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矛盾和腐敗，是十六國、北朝以來胡族國家的兩大痼疾。蓋因塞外胡族本身缺乏足夠文化底蘊，政治素質、人格境界難以匹配軍事實力，暴興的胡人囿于狹隘的民族觀，以及急速膨脹的物質欲望，像癌腫一樣，往往將國家政權的元氣吸食凈盡。故而常常出現胡族迅速擴張建國，享國不過兩三代便迅速陷入崩潰之現象。

終五胡十六國之世，沒有哪個部族國家能妥善解決這兩個問題。以至于后來愈演愈烈，民族矛盾幾與腐敗合流，共同造成政治上的腐敗。北朝承十六國之余緒，鮮卑宇文和鮮卑化的高氏分立兩國，面對這一歷史性的問題，走出了兩條頗不相同的路子，仿佛如鏡子一般，映照出部族國家的命運。

高歡的縱腐奇談

高歡扶立東魏，兒子高洋又篡魏代齊，皇族和統治者的高層，都屬鮮卑化的漢人或其他雜胡。這些人大多是來自六鎮的傖荒武夫，對物質的渴望變態到令人發指。“文武在位，罕有廉潔。”（《北齊書·杜弼傳》）

如高歡的姐夫尉景。此人是高歡起兵的元從功臣，身份既尊貴，又居于軍事上的要職，經濟待遇本已不錯，但他仍然極為貪婪，不管在中樞還是在地方州鎮，都索賄成性，毫無廉恥之心。高歡每每提醒他不要太過分，尉景充耳不聞。某次高歡與幾位親戚聚會，席間高歡的妹夫厙狄干突然向高歡請求去擔任御史中尉，當時厙狄干已官至太保、太傅，高歡問他為何反而要去當級別低的小官。厙狄干說，要去捉尉景治罪。高歡一笑了之。

可見尉景之貪，哪怕是在親族中也引起公憤。但面對高歡的勸誡，尉景卻振振有詞地說：“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根本不聽高歡的。

當時貪污已成為北齊高層的普遍做法，宗室、外戚、元勛宿將，乃至后來歸附高歡的河北漢人豪強，也都被這一風氣沾染。勉強要求高官大將們不追求富貴，這固然不現實，但過于放縱對物質的追求，未免會腐蝕官員的心志與激情。以高歡之能，他不會意識不到這一點，可是他并沒有有效地約束腐敗行為，而把縱容貪腐當成籠絡人心的特殊工作。

杜弼曾向高歡力陳反腐糾風的重要性。高歡便故弄玄虛地擺出一個刀槊陣，武士們舉著刀、槊，引著弓，讓杜弼從中穿過。雖然高歡事前已向杜弼擔保，武士們絕不會傷害他，杜弼走了一遭后仍然嚇得汗流浹背。高歡見狀大笑，說：“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槊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勛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

高歡之前還把“天下濁亂”定性為司空見慣的歷史遺留問題，并說，如果過于峻急地懲治，會逼得功臣宿將們都去投奔關中的宇文泰和南朝蕭衍。

這番思路清奇的理論，莫名其妙地把人心向背、物質欲望與政治綱紀強行糅合起來，高歡倒也解釋得頭頭是道、渾然自洽，洵然是政治強人歷來予智自雄的作風。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強行自我解說的理論，未免顯得高歡境界不廣，以及基本政治素養的缺失，北魏以來百余年政治史，顯然沒有被轉化為自己的治國經驗。

深入肌骨的腐敗，固然起到了一定籠絡人心的作用，但相對于這種短時效應，腐敗的長遠影響是無法估量、更無法換回的。

腐敗首先嚴重阻撓了政治改革。高歡晚年似乎意識到了腐敗向政治領域的蔓延，并讓長子高澄主推新政，從官制和風氣兩個方面入手進行改制，高澄拋開渾身都張著血盆大嘴的鮮卑勛貴，專一任用河北漢人名士如崔暹、崔季舒、宋游道等人，從整治腐敗、整頓吏治入手進行政治改革，懲治了一大批貪腐之徒。

然而高歡的決心似乎并不堅定。高澄的改革觸及晉陽勛貴的利益后，迅速引起極大反彈。上文提到的尉景，因為藏匿亡人的罪名被逮捕監禁，高歡的姐姐常山君來哭訴，高歡便下令把尉景無罪釋放，還當著姐姐、姐夫的面打了高澄一頓。反而是于法于理都有虧的尉景，卻理直氣壯地吐槽高歡，說道要殺就快點殺。真是黑白顛倒、是非混淆。

反腐糾風本是高澄推行漢化的一個切入點，也是魏末以來漢化潮流的自然延續。但高歡始終糾結于人心和法治不能堅守立場，使得這場改革先天不足。后來高澄遇刺，不得不說，與高歡態度是有一定關系的。

高澄死后，高洋不得不對晉陽勛貴表示一定妥協，他大封斛律金、厙狄干、尉景等一干老臣宿將，基本上否定了高澄時代定下的政治調子，反腐敗問題又被暫時擱置，隨著時間遷移，越來越成為約定俗成的為政習慣。武成帝高湛上位之后，這位本來就沒什么自醒自覺的皇帝，很自然地墮入“唯玩聲色”（大將斛律光語）的模式中，將國家上下弄得一團糟。

