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西夏學研究學者李范文于1956年前往西藏拉薩調(diào)查藏語，曾參與西夏王陵發(fā)掘工作。在西夏王陵考古發(fā)掘期間，他完成了《夏漢字典》的初稿，還寫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殘碑萃編》。目前，他正進行八體文鑒字典(漢藏滿蒙回西夏契丹女真)，甲骨文四角號碼字典的編纂研究工作。

前不久他在接受澎湃新聞特約采訪時，李范文談及了正在編撰的《甲骨文四角號碼大字典》，親身經(jīng)歷的西夏王陵的發(fā)掘研究，西夏文與羌文化等話題。

李范文，知名西夏學家和音韻學家，陜西西鄉(xiāng)人，現(xiàn)居住和工作在銀川、北京，寧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陜西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56年前往西藏拉薩調(diào)查藏語，曾參與西夏王陵發(fā)掘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學求學期間(1952-1959)師從費孝通、夏鼐、王靜如(西夏學專家)，1953年李范文于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看到第一本西夏文文獻，對此產(chǎn)生濃厚興趣。1960年從中科院民族所辭職，前往西夏王朝曾經(jīng)的首府興慶府（今銀川）專門研究西夏學。

在西夏王陵考古發(fā)掘期間，他完成了《夏漢字典》的初稿，還寫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殘碑萃編》。他對于宋代擬音(模擬古代語言的發(fā)音)也做出重要貢獻，著有《宋代西北方音》與《音同研究》。他也是《西夏通史》及《夏漢字典》的主編。 2013 年，因為對漢學做出的杰出貢獻，榮獲法國法蘭西學院東方學“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目前，他正進行八體文鑒字典(漢藏滿蒙回西夏契丹女真)，甲骨文四角號碼字典的編纂研究工作。

2018年，李范文先生在銀川的家中接受采訪時，談及了正在編撰的《甲骨文四角號碼大字典》，親身經(jīng)歷的西夏王陵的發(fā)掘研究，西夏文與羌文化等話題。

李范文

編撰甲骨文四角號碼字典

澎湃新聞：您還沒有出版《夏漢字典》之前，您寫了兩本書《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為什么您研究文字的同時致力于音韻學的研究？

李范文：如果我不搞音韻學，西夏研究沒法搞。 他們研究甲骨文的很多都是歷史系畢業(yè)，不懂音韻學，結(jié)果很多東西查出來，和我研究的音韻學一比較全都解釋對了。我下一步準備寫一部關于地名的考證，把各地區(qū)各地方的地名變化，把它聯(lián)系起來，全部整理、考證一部書搞出來。

澎湃新聞：您還在進行文字研究工作嗎？現(xiàn)在在進行哪些研究工作呢？

李范文：現(xiàn)在參與進行的兩部書，一個是《四角號碼甲骨文大字典》，甲骨文原來他們收集了4300多字，我們現(xiàn)在收集了7000多個字。另一個是《中華民族八體文鑒》（八體指漢、滿、藏、蒙、維、西夏、契丹、女真這八種文字），而且我們現(xiàn)在基本把（中古時期往后）每一個時代的文字都收錄了。因為搞研究工作離不開字典，這部分工作還是要有人來搞，而且編纂字典太麻煩，是“會者不為”的一個事情。這本書它的特色、最全的就是那個甲骨文編。

我看我兒子的甲骨文書受到啟發(fā)，我比他多認識3200字，我認識而且都知道出處，我全部列表統(tǒng)一起來，把哪位先生考證的都列出來，把這些人的成果所有的都記起來，包括甲骨四堂，這是他們整個研究的精華，包括“四堂一宣”（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彥堂、胡厚宣），我要把甲骨文八大家把這些人的研究成果全部收集出來，他們考證出來的那些字，可以說全世界除了他們沒有人做這些有價值的事。所以我叫它《當代甲骨文專家研究綜述》，這是這些年來甲骨文研究的最新成果綜合地給敘述出來。

