯統治者逐步建立了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國。但伊斯蘭教的影響即便阿拉伯帝國滅亡后仍然席卷全世界。后來的阿拔斯王朝因其開放的政策使伊斯蘭教世界達到了極盛，751年唐朝與阿拉伯在中亞“怛邏斯之戰”中失敗，使得伊斯蘭的陸地版圖進一步東擴。9世紀初，阿拉伯的海洋勢力幾乎到達了當時航海家所能抵達的任何地區。他們向西，侵占了從腓尼基人就已開辟的航線，一度占領地中海貿易要沖——西西里島；向東，繼續追隨波斯人的步伐，遠達中國廣州、揚州港口。通過在印度西海岸和東非的貿易、移民和宗教傳播，主導了西印度洋地區的貿易。阿拔斯王朝的金幣第納爾（Dinar）在貿易中被當作最通用的媒介保障直到11 世紀中國貨幣將之取代。

“黑石號”是一艘典型的由阿曼生產的三角帆阿拉伯船只是學界不爭的事實，這種沒有釘子的輕型縫合船只適合于多礁灘的近海區航行，經不起狂風、海嘯的襲擊。當時的遠洋航行主要是靠信風、季風和洋流。根據學者的研究，雖然阿拉伯地區甚至更遠到中國港口的航線已經打通，且已掌握長途航行的技術，但這種長途貿易的行程風險極大，從波斯灣到廣州需18個月才得以往返，對商業貿易來說航程過長。而且，無論是早期的被動劫掠還是后來商貿的主動選擇，此時的室利佛逝已經成為了貨物集散地，來自各國的各種產品均可存貯在此，遠航貿易的商人到此就可以一次性選購到各類物資進行貿易，而且，從“黑石號”船上器物組合來看，包裝方式明顯是一次性挑選并裝載來自不同地區的貨物。學者們對于沉船地點一般有揚州裝船出海說、廣州裝船出海等爭論，通過上述引證，筆者傾向于認為沉船地點為位于東南亞航線必經之地的室利佛逝。

進擊的伊斯蘭商人

早在公元2世紀至3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陶瓷已經輸出到漢朝的領土之外，但大抵只是朝貢或奢侈品貿易的一部分。在750年以后，情況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陶瓷外銷從有限的奢侈品貿易轉變為系統的訂制生產和出口。阿拉伯商人所造就的暢通的航線是基礎保障，也與隨商貿迅速傳播的伊斯蘭教有一定的關系，斯蘭教的教義提倡簡樸生活，原來一直喜用金屬器具的各地貴族因為改宗而被迫放棄對貴重金屬的追求，而同樣能夠顯示地位的，奢華且光潔多彩的瓷器成為了一般貴族的最佳替代品，富裕的普通民眾上升的消費能力也成為購買力的一部分。

距離帶給商品新的價值，對遠端產品的需求量階梯式提高，商品產地的質與量都急需快速提升，需求量的增加促進技術的變革，變革又激發了印度洋內貿易系統的形成。沉船上5.6萬余件長沙窯陶瓷，數量之巨的產量有賴于龍窯的發明，隋唐時期，窯爐投材孔的設置，解決了中后室火力不足的缺陷。長沙窯龍窯最長的達到67米，極大地增加了長沙窯的單窯產量，使大批量生產外銷瓷成為可能。

釉的發明，高溫的技術加之瓷土的物質基礎，成為瓷器的三個重要條件。漢代的綠釉陶器多用于墓葬，主要原因就是低溫燒制的陶土著釉，容易剝落，不宜日常使用。釉與玻璃的成分相近，用似“釉”的這種材料直接成形的就是玻璃，如玻璃珠、玻璃瓶等；附著于他物表面上的涂層稱為“釉”，著于陶瓷坯體上的玻璃質涂層稱為“陶瓷釉”，附著于金屬物上的成為琺瑯釉，在1500年的埃及，兩河流域，敘利亞，克里特地區普遍使用，后來琺瑯工藝又從西方傳入東方形成了景泰藍工藝和日本七寶燒。

