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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野心與神秘主義的交織:尋找恒河之源

[英]喬治·布萊克(George Black) 著 韓曉秋 譯
2020-05-15 17:24
來源:《浮世恒河:印度圣河邊的罪惡與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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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當第一任印度總督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抵達加爾各答時,印度正值多事之秋。議會委員會指責英屬東印度公司“濫用職權,惡行昭著,玷污了民治政府之名”。一切都直指這家著名公司的諸位官員有瘋狂掠奪、中飽私囊之嫌。而印度,猶如敞開的店鋪,架上貨物只等被洗劫一空。“比起秘魯的西班牙人,我們有過之而無不及,”政治家、作家賀拉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說,“無論貪欲多么罪惡,至少他們還是那種有宗教原則的屠夫。”

黑斯廷斯到任后,一切重新開始。要統治一個國家,難道沒有責任去了解它嗎?他努力學習印地語和烏爾都語。那時不只是一個帝國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啟蒙時代,雖然有時兩者之間很難劃清界限。很快,像黑斯廷斯這樣的人名聲大噪,因為他們愿意弄清英制下所有東西的規格、重量和價值。他們搜集情報,以便能從征服的土地中攫取財富,他們更需要了解潛在對手的力量、地理方位和性格。但同時,他們也是嚴肅的宗教學者、梵文文學的推動者、歷史學家、地質學家、語言學家、考古學家、古文物研究者。1784年,東方學者的代表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創立了孟加拉亞洲學會。為此,他寫道:“亞洲學會預期的研究對象是人和自然——無論人們如何行事,無論自然賦予什么——以印度為中心,亞洲地理范圍內的人和自然。”

恒河

在黑斯廷斯治下的所有學科中,最重要的是制圖學。如果想要了解治下的國家,那么第一要務就是繪制它的版圖,而印度的大部分地區仍然是未知領域,特別是北方無法逾越的冰巖巨壘。探索它的最重要意義正在于它關乎恒河之源。作為創世神話的發祥地之一,東方學者對此并不陌生,但在18世紀繪制的地圖上,有關恒河上游的渲染可能也不過是標上“龍地”而已。制圖者所知的細節僅僅是來自旅行家之口的一些故事和奇聞軼事,而非來自科學研究或者一線觀察——托勒密(Ptolemy)時代以來,1500年間這種情況一直存在。

托勒密曾參考早期希臘和羅馬作家的記載繪制過一份地圖,圖中東南流向的恒河從喜馬拉雅山脈一直流入大海。他區分了河東區和河西區,恒河流域內的印度和恒河流域外的印度。人們一致認為,無論是多瑙河還是尼羅河,都不宜采用這種劃分方法。老普林尼(Pling the Elder)轉述道,恒河“發于山泉,噴涌而出,其聲滔滔”。在恒河的下游還有一個大湖。此外,他寫道,這條大河寬從未小于8英里,深也從不小于20 噚。3世紀時的詩人狄奧尼修斯(Dionysius)大概是對這條河流的物質屬性和精神意義加以評論的第一人,他說:“神圣的土地因恒河不舍晝夜的奔流而光榮,恒河則是這片大地的奇妙景觀。”

7世紀的玄奘是眾多中國朝圣者之一。當時,他們歷經磨難,前往印度佛教圣地,求取經書和圣物。名錄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鹿野苑(Sarnath), 距瓦拉納西6至7英里,佛陀曾在那里第一次講經說法,而兩種偉大的宗教——佛教和印度教也是在那里分道揚鑣,沿著不同的路徑各自演進,一個寧靜沉思,另一個喧囂爭鳴,充盈著神話和史詩故事。在克什米爾度過兩年后,玄奘來到了恒河。“它的河水碧藍,就像海洋一樣,它波瀾壯闊,同樣像海洋一樣,無邊無際。”他寫道。他還記載了河岸上進行的葬禮儀式,將這一場景描述為:“這是宗教的功德之河,它滌蕩了無數的罪惡。那些厭倦生命的人,如果能夠在河水中結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就會飛升天堂,獲得無上幸福。”