澎湃新聞：甲骨文如何做四角號碼？

李范文：我給他做了一個“方圓便是六”，也叫“方圓六”，無論字形是方的也好圓的也好，都是“六”。你看，我們現(xiàn)在用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是王云五先生發(fā)明，口訣是胡適先生創(chuàng)作的《筆畫號碼歌》：“一橫二垂三點捺，點下帶橫變零頭，叉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小是九。”我發(fā)明的這個“方圓六”（檢索甲骨文）它形狀是方的也是六，圓的也是六。

比如說我們教小孩識字，無論什么字，比如說阿拉伯數(shù)字5，它是兩筆寫成，4也是兩筆，我們按照這個口訣去檢索甲骨文，我們?nèi)ソ倘龤q小孩，他甲骨文也能教會的，“方圓六”口訣是這樣的：“一橫，二豎，三歪斜；四五圓，六七角，八九拐；同筆無筆（沒有筆畫）便是零。”

圖：王云五先生（1888－1979），上海人，著名出版家、編譯家、教育家、圖書館學家，甲骨文四角號碼檢字法發(fā)明人。

西夏文與羌文化

澎湃新聞：銀川西邊是騰格里沙漠，北邊是巴丹吉林沙漠，東邊是毛烏素沙地，是一個沙漠中央的綠洲。而且黃河在這一段是由南向北流的，形成了富饒的河套平原，農(nóng)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這里形成一種對話。寧夏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了不同文明、族群間對話，所以在銀川這樣一個在沙漠邊界的地方，有很多可以討論的話題。您對銀川和“邊界”之間有什么見解？

李范文：從歷史上來說，從秦漢時代與匈奴的戰(zhàn)爭，寧夏地區(qū)的軍事屯墾都是非常發(fā)達的，你看過去的人開挖的秦渠、漢渠，引黃河水灌溉都是從秦漢時期開始的，歷史非常悠久的。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我覺得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人，他們的基因融合了不同民族，所以他們的體格比較強健，你詳細看他的人種類型的話，融合了不同民族，而且兼有游牧民族和漢民族的血統(tǒng)，個子相對比較高。銀川平原這個地方在過去農(nóng)業(yè)社會里只要和平，有黃河水灌溉是旱澇保收的，自然條件還是比較好的。對于各個民族來說，很多都是經(jīng)過千辛萬苦過來的，比如黨項民族來說，他們從青藏高原輾轉(zhuǎn)遷徙過來，經(jīng)過一個苦難的歷程，靠著旱澇保收的“塞上江南”定居下來，他們與自然都形成了一種互相尊敬、珍惜的態(tài)度。他們不愿意再打仗，打仗讓他們流離失所，誰愿意打仗。所以我非常贊同 “世界大同”，戰(zhàn)爭太可怕了，大家互相幫助，都不要打仗。

寧夏河東灌區(qū)秦渠沿岸的農(nóng)田和村莊，秦渠相傳修建于秦代。

澎湃新聞：西夏文是藏緬語系的，這個語系大家可能非專業(yè)人士知之甚少，您能為我們介紹一下藏緬語系和羌族嗎？

李范文：現(xiàn)在這個西夏文，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實際上他們西夏人本身就是羌族。在原來古代的時候，凡是所有在華夏文明西邊，大概川西、隴南、西康這些地方牧羊為生的游牧民族，都叫羌人。在安陽出土的殉葬坑，當時就是婦好（?－前1200年），她是殷王武丁的妻子，她帶領華夏民族征服羌人，帶領了一萬三千多人。（注： 甲骨文卜辭：“辛巳卜，貞□婦好三千，登旅一萬，呼伐羌。”《英國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 in Great Britain），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最后獲勝，俘虜了很多羌人。

