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宣布將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為期21天的全面封鎖，這是防止冠狀病毒擴散的，最強有力的國家措施之一。該決定標志著一個急劇的轉變。就在一周前，這個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國被視為一個神秘的反?，F象（mysterious anomaly），在這場致命的大流行中，它（相對來說）未受影響。但隨后，印度的確診人數很快趕上了其他國家。隨著禁閉的開始，該國確診病例的數量開始呈指數級增長，到3月28日增至933例。

盡管新德里果斷采取了行動，但人們擔心該行動為時已晚，太多的印度窮人和無家可歸者將面臨危險。世界衛生組織(WHO)早在3月11日就宣布由該病毒引起的COVID-19的傳播為大流行。當時，印度拒絕將本次疫情列為衛生緊急狀態，該國大部分地區的商店照常營業。即使到現在，整個印度的已檢測人數還不到3萬人，是世界上檢測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首席公共衛生專家，美國疾病動力學，經濟和政策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Dynamics, Economics, and Policy)主任拉馬納·拉克西米納拉揚(Ramanan Laxminarayan)預測，盡管實行了封鎖，但印度可能會在4月底或5月初達到大流行的高峰，屆時大約有100萬人需要進行住院治療和重癥監護。這就是災難可能發生的地方。在印度，每1000人只有0.5張病床(意大利的病床數量是印度的6倍多)，醫療支出僅占GDP的3.7%(美國醫療支出占GDP的17%)。與此同時，新德里撥出大筆資金，建造世界上最高的雕像，這是一種令人討厭的民族主義表現。

去年，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的首席部長約吉·阿迪亞納特（Yogi Adityanath），在過去幾年里該州有數百人死于腦炎，主要的緊急設施缺少必要的氧氣瓶的情況下撥出9100萬美元，用于興建印度神拉姆（Ram）的雕像。阿迪亞納特（Adityanath）表示，他的目標是建造一座雕像，比自由戰士薩達爾·瓦拉巴耶·帕特爾(Sardar Vallabhbhai Patel)還要高。耗資4億美元建造的帕特爾的雕像身高579英尺，于2018年由莫迪揭幕。

問題不只是長期以來的資金分配不當。甚至當莫迪于3月24日宣布封鎖時，也沒有提及人們將如何獲得日常用品，他的話引起了恐慌。在莫迪的演講結束之前，人們就大量涌向街頭。藥房里充斥著緊張的面孔；保持“社會距離”的建議很快就被拋之腦后。在超市里，焦急的家庭囤積著必需品。牛奶和雞蛋從貨架上消失了。但是，特權階層（印度為數不多的存在）正在向冰箱里塞入可以使用數周的商品，但該國的日薪工人和勞工正蜂擁而至，（往往赤著腳）趕到家鄉，有些人將嬰兒綁在背上，年幼的孩子哭著叫著。警察則因違反宵禁規則而無情地毆打他們。

在印度的金融首都孟買，約有300名移民工人擠在食品集裝箱卡車中，這樣他們就可以回到家里，免受揮舞著警棍的警察的監視。這些令人心碎的畫面——年輕男子汗流浹背，赤裸著身體，從幽閉恐怖的集裝箱里出來——成為了該國電視頻道的頭條新聞。

在鄰近的達拉維(Dharavi)，（亞洲最大的貧民窟，面積不足一平方英里內有著一百萬人口），當我問那里的工人，他們是否在保持著社會疏離時，工人們都笑了。在莫迪宣布禁閉令的第二天，我站在一間小茅屋外，試圖與人們保持一定的距離，在一間八個人擠在一起幾乎沒有呼吸空間的房間里，哪怕僅僅是談論社會距離，都讓人覺得那是在使用淫穢的語言。