從11世紀開始,隨著莫臥兒入侵者橫掃中亞,將北印度納入自己的刀劍之下,數以千計的寺廟被夷為平地,穆斯林旅行家也紛至沓來。阿爾-比魯尼(Al-Biruni)綜合了印度經文中有關“天堂之河”的敘述,伊本·白圖泰則記述了來自恒河的圣水如何從陸地歷經40天被運到德里的蘇丹面前。后來,給安拉阿巴德命名的穆斯林君主阿克巴(Akbar)特命仆人用精美的銅罐將河水從圣城哈瑞多瓦一直送到他位于阿格拉的宮廷。后來,他的長孫沙·賈汗(Shah Jahan)在那兒建造了泰姬陵。

17世紀阿克巴當政。有關他高度重視“永生之河”的記載源于約同期赴印度的第一位歐洲作家。而英國人尼古拉斯·威辛頓(Nicholas Withington),很可能是將科學的好奇心放進當時大量反復論述恒河宗教性文獻的第一人。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恒河的水“即便儲存很久也不會變質,不會有害蟲滋生”。“考慮到河中不斷被投入的尸體的數量”,法國人讓-巴蒂斯特·塔韋尼耶(Jean-Baptiste Tavernier)對此深表懷疑。1896年,阿格拉的主任醫師E. 漢伯里·漢金(E.Hanbury Hankin)博士對這一現象充滿疑惑,當時,位于巴黎的巴斯德(Pasteur)研究所公布了他的調查結果。漢金記述了他在瓦拉納西是如何收集被霍亂病毒感染的尸體被扔進河里的案例的,最終發現接觸過水的微生物在幾個小時內會死亡。

東方學者們繪制地圖的第一次偉大嘗試是由孟加拉總測量師詹姆斯·倫內爾(James Rennell)少校完成的。他所繪制的《孟加拉地圖集和印度地圖》(A Bengal Atlas and Map of Hindostan )于1781年出版,對哈瑞多瓦以南的恒河做出了精確的描述。但對于北方的山區,他和所有其他人一樣一無所知。他所能做的就是參閱經文,神話和傳聞。巴吉拉蒂國王站過千年的巖石在哪里?當女神從天堂射中濕婆的長發辮時,濕婆立身何處?地圖的這部分讀來讓人一頭霧水。

岡仁波齊山

又比如,傳統觀念堅持認為恒河確定是從濕婆位于喜馬拉雅的駐地——凱拉什山(也稱岡仁波齊山)或者它的周邊而來。矗立于西藏西部的岡仁波齊像是一塊高達2.2萬英尺的巨大的金字塔形黑石板。藏傳佛教徒也將這座山神化。在與第一批來到這個神秘國度的歐洲傳教士的對話中,他們就曾著重講述了這個傳說。喇嘛們說,也許這條河并不是發源于這座大山,而是源自岡仁波齊附近的“覺悟之湖”瑪旁雍錯(Mansarovar),或者相鄰的更小的拉昂錯(Rakshastal)。倫內爾采用了瑪旁雍錯一說,但同時補充了一個有趣的細節描寫:

此時,這一巨大的水體從喜馬拉雅群山的山脊間沖出一條河道,它侵蝕著群山的基礎,穿過一處洞穴后,在山腳巖石上被水穿鑿出的巨盆上沉淀。這樣,在漫不經心的觀察者們面前,恒河就好像發源于山中泉水:人們把洞口想象成牛頭的形狀,而牛是印度人敬奉的動物,印度人對牛的崇拜的程度就像古埃及敬奉公牛神阿比斯(Apis)一般。