政治腐敗牽連引發的問題很多，北齊后期軍事支柱斛律光與祖珽、穆提婆等人的斗爭，可以說是最為典型的案例。這起案例的焦點是斛律光與祖珽的政治矛盾，表面上看是祖珽謀取中樞執政的位子，與執掌軍權的斛律光分權不均，導致將相失和，但里里外外透著腐敗的影子。

祖珽本身就是個貪墨成性的無行之人，高歡時代就肆無忌憚地貪污，甚至還在高歡的酒席上偷取金銀器，御史中丞竇泰當場拽脫他帽子，在他發髻里找到贓物，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后主時祖珽入為尚書左仆射，大權獨攬，與斛律光產生矛盾。他又不知收斂，把府第周圍的百姓宅院強占為己用，引發極大惡評，與斛律光幾乎勢同水火。

齊后主在宮中信用陸令萱、穆提婆母子，穆提婆想求娶斛律光的女兒，被后者拒絕。后來齊后主將晉陽馬場的官田賜給穆提婆，斛律光在朝上當庭怒斥后主，說這是因私以廢軍務。陸、穆母子也都是貪黷不已的小人，自此與斛律光結怨。祖珽向來引陸、穆母子為宮中奧援，相同的矛盾促使他們一起構陷斛律光，正好北周韋孝寬又大縱離間之計，后主便糊里糊涂地將斛律光殺掉。

斛律光之死純系腐敗政治的惡果，當時連后主另外幾個嬖幸之臣，如韓長鸞等輩，都覺得殺斛律光未免不妥。但后主為祖、陸所惑，完全亂了方寸。而彼時北齊的政治，已經完全墮入腐敗的漩渦，任誰也挽救不了了。

崇儒對北周政治風氣的塑造

相比北齊對貪腐的縱容，西魏北周立國之始，就鮮少有腐敗的風氣。

宇文泰自己就非常注重以身作則。534年宇文泰率軍消滅侯莫陳悅于上邽城，繳獲大量財物，“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厘無所取。”（《周書·文帝紀上》）按說一軍之主，拿一些財物本不為過，但宇文泰將所有財物全部分給部下。左右侍從私自留了一口銀鏤甕，宇文泰知道后責怪侍從，把銀鏤甕剖開都分予將士。起事之初有這樣的做法固然屬有意為之，但對比高歡將帥創業與貪腐并行的做法，宇文泰所為確屬難能可貴。

宇文泰非常推崇儒術，他所信用的名士蘇綽起草頒行的《六條詔書》，其中將近一半的篇幅都在強調官德修養。如第一條“治心”，“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第二條“治身”明確強調，“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躬行廉平，躬行儉約。”凡此等等，從理論層面為清明的政治風格打下了堅實基礎。

與《北齊書》諸紀傳中觸目驚心的貪腐記錄不同，《周書》中所載西魏北周的貴臣大將，撲面而來一股清儉之風。

王思政貴為荊州刺史，但素來清廉自守，絕不多取公家財物，而且處處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自律。潁川之戰他被東魏俘虜后，家中居然一點積蓄都沒有。老將王羆響應宇文泰清儉持政的號召，分配財物甚至自己捋袖子親自秤量，“時人尚其均平”。

位列十二大將軍的達奚武與李穆前后變化，更發人深省。達奚武少年時頗好奢侈，因軍功升為大將反而非常愛惜聲名，出入不施儀衛，盡量保持樸素的作風。

李穆在西魏北周時比較低調，擔任并州總管要職時，他為政亦能“鎮之以靜”，很令百姓懷念。但入隋之后，國家不再刻意強調保持崇廉尚儉的政治風氣，李穆滿門兒孫驟然間放松了自律要求，特別其第十子李渾，對財富、爵位的追求壓過了理智，竟爾因此派人刺殺李穆嫡孫李筠，自己謀取了李穆傳下來的爵位。以上所舉者僅幾個典型的例子，西魏北周人物大多類此。一朝政風一朝人，于此足見宇文氏保持政風的卓越成果。

宇文泰父子幾代人維持這樣的風氣，一方面靠崇儒術對官員的品德進行重塑和維護，另一方面，還通過嚴厲的獎懲措施來維持吏治的嚴肅性。535年，宇文泰的舅兄、秦州刺史王超世，因為在州貪污，宇文泰沒有因為親黨而縱容，直接將其處死，可見其明。549年楊忠攻取梁朝隨郡、安陸，只因被俘梁將柳仲禮隨意誣蔑楊忠貪污繳獲物資，宇文泰一度還要查處此事。武帝宇文邕時代更加貫徹了對貪腐的嚴懲政策，《周書·武帝紀下》載當時定刑律，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偽請官物三十匹以上等，處以死刑。這類法條雖失之于嚴酷，但也客觀上起到強大震懾作用。