澎湃新聞：羌文化和其他地方的文化互動是什么呢？

李范文：大概三千多年前，其實推測來說還要早。所以大家都說四大文明古國，中國文明和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古印度一樣都是很古老的。臺灣大學傅斯年先生（1896-1950，歷史學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也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chuàng)辦者）他提出來“夷夏東西說”（注：傅斯年先生1933年提出），認為在上古的時候，西方來的人和原來東邊原來定居的人混合，形成了后面的文化。老子李耳姓李，他的故鄉(xiāng)是現(xiàn)在河南東部(西周陳國)，當時陳國屬于楚文化圈，陳國的圖騰據(jù)考證也是老虎。比如說李氏，有種說法是“老虎”的意思，老虎按照西夏文（包括現(xiàn)代羌語）的讀音也是“Le”（音勒），“Le”的發(fā)音就和李很像了，而古楚語的老虎的讀音也是“Li”。所以李氏的“李”這個讀音很有可能來源于他們的圖騰老虎。結(jié)合傅斯年的觀點，很有可能楚文化是原來羌族遷徙到長江流域建立的國家。

《簡明夏漢字典》176頁中的西夏文“虎”的詞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李范文編

澎湃新聞：在北宋時期的東北亞地區(qū)的文化特別繁榮，尤其是語言文字方面，基本上是每一個民族都有一種文字，漢文字的書法藝術(shù)也發(fā)展到了一個巔峰，除了漢文、古藏文，就包括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八思八文多種文字同時出現(xiàn)，好像是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李范文：這個現(xiàn)象我考慮，每一個民族它都有一個強烈的自尊心，為它這個民族的發(fā)展，希望能夠把它的文化繼承發(fā)展下去。并為這個目標奉獻心血。有文字的民族也好，沒有文字的民族也希望自己的文化發(fā)展下去。每個民族都是自尊自強的，沒有文字的民族它通過其他手段把文明傳下去。三星堆文明我覺得也是一個自尊自強的文明。

有一年我到北京，和張賢亮一起去的，遇見了四川省三星堆博物館的館長肖先進先生（時任三星堆博物館館長、三星堆研究院院長），他希望我有機會去四川三星堆去看看。后來我到四川大學去招收研究生，順路我找到三星堆去參觀。就是三星堆有一個很大很漂亮的青銅縱目面具，有人說這是獸面具，我個人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覺得這是對祖先的一種污蔑。因為四川有很多高山，“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不是他們自愿不相往來，而是這很多很多高山阻隔就不能互相往來。我們的祖先希望看的很遠，就像一個望遠鏡，希望看到山外的世界，我覺得實際上縱目就是這樣一個形象。

2019年，三星堆青銅縱目面具在意大利羅馬展出。

考察經(jīng)歷與西夏王陵的發(fā)掘研究

澎湃新聞：您當年深入青海、西藏、四川等地考察語言，能談一下調(diào)查的經(jīng)歷嗎？

李范文：我是五十年代去拉薩調(diào)查語言，住在牧民家里，幫他們干農(nóng)活，聽他們講話，然后制作成卡片。對我影響最深的就是我的一個至交學長王堯先生（1928-2015，著名藏學家、語言學家，橫跨敦煌學、藏文學、宗教學等諸多領域，后來擔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國務院參事。師從中國藏學泰斗于道泉先生），他比我大三屆，是謝繼勝先生（籍貫寧夏平羅縣，1957年生于甘肅蘭州，藏學研究專家。浙江大學漢藏佛教藝術(shù)研究中心主任）的老師。王堯年輕的時候參加過新四軍，和他的堂哥是當時新四軍里面的戰(zhàn)士，他就是長期在藏區(qū)考察研究的。