對于一代英國探險家來說,洞穴和牛頭這個細節就像尋寶過程中的第一條線索,讓他們欲罷不能。

1808年,軍事測繪師、才華橫溢的水彩畫家羅伯特·科爾布魯克(Robert Colebrooke)計劃了他首次正式的探險,希望能找到恒河之源。然而,在他的團隊即將出發時,他不幸染病離世。但威廉·韋伯(William Webb)上尉和運氣不佳的威廉·雷珀(William Raper)上尉繼承了他的遺志。他們穿過哈瑞多瓦,又橫穿曠野,到達了已成廢墟的小鎮烏塔卡西(Uttarkashi),五年前這里遭受過大地震的破壞。在那里,他們記下了當地的民風民俗和農耕方法。他們運用三角測量法計算山脈的高度,并向河流上游奮力行進了20英里或更長的路。設備繁多,非常累人。如果丟棄帳篷會怎樣呢?完全行不通,因為春天的天氣變化多端。行程每一天都變得更加緩慢,更為艱苦也更加危險。最后,他們經一個名叫薩朗(Salang)的小村穿過河流,行至距離甘戈特里還有五六天路程的地方,決定放棄這次遠征。

但是,他們說服了在當地找來的向導繼續獨自前進。他們給了這位向導一個指南針并教他如何使用。在他的幫助下,最終成功繪制出了地圖,這幅地圖追蹤了恒河另外30英里左右的流程,避免了半途而廢:甘戈特里這個詞在一些模糊的等高線上徘徊,指示著“喜馬拉雅山脈或雪山山脈”,在緊鄰北部的某個地方,稱摩訶提婆·卡·林迦(Mahádéva ca linga),與岡仁波齊山形成參照。

在加爾各答亞洲研究學會發表的報告中,韋伯和雷珀質疑了倫內爾有關那個形狀奇特的洞穴的說法。韋伯寫道:“是的,恒河通過了一條秘密河道或與牛嘴相似的洞穴。每個描述都認可恒河源頭是……事實并非如此,盡管與之相關。”雷珀也認為:“關于牛嘴,我們現在有最有說服力的證據,能夠證實其存在完全是神話傳說,即其只能在印度教的宗教文獻中找得到。”

終于在1815年第一個歐洲人到達了甘戈特里,他就是勇敢的蘇格蘭畫家和旅行作家詹姆斯·貝利·弗雷澤(James Baillie Fraser),也是蘇格蘭雷利格(Reelig)第十五代男爵。他沿途創作了一系列繪畫和塵蝕銅版畫,讓那些身在加爾各答和倫敦的畫派首次興趣盎然地欣賞到了來自巴吉拉蒂河上游景觀的靈感,尤其是畫家以其最浪漫的方式巧妙地提升了蘊含其中的美感:群峰總是比它們實際的面貌更陡峭更銳利,峽谷變得更幽深更黑暗,激流更奔放更喧囂,多姿多彩的原住民看起來就像從《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 )中走出來的一樣。弗雷澤也聽過牛嘴的故事。“對這個寓言的起源雖然有過調查,”他寫道,“但甘戈特里神廟里的一個祭司曾經鄭重其事地向我們保證過那純屬無稽之談。”毫無疑問,就像雷珀找過很多證人一樣,為了擺脫外國人,拒絕他們褻瀆神靈,祭司有各種理由這么說。

到了1817年,有兩件事情發生了變化。經過兩年的戰爭,不屈的廓爾喀人(Gurkhas)獲得了自己的社會地位,英國人接管了山區,擁有直接統治權。隨之而來的是結束了只有當地王公才能無償征用腳夫的神授壟斷地位。游客和探險家充分利用了這一變化,如果廓爾喀腳夫提出異議,公認的懲罰之一就是把馬桶扣到他頭上。

1817年5月31日,約翰·霍奇森(John Hodgson)和詹姆斯·赫伯特(James Herbert)終于支持了牛嘴一說并非寓言。他們到甘戈特里后,又不辭辛苦向冰川西端行走了5天,在那里,他們發現,巴吉拉蒂河從低矮的拱洞中涌出,周圍有令人生畏的雪峰環繞。霍奇森拿出了他的測鏈測算,溪流寬27英尺,深達18 英寸。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恒河源頭。

本文摘錄自《浮世恒河:印度圣河邊的罪惡與救贖》,[英]喬治·布萊克(George Black) 著,韓曉秋 譯,方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責任編輯:熊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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