早期常見的藍綠色釉是在銅石并用時期的近東、埃及和印度河流域，被認為與古代銅的生產有關。在我國商周時期原始釉的使用之前，地中海沿岸和兩河流域地區已經使用了釉質，并開始應用于石頭上、陶器上和金屬器物上作為一種裝飾。但是由于施釉的載體不同，發展出兩種不同的影響世界的方式。

前伊斯蘭時期，陶器皿多有碎片出土，少有完整出土物。早期的倭瑪亞王朝的陶瓷器皿只作為廚房后院儲存用品，皇室貴族多用金屬玻璃器，民眾日常也有普通金屬、木頭甚至皮革器皿，陪葬品也很少使用陶器，所以對9世紀之前的阿拉伯著釉陶器仍存疑。波斯陶瓷形式多見于瓷磚，早在公元前12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亞述、巴比倫、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宮殿都精心裝飾有彩釉瓷磚，薩珊時期這一傳統逐漸消失。帶釉陶瓷器皿在波斯本土及中國出土過多件，其中屬“波斯孔雀藍綠釉”陶瓶最具特色，最早一件是東漢晚期墓葬發掘，大量出現于薩珊與唐的頻繁交往期，對中國陶瓷釉彩在審美上產生過很大影響。

進入到阿拔斯王朝時期，伊斯蘭本地的陶釉在技術與審美上仍未有明顯變化，只發展出一種“虹彩”金屬釉，后續幾個世紀里仍然被保留下來。當大量中國精美的陶瓷作為貢品出現在了伊斯蘭王宮中，根據優先順序為“杏彩”（越窯青瓷），“奶白彩”（唐白釉瓷）“點彩”（唐三彩），風靡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相繼仿效。刺激了伊斯蘭世界對精致瓷器的追求，阿拉伯商人紛紛在中國定制這些官窯產品，在當時的伊斯蘭世界中十分暢銷。此時的陶瓷也不被看做是金屬器的替代品，因為這種精美的瓷器經長途抵達伊斯蘭時，價格也是十分昂貴的，也同樣作為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時，促進了伊斯蘭世界陶瓷業的發展，如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薩馬拉王朝（公元836—892年）的城市與皇宮遺址中發現了大量仿制唐瓷碎片。

黑石號出土的素面成套杯盤, 以及大型蓋罐等白瓷證明了中國白瓷到達伊斯蘭世界的時間，因為在此之前伊斯蘭世界并未見白色陶器。沉船上白瓷可能出產于三地，河北的邢窯和定窯出產的白瓷是經白色瓷土著透明釉質高溫燒制而成，粗陶著不透明白釉, 成色稍差的單色瓷則可能出自河南的鞏縣窯，據檢驗，沉船中白底綠彩瓷和青花瓷就是以這種不透明白釉為胎體制作而成的。伊斯蘭陶工如果在白色化妝土上施加一層清釉無法做出潔白光滑的效果，只能模仿并制作不透明白釉的技術，采用的是埃及人的辦法，將氧化錫和鉛釉調和，經沉積于懸浮后產生了完美的透明色和白色，這種仿制唐瓷的白釉陶器現今從埃及福斯塔城（今開羅）到拉加（Raqqa）等早期考古遺址中都能發現。

對于藍鈷的使用，青花圖案的產生流傳及影響，中西學者一直針對起源于何處而爭論不休，“黑石號”沉船和揚州的考古發現，為學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沉船有三件重要器物——青花盤, 前文提到，胎體為河南鞏縣窯制造的不透明白釉盤, 點彩藍鈷釉而成，是世界上少有的完整的唐青花瓷。

