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通志館編了一本有關上海宗教場所史地考證的書《保釐云間：上海歷史上的神祇、信仰和空間》，作者之一的王啟元邀我寫序，讀后頗有些意驚喜。這些年來，啟元的治學領域越來越寬，從他在復旦古籍所的博士論文所做的明代江南佛教，延伸到上海地方史、近代佛道教，乃至中西宗教交涉等課題。做學問，一定是要持之以恒，在一個領域內(nèi)深耕細作，把問題摸透想明白，這是自然。但是，適時適當?shù)乜珙I域，換題目，也是做學問的不二法門。40年前在我在復旦歷史系讀書的時候，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老師們有一個說法，每五年即使不開一個新領域的話，也要換一個新題目，不然原來的學問就會固化、僵化，后來想來蠻有道理。當時還沒有“跨學科”（Cross Discipline）的說法，但學術原理是一樣的。跨界的方法是有益的，也是有效的，當把上海地方史和宗教生活這兩個領域合在一起的時候，一個新的領域，一批新的題目就浮現(xiàn)出來了。

《保釐云間》中的一些題目看似細小，比較冷門，其實相當重要。“徐光啟的故居在哪里”、“上海的羅神廟”、“城樓上的四位守護神”，其他諸如龍華寺、南翔寺、天通庵、敬一堂等，啟元都是用考據(jù)學的方法來清理史跡，然后用宗教學的方法來解釋變遷。十九世紀中迅速成長為“國際大都市”的上海，其實也是一個信仰資源異常豐富的本土城市。即使到了1930年代，即使在充分城市化了的滬中、滬東、滬西市區(qū)，仍然存在著大量傳統(tǒng)寺廟、道觀，當然還有更多新建立的西式的禮拜堂、天主堂。上海的信仰空間，只是表面上被城市化、世俗化浪潮掩蓋了，實際情況卻是它們一次次頑強地重建、竭力地轉(zhuǎn)型，去適應現(xiàn)代社會。《保釐云間》用很多有趣的故事提醒讀者，信仰不單是精神性的教義形態(tài)，更明顯的是物質(zhì)性的實體形態(tài)。書中鉤沉出那些有幸保留下來的信仰空間，成為大都市里的標志性建筑，如龍華寺、靜安寺；有些不走運的教堂、廟宇遭遇沖擊，艱難維持，也終于保留下來，成為文化遺產(chǎn)，如敬一堂、徐氏宗祠。稍稍考證、分別一下的話，我們看到那些被拆除的信仰場所，如羅神廟、天通庵，大多并非是缺乏信徒，或者是阻擾進步、妨礙市政被淘汰的。查看下來，一系列“現(xiàn)代化”運動的意識形態(tài)沖擊，才是信仰空間消失的直接原因。

“保釐”一詞，出自《偽古文尚書·畢命》句：“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周康王任命畢公在東郊設治所，保護民眾。該治所是不是一種宗教場所，如祠、如廟、如壇，不得而知，經(jīng)師如孔穎達并沒有明說。但是，明清時期江南各大城市都祭祀不同的神祇，作為自己城市獨特的保護神。蘇州城隍廟供春申君黃歇，上海城隍廟供秦裕伯，在乾隆年間已經(jīng)名聞江南。上海人不但每年春秋兩季在城里的大廟里公祀秦裕伯、黃道婆，還把自己喜歡的各路神祇供到城樓上去，天后、觀音、真武、關帝，“城樓上的四位守護神”。老上海人在初一、十五，或者逢到重大事項，都會登上城墻，給那些儒、道、佛神祇燒香，祈求“風調(diào)雨順”，“保境安民”。這是《保釐云間》考證和復原出來的一段消失了的本土信仰。

上海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造，至1911年為對接租界交通拆除，在358年之間有一座周長十二里，不大不小的圓形城墻。上海在乾隆年間的富庶繁華，超過大多數(shù)江南縣城。一個明顯的征象，就是上海人在城墻上大建閣樓、廟宇，安置神祇。燒香燒到城樓上，這種盛況在府城、都城也不常見。小東門上的丹鳳樓安置天后（媽祖）宮，東北城墻上建有觀音閣，新北門上安置真武（大帝）廟，西北城墻上大境閣則供奉武圣關帝。乾嘉年間，丹鳳樓在城墻上再加建三層高樓，一樓觀景，二、三樓燒香，滬城八景中有“鳳樓遠眺”、“江皋霽雪”、“黃浦秋濤”、“海天旭日”四景都在城墻上，城墻上香火繚繞，香客、游人絡繹不絕。這是何等壯觀的景象。說起來有這么多神祇分鎮(zhèn)東、西、南、北，上海在清中葉以后確實暴發(fā)了。宗教空間護佑世俗空間，或者這就是所謂“保釐”上海的蘊意吧。