李范文先生收藏的《西康木雅鄉(xiāng)西吳王考》影印照片。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人巴卜爾、屋爾芬敦和美國人保爾斯曾相繼在四川省木雅地區(qū)作過調(diào)查，提出這里的居民是蒙古征討西夏時南徙川、康地區(qū)的西夏遺民的說法。四川大學的鄧少琴教授為了驗證這種說法，曾兩度深入木雅地區(qū)調(diào)查，1944年寫成《西康木雅鄉(xiāng)西吳王考》一書。他也認為，木雅人非當?shù)卦季用瘢俏飨臏缤龊螅徊糠治飨耐踝逄油龅竭@里的，他們建立的新邦稱作“西吳甲布爾”（注：羌語意為西夏王的后裔）。

1980年李范文拍攝的木雅地區(qū)羌族婦女服裝照片。

澎湃新聞：您原來五十年代在中央民族大學主修的是安多藏文，是什么原因使您走上研究西夏文的道路？

李范文：1953年的一天，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我在圖書館一下翻到王靜如先生的《西夏研究》那三本書，我一看西夏的字竟然那樣漂亮！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一問別人全世界當時沒有幾個人研究。我下定決心我一定要學習西夏文，結(jié)果當我正要深入學西夏文的時候被打成右派了，做這個研究就不行啦。我心想，你不讓我學，我就到西夏故地去，到那兒去學。所以到銀川這兒來（1960年6月），之后發(fā)現(xiàn)什么都沒有。

1958年的銀川，這一年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成立。1954-1960年，銀川人口增長一倍多，由十萬增長到二十二萬。

澎湃新聞：當時在銀川沒有發(fā)現(xiàn)研究西夏文的機構(gòu)？

李范文：什么東西都沒有，那個時候簡直是……你到處找都找不出來的，我在寧夏師范學院教書，但偷偷地來弄西夏文。等到公開研究西夏文就是在固原勞改后，調(diào)回銀川的寧夏博物館了（1970年）。

澎湃新聞：您在固原地區(qū)的條件怎么樣？

李范文：我當時在固原縣古城公社店洼大隊第二生產(chǎn)隊勞動改造，條件挺艱苦。當?shù)氐睦习傩諏ξ姨貏e好，我住在一個窯洞里，一到下雨天，門口就要用泥土圍住，要不然水就灌進去了。好在我就被下放了一年，然后就調(diào)到寧夏博物館去了。

澎湃新聞：西夏王陵發(fā)掘的時候您處在怎樣的狀態(tài)中呢？

李范文：這個西夏陵發(fā)掘的時候，實際上我不是搞考古發(fā)掘的，他們不讓我參加考古隊，因為我是右派。我自愿到那兒去的，給考古隊的人當勤雜工，當時管理伙食是我、招收民工是我、打掃衛(wèi)生是我、去銀川城里采購一些日用品也是我，什么活兒我都干。我是業(yè)余搞西夏文字的。

西夏殘碑拓片

澎湃新聞：當時勤雜工就只有您一個？

李范文：就我一個。但是我的待遇不是按照考古人員的待遇，人家都發(fā)皮大衣，一個月發(fā)一塊肥皂，毛巾，我是編外人員就沒有了。我一共在西夏王陵待了七年（1972-1979）。后來考古人員撤走，把我留在那個地方看守王陵。然后我們的工作組來了之后，發(fā)現(xiàn)我是上過大學讀過研究生的，長期在那里做工作卻沒有考古人員待遇，后來才把我按照考古人員待遇，發(fā)了個皮大衣、毛巾。但是寧夏博物館領導對我們非常好，人員分工明確，他們?nèi)ジ憧脊虐l(fā)掘，我們是搞文字，還有人查資料，就是準備寫《西夏通史》。我是從那個時候打下的文字基礎，我當時一有時間就搜集西夏石碑殘片制作卡片，最后一共收集了三千八百多片西夏石碑殘片，這就為我后來編字典打下基礎。鐘侃先生當時是寧夏考古的第一把手，他是西北大學畢業(yè)的，西夏王陵、水洞溝就是他主持發(fā)掘的。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也是我非常好的摯友。