藍釉是由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開發的，以模仿珍貴的青金石。西亞地區的人們出于對青金石的喜愛，很早就出現了模仿其深藍色澤的人工制品，如蜻蜓眼藍色玻璃珠，以此作為昂貴青金石的廉價易得的替代品。當時中國青花瓷使用的鈷，則很有可能是由阿拉伯商人提供的。勿里洞出水的青花瓷上的鈷料在燒制時有一些斑紋，證明鈷藍彩料是直接施于白釉上的，是加溫時釉中混彩形成的。國內與此相關的考古例證，只有一個不知出處的三足罐和一些發掘于揚州的青花瓷碎片。唐青花瓷并沒有形成一種樣式流行于世，而且在進人宋朝后也基本上停止了生產，從已出土的文物來看，無論從審美上還是藍釉產地來看，這種藍鈷都不是據中國本地需求而制。同期的西亞工匠依然在陶瓷上不斷運用包括鈷藍在內的單色作裝飾。在阿拔斯王朝的德黑蘭也見鈷藍，銅綠，錳紫和銻黃單色裝飾于白釉之上。此時的鈷是在卡尚，阿曼和北希哈茲附近開采。直至元朝, 鈷才再度被引入用以商業生產，從此，青花瓷暢銷于海外并一度躍為中國瓷器的代名詞。當然本文無意論證青花圖案的發源地，只是希望在分析技術發展與貿易交流的背景下來看待文化交融、相互借鑒而共同形成的人文類文化遺產。

至此，有黑石號出水的文物幾乎為我們勾畫出藝術品制作交流之軌跡，金銀器從希臘、拜占庭、伊朗高原、中亞歷經幾個世紀的發展變化各自形成了獨特風格的紋樣和形制，伴隨工藝的變化因戰爭、貿易和移民等多種因素和渠道傳入中國，陶瓷作為中國的藝術形式，將外域金屬制品的靈感復制其中，形成了更加豐富的陶瓷文化，再次由粟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將之傳到域外，成為異鄉的暢銷品。多樣文化交迭的各類物品在印度洋完成了循環，凝結著集體智慧的藝術品以商品的形式又回到波斯灣。

海洋貿易之循環

在這條海路網絡中，其整體性主要建立在相鄰板塊之間的跨板塊航線之上。這些區域之間構建起了一個貨物往來的網絡，地中海貿易圈此時主要體現在皇宮貴族及教皇的奢侈品購買力上，西亞與南亞產出精美的手工藝品以及根據當地原料加工而成的人工制品，東南亞主要輸出原材料及少量加工品，東非輸出黃金象牙等奢侈品原料。從貿易品本身而言，不同板塊之間互相依賴，形成了資源互補、貨物共享的格局。

8世紀至9世紀，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國力達到鼎盛，當時東西方的海上貿易的溝通幾乎全部由阿拉伯商人操縱，尤其牢牢控制著進入到歐洲的兩條海上要道，即波斯灣和紅海，只有通過阿拉伯商人才能將印度洋的貨物轉運到地中海港口，從而進入歐洲。

公元10世紀之后，阿巴斯王朝逐漸衰落；新興起的埃及法蒂瑪王朝脫離了阿巴斯王朝的統治，接管了印度洋與地中海的貿易往來。進入地中海的貿易路線由原來以波斯灣為主轉到紅海航線，但是，由于紅海暗礁叢生，航行條件極為復雜，大多數商人只好讓當地的船只將貨物從亞丁灣運到亞歷山大港之后再被轉口到地中海各港口。與十字軍抗爭期間的薩拉丁極力將意大利商人控制在地中海范圍內，卻無法阻止熱那亞和威尼斯的商船在亞歷山大港口進行貿易，經這樣層層盤剝，能夠進入歐洲市場的物品因高額稅款與賄賂費用而極其昂貴。

公元13世紀，君士坦丁堡的淪陷和奧斯曼帝國的崛起重構了海洋商貿體系。公元14世紀至15世紀，歐洲人一直試圖參與到印度洋貿易中，促使達伽馬的船隊越過好望角直接到達了印度。15世紀中期麥哲倫為標志的地理大發現改變了包括貿易在內的世界體系。19世紀后期蒸汽輪船的廣泛應用為起點，開啟了從美洲跨越太平洋的新航線。歐洲主導下興起了一批新型港口，傳統海洋貿易體系就此消亡。歐洲貿易中心也從地中海轉移到了大西洋。

（本文原標題為《喚醒沉船——黑石號上的海洋貿易》原載《美術觀察》2020年第3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