甘希亞姆·拉爾(Ghanshyam Lal)是一名移民勞工，在孟買一家制革廠工作，靠每天3美元的工資養活一家八口人。他告訴我，他并不像關心餐桌上的食物那樣關心病毒。他還擔心他的妻子阿莎(Asha)，她在一家政府醫院接受透析治療，現在可能會被趕出醫院，給那些在新冠病毒檢測中呈陽性的富裕病人讓路。他說:“總理說不要走出你的房子是多么容易。“如果我一個星期不出門，我的孩子和妻子都會死?！?/p>

拉爾的擔心并非言過其實。在一個有2000萬人口的城市，政府醫院只有400個呼吸器和1000個重癥監護床位。

在孟買的Kasturba Gandhi醫院，醫生們告訴我，他們的鄰居已經疏遠了醫生的家人。該院接收了大量經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的患者。“我們在拯救生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輕醫生說:“但是我們在醫院外被當作賤民一樣對待，我們在醫院的衛生間里崩潰。”

3月22日，星期天，富有的印度人走上陽臺，敲打著器皿，慶祝全國宵禁。“莫迪，莫迪，”他們高呼著。但這是對民族主義的錯誤慶祝。這也突顯了該國的根本分歧。一方面，這個國家的中上層階級是精英，他們儲備了洗手液、芒果泥和磨碎的咖啡，并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愛國的自拍照。但是一個更大的下層階級，這個國家的窮人和掙扎者，正在與貧困作斗爭，他們沒有肥皂、水或廁所，生活在擁擠的貧民窟里。這些人非常容易感染病毒；對他們來說，保持社會距離是一種奇怪的特權。

印度的衛生保健和社會制度在對付這一流行病方面準備不足，而冷漠的執法部門對其人民使用野蠻的武力使這一情況進一步惡化。3月25日，當封鎖開始時，一名32歲的男子在西孟加拉邦外出為家人買牛奶時被警察打死。而當警察不去粗暴對待窮人時，他們就會對那些從一個州走到另一個州的民工漠不關心，這些民工在沒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下，餓著肚子試圖回家。他們的叫喊無人理睬。11歲的男孩拉胡爾·穆薩哈(Rahul Musahar)過去和父親每天收集廢品，本周他被轉移到比哈爾邦的一個政府醫院。穆哈已經三天沒吃東西了。他的母親已經懷上了第二個孩子，她拼命地養活自己和兒子。因為禁閉，過去只能掙一天的生活費的穆薩哈的父親，現在已經沒法給家里人提供一頓飯。穆薩哈從醫院回來就死了，不是死于病毒，而是死于饑餓——如果政府不立即采取措施，饑餓可能會殺死很多印度人。

印度能準備得更好嗎?上個月，當包括鄰國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對這種迅速蔓延的冠狀病毒發出警告時，印度卻因為在首都發生的血腥大屠殺而登上了全球新聞頭條，造成54人死亡，數百人受傷。而這一切都是由莫迪內閣的高級部長們的仇恨言論引發的。該市的警察在一旁待命守候著。當全世界都在囤積口罩和手套的時候，印度卻在忙于撲滅本國政府引發的“公共火災”。

成千上萬的家庭在新德里暴力事件中變得流離失所，他們的親人住在醫院里，他們的生計被毀，他們只能住在首都的臨時救濟營地里。然后，當這個國家突然意識到新冠肺炎的威脅后，這些營地突然被夷為平地。受害者們失去了所有幫助。

一個已經在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失業率上升，民族主義崛起和分裂的國家，現在必須應對一場流行病，這將給經濟帶來重大打擊。尤其是對于那些沒有醫療保健、缺少福利待遇或有能夠“依靠的安全網”（safety nets to fall back on）的所謂非正式工人而言，他們將遭受重創。世衛組織曾表示，印度在遏制大流行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畢竟，印度是占據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巨大國家。盡管新德里的封鎖決定已為時過晚，但它有可能將損失降到最低：取消所有形式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國內和國際航空公司，旅行和混合旅行將大大減少。但是，當政府作出像這樣大膽的一擊時，也需要同時為經濟和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提供療愈之手。接下來的幾周對整個印度都至關重要，尤其是對印度的窮人來說。

本文原刊于《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