懲的同時，激勵措施也同步跟上。西魏北周極其注重對事功的獎勵，立了戰功的將軍一定會賞賜，而且根據功績大小，賞賜之物相對增減。如554年于謹平江陵、擒殺梁元帝，將俘獲之寶物盡數上交，他受到國士之遇，宇文泰賞賜其俘獲的寶物，賜予奴婢一千口，加封郡公。而同時期大將軍王雄攻取梁朝的梁州，因后來梁州復叛入南朝，王雄竟然寸縷未得。

更極端的案例是楊敷。楊敷在與北齊的作戰中，因兵力寡弱被生擒，后來死于北齊。按照慣例，死于國事者一般都要追贈軍號、官職或爵位。但北周對此事進行考功，認為楊敷守土不力，在東部防線上犯有重大過失，且被敵國生擒屬于失節，因此不授爵、不追贈官職及軍號。此事引起楊敷之子楊素的極大憤怒，經過再三向周武帝申請，才勉強贈了個空頭軍號。

總體而言，由于宇文氏采取了多管齊下的措施，從思想熏陶、政治教化，到制定律法、嚴于獎懲，使得西魏北周的官員保持著相對清明的政風，以及較為上進的心態。起碼從政治層面，西魏北周要強于東魏北齊很多。

齊周皇族迥然的家風

宇文泰與高歡對腐敗的不同認知和政治格局，全都映射到了宗室子弟的綜合素質上。

高歡一共有十五個兒子，澄、洋、演、渙、浟、湝等尚可，其余或是不惠，或是平庸，或是暴戾。即便是幾位較長的兒子，個人素質上也都偏于躁險、奢侈。

高澄十四歲便烝父之妾，高歡死后，再行聚麀之事，納父妾柔然公主并生有一女。甚至還逼幸弟媳李祖娥——高洋妻子，此事后來引發了澄、洋、湛兄弟三人的互相報復。私德上的敗壞，雖然并不一定導致政治崩壞，但必然不會有什么積極影響。

高洋末年窮奢極欲，據《北齊書·文宣帝紀》云：“多所營繕，百役繁興，舉國騷擾，公私勞弊。凡諸賞賚，無復節限，府藏之積，遂至空虛。”基本上把前期的善政全部抵消。

其余子孫，“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長期耽于享樂，有作為、有見識、有擔當的不多見。武成帝高湛諸子尤不成器，后主又愛享樂又庸懦，所寵信的陸令萱、和士開、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人，無一不是貪婪成性的吸血鬼，諸佞把朝局弄的一片烏煙瘴氣。

后主之弟、瑯琊王高儼，好歹矬子里拔將軍，比后主稍有一點成色，但也是汲汲于物質待遇，后主當太子時，處處與他比享受、比物質，某次高儼看到太子宮中有新上的冰鎮李子，高儼竟然氣咻咻地質問執事人員為什么不給他預備。后主即位后，高儼發動兵變，嚇得后主及一班佞幸近臣不敢抵擋，斛律光卻嗤之以鼻：“瑯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可嘆高儼才十四歲，如此少年，便有狂暴恣肆的物質欲望，高氏子弟的素質于此可見一斑。

高洋之后，高氏諸主江河日下，宗室子弟中除了高長恭尚可，其余無一能濟世救時之策，眼睜睜地看著齊、周局面反轉。之所以一個大家族墮落成如此模樣，與高歡、高澄、高洋幾位掌門人對家風的漠視與疏忽，才一代代傳下來，鬧成不可收拾之勢。

宇文氏家族則完全相反。宇文泰起始便非常重視兒子們的教育。宇文泰共十三子，序齒依次為宇文毓、震、覺、邕、憲、直、招、儉、純、盛、達、通、逌。諸子都完全按照漢家皇室子弟的路數，從小就學習儒經，二子震、四子邕、五子憲、幼子逌都是能夠把《孝經》《論語》《毛詩》等隨口背誦的飽學之士，七子招的作風有些南朝化，愛吟、作詩文，學庾信的詩賦學得有模有樣。

學習儒經，對宇文氏諸子的心智起到很大規范和約束作用，除六子宇文直稍顯有些暴戾——但也僅限于對權力的渴望，其余諸子的表現都稱得上良好。對于腐敗，他們的態度基本都很抵制。

周武帝宇文邕“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作出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五子宇文憲軍政兼通，是北周后期首席名將，但他位愈高而愈自謙，不僅不像高齊諸王拼命聚斂財富，還在北周發動戰爭時向國家捐獻財物，正反對比，發人深省。第十一子宇文達以節儉自律，奉行“君子憂道不憂貧”，他吃飯不追求鋪陳浪費，吃飽便行；侍姬不過數人，而且都不準穿華美的衣服，只穿粗厚耐磨的綢衣。他也不愛積聚私產，雖然貴為宗王，日子過得也普通尋常。

高氏和宇文氏對腐敗一者縱容，一者重視，最終使國運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這個教訓，遠不止這兩個國家或是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鏡鑒意義，而于大部分歷史時期和國家，都有著非常深刻的歷史喻示。若是高歡有后見之靈，看到齊亡周興的現實活劇，不知對自己當初那套縱腐奇論，會不會有些許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