按學者此前的考證，最早在萬歷年間，上海的“丹鳳樓”由抗倭時期的敵樓改建為祭祀用途的廟宇，安頓從福建來的順濟廟媽祖（天后）。史家有稱，這一次的偃武修文，上海后來的發(fā)展就比較順當了。歷次戰(zhàn)亂，哪怕小刀會占領了上海邑城，李秀成攻入了西郊徐家匯，最后總會有所保衛(wèi)，天佑上海，逢兇化吉。大概也是這個原因，近代上海市民的護廟、建廟熱情非常高漲。我們發(fā)現(xiàn)，歷次毀廟之后，上海的每一座寺廟幾乎都在次年就重建了。按《保釐云間》中記錄的情況，1853年，小刀會、太平軍燒了大境閣、真武廟，上海市民在收復上海后馬上都加以重建，然后市面恢復，發(fā)展如初。1911年底，李平書等人在辛亥革命高潮中提議拆除上海城墻，除了“大境關帝廟”保留下來外，城墻寺廟的眾多神祇一天之內(nèi)就消失了，從此無法修復。當時來看，真武廟、關帝祠、天后宮的香火仍然旺盛。一下子沒處燒香，從信仰生活上來講是一場災難。拆去城墻、寺廟之后，老城廂的市政面貌并未改善。河浜填了，路拓寬了，“南市”的市面不但沒有趕上北市租界，反而不斷惡化，越來越擠，越來越臟。沒了城墻和寺廟，城不城，鎮(zhèn)不鎮(zhèn)，鄉(xiāng)不鄉(xiāng)，在1930年代就被公認為現(xiàn)代市政建設的失敗案例。愛因斯坦、羅素訪問上海，被邀請游覽南市，事后都在游記中都說不喜歡這樣的“China town”，諸如此類。

《保釐云間》是一部有意思的書，還在于它呈現(xiàn)了近代上海信仰空間的多樣色彩。上海自1843年的開埠以后，英、美、法租界迅速發(fā)展為一個“維多利亞式”的現(xiàn)代城市。現(xiàn)代大都市的一個特征，就是信仰空間的多元化，這一點上海非常突出。僑民們建立教堂，如英租界圣三一堂，法租界圣若瑟堂，董家渡方濟各堂、徐家匯依納爵堂。在那里，信仰空間轉(zhuǎn)為西方式樣的華美、壯觀，與本土的傳統(tǒng)寺廟形成中西對照。眾所周知，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式制度并不壓制，也不怎么歧視異族宗教，反而還有對“異域”（exotic）的浪漫欣賞。加上江南本土各類信仰只顧自己的香火，對別的多有好奇，少行排斥。中西雙方的文化寬容，令上海大都市區(qū)內(nèi)的信仰空間相當和諧。《保釐云間》介紹了一位早期英國在滬僑民葛駱（William Kahlor）在1860年代記錄的上海人信仰習俗，他的著作《環(huán)滬游記》（Rambles round Shanghai）饒有興味地記錄了城隍、媽祖、觀音等信仰，對儒生、道士的針灸、正骨技術，甚至一些無稽的神話、傳說也加以贊賞，王啟元說他“對中國的地方文化似乎頗有些了解之同情。”十九世紀歐洲人對海外的本土信仰加以欣賞，并不是一種科學態(tài)度，而是一種文化態(tài)度。就科學來說，傳統(tǒng)的本土信仰，無論儒、道、佛，都有非理性，沒道理的地方，需要革除。但就文化來說，為了不起沖突，也為了有趣生動，應該對一些哪怕是“落后”、“迷信”，但暫時并無大的傷害的信仰加以尊重。這種“寬容”精神，是英國人為現(xiàn)代政治做出的杰出貢獻，江南人的“圓融”精神與之相像。

一百多年來，由于物理形態(tài)的市政更新和改造，上海城市的信仰地圖變化多端，很多地方的細節(jié)已經(jīng)十分模糊，甚至完全丟失。在城市實際生活中，要去尋找百年前的一座寺廟，一座教堂，已經(jīng)非常困難。上海比較幸運，拜率先現(xiàn)代化所賜，我們有150年來經(jīng)過勘探，不斷出版的城市地圖可查。啟元花了不少功夫去查證，結(jié)果就在目前上海的幅員之內(nèi)，有了很多新發(fā)現(xiàn)。王啟元博士畢業(yè)于文獻整理專業(yè)，他加入上海地方史志研究是懷有專長的。還有，他是生長于斯的上海人，熟悉自己城市的文化，更使得他能夠方便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輕文史學者，哪怕是在不得不從事的專業(yè)之余，也來寫寫上海，發(fā)現(xiàn)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