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要求：“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農村村民自治是農村基層治理體系的重要一極。如何將治理單元下沉到村民小組，做實鄉村自治，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問題，也是落實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加強對基層社會治理全面部署的新要求，加快推進鄉村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村民小組為單元的微治理，因其治理單元小、文化認同高、利益紐帶緊密，而在村莊公共性活動中更容易形成集體行動，實現村莊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給。但筆者2018年7月間在各地調研時發現，在一些地方，隨著村干部的職業化和行政化加劇，村級治理重心上移，治理任務轉變，以村民小組為單元的小組微治理缺失，導致農村社會動員弱、集體行動能力差、公共品自我供給不足，村莊原有的熟人社會和鄉土邏輯遭到瓦解。而在小組微治理有效的村莊，村民集體認同高，能夠通過內部協商達成集體行動，自我供給公共品，村莊治理也更加有序、有效。

那么，一些地方的村民小組治理何以有效？筆者結合自己在各地的調研經驗，以四川成都Q村為案例，論述小組微治理的內在機制，嘗試解釋小組治理的有效性。

一、Q村微治理的經驗圖景

Q村位于成都市區西北部，郫都區東北部，全村現分為11個社（村民小組），計685戶，2183人。平均每個小組約62戶，近200人。地處川西平原，物產豐富，經濟作物以水稻和玉米為主，是成都市的糧產區。2012年，Q村作為區里三個土地綜合整治的試點村之一，實施美麗鄉村建設。

該村以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為契機，在原有空間布局基礎上，按照“小規模聚居、組團式布局、微田園風光和生態化建設”模式，將全村重新劃為11個小組。小組居民多為原生產隊社員，重合率達90%。隨后的村莊建設中，自上而下輸入大量資源，資源的使用需村民小組內部民主商議。村民小組也需協商處理自己村民組內諸多生產生活事宜，如興修水渠、衛生保潔等。除此之外，該村以村民小組為單位建立了相關協商機制，如小組的理事會、監事會，為小組協商提供機制保障。

在中國村級治理主體行政化、職業化的大背景下，Q村的小組微治理成為當地治理的最根本和最有效手段。在該村，小組治理的有效性主要表現在，能夠選舉出有公心的小組長，村民積極參與小組公共事務；小組成為表達公共訴求、解決公共問題的場所。

首先，村民對小組長選舉的重視程度高。筆者在訪談中了解到，2016年，Q村二組的小組長選舉中，選舉公告一發布，村民們就在公告場合議論誰才是合適的小組長。小組長選舉時，全小組基本每戶都派代表在場，沒有棄權現象。選舉結束后，組員留在現場等待唱票結果。相反，選舉村委會主任及其他村委干部時，村民只是去現場投個票，總體的參與度沒有選舉小組長的積極性高。

其次，小組長是處理組內事務的執行者。村民小組成為鄉村德治的基本平臺，如果村民家里有孩子不孝或者鄰里之間出現矛盾，村民都會去找小組長解決。小組長在組內有權威，被村民認可，在處理家庭矛盾和協商鄰里糾紛時能以傳統的權威型長者身份出面。小組長也承擔著聯絡小組成員感情、處理小組內部非行政性事物的身份。比如，小組長一般是組內紅白喜事的主事人，村民如遇家人去世，會首先告訴小組長，然后由小組長幫助安排相關事宜。

第三，小組公共行動具有很強的公信力。最明顯的表現是，2009年Q村土地已進行過確權，但至今小組內部仍能動員組內調田。筆者在調研中發現，全村11個小組中，只有兩個小組不調田也不動賬，9個村小組明確表示存在各種形式的土地微調。這9個村小組仍然堅持“生增死減”的策略，每有新出生人口，會在賬面上重新調整土地，即“動賬不動地”。所謂“動賬”，指村民領取土地流轉租金、耕地保護金等理論上的收入。

村民認為，調田是一種公平性行為。一程姓農戶認為：“調田是每家都會遇到的事情，隊長又不是為自己家做事情，誰家說不定以后也會增加人口。”

第四，小組長承擔著聯系村民的角色。農村稅費改革以后，該村以村委會主任為代表的村干部和村民直接接觸的機會變少，一些補助的發放和行政性任務的安排，都由小組長直接執行。以往的村級治理中，村干部和小組長一起承擔著收取稅費等職能。近些年，鄉村治理的任務發生轉變，國家對村莊的定位由汲取轉變為輸入，村級治理主體承擔著提供公共服務的角色，而且大量行政性事務逐漸把村干部的精力從與農民打交道中抽離出來，面向鄉鎮一級，與村民直接聯系的角色就交由小組長。

最后，小組行動中貫徹了講道理的策略。筆者在訪談了解到，在面對涉及村內事務中的釘子戶時，只要小組長能夠多做幾次工作，將道理向當事人講明，那么工作就可以做通。小組的公共議事有決策、有監督，組內公共決策受到監事會和議事會的約束，必須公開透明。這樣，在小組內部呈現出治理有序的局面，保證了小組規則能得到貫徹。