1980年，時任寧夏考古研究所所長的鐘侃先生主持了對水洞溝第四次發(fā)掘，圖中，鐘侃先生正在寧夏靈武水洞溝某探方內(nèi)作業(yè)，攝影師不詳。

澎湃新聞：卡片您現(xiàn)在還有存下來嗎？

李范文：卡片都是我自己做的，現(xiàn)在都捐給寧夏博物館了，在寧夏博物館收藏。我身邊的卡片現(xiàn)在是寧夏博物館給我做下的，我原來的幾盒子卡片都是我自己用三合板訂的，卡片盒子、卡片都是我用刀切下的。這些卡片都是當時寫下的。你看，這是我現(xiàn)在用的甲骨文卡片。

李范文先生在整理甲骨文卜辭卡片

澎湃新聞：這些都是研究甲骨文的卡片？

李范文：是的。我做了2年多的西夏文卡片以后，四川大學人家也做了。帶了13個人，人家準備十年完成，我說那好家伙，人家13個人十年完成的工作量，我要100年還完不成呢。我去看費孝通先生。他是我五十年代在中央民族大學的老師，當時是副院長，1957年被打成右派了。我是院學生會主席，他們叫我去揭發(fā)費先生是右派，我沒有揭發(fā)，自然就把我也判成右派了。打成右派后就不能研究西夏文了，便被分配去搞甲骨文了，后來我說，那我干脆跑到寧夏去研究西夏文吧（1960年）。

澎湃新聞：您再次回到北京是什么時候？

李范文：我再次回到北京，已經(jīng)是1973年，過了13年才回到北京。當時我去看望老師夏鼐先生和費孝通先生。費孝通先生留我在家里吃了一頓飯。看望夏鼐先生時候，天色陰沉，夏鼐先生指著窗外的天空說：“你看這個天不可能永遠都是黑的，總有晴的時候。”

澎湃新聞：算起來，您在寧夏已經(jīng)待了50多年了。

李范文：銀川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我活著是寧夏的人，死了是寧夏的鬼。1960年我就留到寧夏，當時再怎么窮、怎么困難我也不會離開。在1990年，我們要和四川大學合起來培養(yǎng)這個西夏學研究生，但是回來以后因為籌備時間非常短，我們回來以后想登個招生廣告時間都來不及了，所以那次聯(lián)合辦學就沒有辦成功，回來我們馬上在寧夏大學召開了一個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會議，這個會議負責人就是張奎先生（當時寧夏大學校長），還有劉迎勝先生（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絲路研究、元史研究領域的權(quán)威），他們非常支持，然后就是黨委書記和人事處的人都到我家來，來都希望我扎根寧夏大學來培養(yǎng)西夏學博士研究生。我后來為什么沒有去四川大學，因為寧夏社科院當時非常非常窮，而且我一直在寧夏社科院，原來寧夏社科院的領導也對我們西夏學非常支持，我想我一走的話寧夏社科院在西夏學方面人就非常少了。

后來到日本去訪學，很多日本學者想盡辦法都讓我留到日本，我就說一起去到日本有那么多人，為什么非要請我留下來？有日本學者說你一個人弄了三部書出來了，他們?nèi)齻€人才弄了一部書，當然這是他們開玩笑了，有些日本學者也很厲害，比如西田龍雄先生（1928-2012，日本京都大學教授，著名西夏學和藏學家，曾任日本語言學會會長）。你看饒宗頤先生一百多歲，他2018年2月6號去世了，現(xiàn)在光明日報用了一整版紀念他。這就是文化和學術(shù)的價值。

1914年，斯坦因繪制的黑水城平面圖。這是第一次將黑水城按照比較精確的比例繪制而成的平面圖。

澎湃新聞：20世紀80年代，我們國家的西夏學研究有了長足進步，尤其在80年代后期，當時的蘇聯(lián)和中國對于漢學研究開始進行學術(shù)交流和訪問，聽說1987年，我國派出10名漢學研究專家前往蘇聯(lián)進行訪問研究，西夏學方面派出您和史金波先生前往蘇聯(lián)列寧格勒進行學術(shù)研究，當時是怎樣的情形呢？

李范文：“黑水城文獻”在我們所有研究西夏學的學者心中有著崇高地位。20年代初期俄國的科茲洛夫（1863－1935，俄國探險家，20世紀初曾發(fā)掘位于內(nèi)蒙古額濟納旗的西夏黑水城遺址和位于外蒙古的匈奴諾彥烏拉墓地，獲得大量西夏、匈奴和漢朝文物）在黑水城（今內(nèi)蒙古額濟納旗東南，西夏“黑水鎮(zhèn)燕軍司”所在地，屬于西夏的“左右?guī)O(jiān)軍司”之一）盜掘了數(shù)萬卷西夏佛經(jīng)和大批西夏繪畫雕塑運到了俄國圣彼得堡，其中還包括一些宋代珍貴書籍比如《劉知遠諸宮調(diào)》（是中國現(xiàn)存最古老的諸宮調(diào)版本，出土于黑水城。50年代后期中蘇蜜月期，在1957年到訪蘇聯(lián)的中國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的努力下，1958年蘇聯(lián)將*在內(nèi)的5部西夏文佛經(jīng)與文獻送還北京圖書館）和版畫比如《四美圖》（全名《隨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是中國現(xiàn)存最古老的木版畫，于黑水城出土。1914年被到訪蘇聯(lián)的東京帝國大學狩獵直喜博士發(fā)現(xiàn)，將影印本帶到日本，這幅印刷于一千年前的精美版畫引起轟動。）和用古藏語、波斯語、回鶻文寫成的文獻。俄羅斯藏黑水城文獻的總量占世界所有西夏文文獻總量的80%，其中還有多部珍貴的西夏文字典，我們后人破譯西夏文全靠這些字典。1913年中國著名古文獻專家羅振玉在俄羅斯?jié)h學家伊鳳閣（1878－1937，俄國漢學家和西夏學家，通曉滿語、漢文和日語，他是俄國最早研究西夏語言學的學者之一，與聶歷山齊名。在蘇聯(lián)“大清洗”期間被處決）手中得到一紙《掌中珠》（即《番漢合時掌中珠》是1190年西夏學者骨勒茂才編纂的西夏語和漢語雙解詞典），這是我們中國人第一次見到俄國藏的黑水城文獻。

《番漢合時掌中珠》里面《天相中》編目下描述星座的一紙。《番漢合時掌中珠》是1190年西夏學者骨勒茂才編纂的西夏語和漢語雙解詞典，全書共37頁，共收錄詞語414條，每一詞語并列四項，自右向左為西夏文漢字注音、西夏文、漢文、漢文西夏文字注音，此書完整本現(xiàn)藏俄國。

弗拉基米爾大公宮（The Vladimir Palace），19世紀后期為俄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所建，立面為新文藝復興式樣，是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在地。

1987年的冬天，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教授作為訪問學者到訪蘇聯(lián)，當時中蘇關系較為緩和，蘇聯(lián)允許我們到列寧格勒（即現(xiàn)在的圣彼得堡）的東方研究所（位于弗拉基米爾大公宮）特藏閱覽室閱覽西夏文獻，那一年列寧格勒氣溫達到50年最低（1987年1月10日，氣溫達到-34.7℃），特別寒冷，我們倆花了三個星期閱覽了全部西夏文獻，那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中國學者首次親眼目睹黑水城文獻全貌。我也有幸成為第一批見到這批文獻的中國人，當時這批文獻靜靜地躺在12個高大的書柜里，有的上面落滿了灰塵，有的已經(jīng)殘破了，但總體來說，保存的很好。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很多中外的學者都是靠這批文獻走出研究西夏學的第一步。

（作者王開現(xiàn)工作生活于米蘭和銀川，從事建筑和藝術(shù)方面的研究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