二、村民小組治理有效的社會經濟基礎

筆者認為，該村以小組為單元的微治理，反映的是村民對小組的認同。這源自建立在長期共同生產生活基礎之上的地緣文化以及小組內部的利益勾連。

首先，村民小組是村民生產、生活互助的共同體。在Q村，村民小組內的家庭之間呈現原子化的關系，沒有形成以血緣為紐帶的互助網絡。生產上，小組成員之間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水利澆灌，如農忙時的搶水。因為小組內村民的土地一般是集中在一起，需以村民小組為單位，組織強壯勞動力去上游，將溝渠的直流堵截，使水可以順暢流到屬于該組的土地上。這個過程不是哪一戶可以單獨完成，而需要小組內其他成員的聯動與配合。生活中，鄰里互助的生活邏輯，促進了生活共同體的形成。此外，婚喪嫁娶中的辦酒席等家庭事務，也繞不開小組集體的互助與合作。

其次，低度的經濟分化將村莊精英吸納進村莊政治。Q村在村莊整治中，每戶得到的補助大體相當，相對拉平了村內經濟差距。整體上，村莊經濟結構均衡，經濟分化水平低。土地整治后，該村大力發展旅游業，為村民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村集體鼓勵村民從事旅游相關的經營活動，如創辦農家樂、租賃觀光自行車，吸引到了大批在外發展的人士回流到村莊。

在經濟地位相當的條件下，在村莊中獲得政治身份可以為村民長面子，凸顯其地位，于是吸引著村民參與進村莊政治。而村集體的兩委（黨支部委員會和村民自治委員會）崗位有限，能吸納的村民也有限，村小組中的政治身份便成為眾多村民退而求次的選擇。

三、小組治理有效的內在機制

那么為何小組治理在該村顯得有效？這主要得益于在小組內部建立起的規則形成機制和執行機制。

首先，規則的形成機制，為小組自治提供了空間。組內成立議事會負責小組決策，監事會監督決議的執行。小組內部的具體事宜，不是由小組長獨斷決策。在Q村小組內部，事關村民利益的事情都需要經過小組議事會討論才能執行，大型事宜如調地會，則需要召開組員大會投票決定。同時，監事會是小組內的監督機構，監督小組長對決策的執行力度與執行情況。

其次，規則的決策主體，成為小組治理的中流砥柱。議事會成員在村民小組內部屬于鄉村能人，得到村民的認可與尊重。如二組的五個議事會成員中，張某華（也是村議事會成員）上世紀七十年代當過村民兵連長，原為村民小組長，現在村內開辦屠宰場。李某平現為鎮人大代表，有在外承包工程，經濟條件較好。程某鳳，外嫁女，但是戶口沒有遷出本村，在本村經營大型農家樂。陳某雪，村內養豬專業戶，現在因養豬場被關停在外做小工程，屬于小組內部較早發家致富的一批。他們經濟條件較好，具有號召力，成為動員群眾的紐帶與標兵。

此外，規則的執行主體，發揮了帶頭表率作用。在Q村，小組長不會為自己謀私利。如該村四組一位黃姓村民，他是小組議事會兼村議事會成員，其弟弟的女婿在2012年9月從部隊轉業回家。女婿的戶口之前不在本村，退伍后想把戶口轉回本村參加土地流轉，于是央求黃某運用小組議事會成員的身份在小組議事會上多幾句好話。但黃某給予明確拒絕，最終導致他和弟弟私人關系破裂。在筆者調研訪談時，兩家關系還未緩和。小組干部在處事時講原則、守底線，為自己贏得了公信力。

最后，軟性的懲罰機制，為小組治理提供了有效的監督。在Q村，缺乏血緣關系支撐、原子化存在的家庭模式，其生產生活都依靠所在小組的幫扶。若村民不遵守村小組的決議內容，那么他和他的家庭在生活和生產上會受到組內的排斥，得不到來自組內的幫助。這種軟性的懲罰機制，使得個體在面對小組的集體力量時，需要遵守小組的決議。

而且，Q村公共活動空間較為發達，茶館、麻將館成為人們閑談交流的場所，個體若有對規則約束的不遵守，會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從而對個體形成壓力，在村莊休閑娛樂活動的參與中也會受到排斥。

四、政治穩定與村小組的有效治理

小組長任期的穩定既是小組治理的有效基礎，也是本地區小組治理的特色。

如下表所示，以Q村村民二組為例，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今，歷任小組長只有四人。筆者得知，其他村民小組組長的任職也相對固定。通常，只有小組長因不作為、謀私利而不被村民信服時，才會被換下。

小組長任職的穩定性，有助于其在小組內部形成穩定的政治威望與政治預期，本身也是小組政治有序、治理有效的結果。筆者在調研中發現，該村有穩定的政治精英群體。如二組原組長張某華，現為一組黨小組長，又是村內的議事會成員；原婦女主任，現在既是黨小組長，又是老年協會的核心負責人之一，還是村議事會的成員。從整體上看，Q村的治理主體人群較為穩定。

穩定的政治精英，為Q村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也獲得了村民的信任感。相較之下，那些精英重復更迭的村莊，難以獲得村民的認同感，政策執行也不具可信度。相比重復更迭的政治精英形成的陌生治理，Q村的治理主體是熟人治理。

簡言之，在Q村，小組治理細化了村民治理單元，利于化解當地鄉村整體治理的動員難題；同時，村民小組聯系群眾，回應了居民現實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