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號房事件”帶來的反思

上周，韓國爆出集體性剝削案件“N號房事件”。“N號房”是2018年下半年開始在即時通訊軟件Telegram上開設的多個虛擬色情聊天室。以趙周彬（代號“博士”）等為代表的犯罪者通過威脅、恐嚇等手段向受害女性索要資料、照片、視頻，在聊天室發布，部分受害者遭受性侵、性虐待的視頻也被上傳。據韓國媒體報道，74名受害女性中還包括16名未成年人。與駭人聽聞的犯罪手法相對應的，是多達26萬的會員人數，注冊會員以比特幣的形式支付會費進入房間。

事件在國內被報道后，引發了大量的討論和爭議，主要集中在韓國社會文化土壤、普遍存在的性別對立以及技術是否助長了犯罪等幾個方面。就在對N號房此起彼伏的議論中，《新京報》3月28日發布了針對國內版“N號房”的調查報道，曝光了多家兒童色情網站，其中一家會員數達800多萬人，另一家三四分鐘就增加一個會員，由于服務器位于境外，網站涉事人員難以被找到，目前有關部門回應稱已經開始組織核查。在這樣的背景下，對“N號房事件”背后牽涉的諸多問題的探討更具有了現實意義。

韓國女性的困境

微信公眾號“橙雨傘”上周發布的“韓國‘N號房’事件：進入房間的26萬人，都是殺人犯”一文中，引用了事件曝光后韓國女性在社交網絡的一則發言：“韓國，好像是為了加害者而建立的國家”，其中所包含的對韓國社會的絕望不言而喻。

該文指出，近年來韓國屢屢爆出性丑聞，從張紫妍自殺案到到具荷拉被性愛視頻威脅自殺事件，“性別暴力就像海面下的冰山，看不見，卻越來越多，越來越重。”按照韓國人口計算，“N號房”的26萬會員意味著，大約100名男性中，就有一人參與了這一事件。

同樣是“橙雨傘”發布的“該譴責的，不僅是那26萬人”一文中，作者洪虹斌還提到，僅2017年，韓國警方就接到了超過6000起投拍色情影片的報案，韓國記者走訪首爾市內的公共洗手間，發現很多都被安裝了隱藏的攝像頭。2018年7月，有5.5萬名女性走上街頭參與游行抗議偷拍。

與此同時，韓國司法體系傳達出的信息卻是法律無法保護受害者。本欄目昨日發布的“‘N號房事件’何以發生：韓國法律悖論下的賽博犯罪”一文中，作者戴桃疆指出，韓國刑法對性犯罪的處罰力度不足，間接放任了犯罪行為的發生。韓國法律一方面強調對儒家倫理和性道德的保護，另一方面又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既不承認賣淫合法，又拒絕判定其違法，“這種曖昧態度在社會性道德層面制造了一個界限模糊的缺口。”

《人物》雜志日前發布的報道“N號房里的罪與傷”中的一個細節，可以作為司法不作為助長性犯罪的佐證：去年一名25歲的大學生第一次看到N號房后，沖擊之下選擇了報警，然而警察并未予以重視，此后該名大學生從舉報者漸漸變成了觀看者，最后變成了性剝削的主導者。

除了性犯罪相關法律的寬松，在豆瓣賬號“N記喪青”發布“韓國‘N號房’的性剝削和奴役是父權社會的共謀”一文中，作者薛秦還指出，直到12年前，韓國法律還明確捍衛父權的主宰，“其《戶主制度》下，男性是法定的家長，是家庭的主宰，女性是附屬。”男尊女卑的社會文化是滋生性別歧視與不公的土壤。

不僅如此，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也是性剝削的合謀。在薛秦看來，“N號房”的施害者在聊天室進行情色販賣牟取暴利，付費觀眾之所以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只是交了費用觀看正當的成人內容”，體現的就是消費主義的主張，“只要付了錢，就有權享受商品。”

厭女與恐男

韓國民意認為26萬名觀看者同樣是這起集體犯罪的共謀，民眾向青瓦臺情愿要求公開犯罪者信息和N號房注冊人員名單。然而認為觀看者無罪的男性不在少數，上面提到的認為自己支付了費用所以是受害者的韓國男性更是有意無視受害者遭到的脅迫，強詞奪理地認為上傳自己身體視頻的女性才應該受到處罰。這類歪曲事實的言論背后，是輿論場上愈演愈烈的性別對立。

侯虹斌在上述文章中將韓國社會廣泛存在的對女性的性剝削總結為日本作家上野千鶴子所說的“男性同性社會的厭女癥”。這種厭女癥是男人因群體尊嚴而產生的盲目從眾的厭女心理，這些男性為了獲得對自己的性別認同，將女性客體化、他者化，“把女人作為共同的祭品，是男性之間增進連帶感的一種儀式。”對于N號房和其他性剝削案件的參與者而言，他們追求的并不是性本身，“而是通過共同的性虐待和性羞辱，得到男性之間的認同和贊賞。”

她進一步舉例稱，去年11月反映普通韓國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公的電影《82年的金智英》上映時，在韓國電影評分網站上，女性觀眾打出了9.45的超高分，而并未觀看影片的男性網友卻打出了1.7的低分。電影的主演和支持原著的女性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脅。同月，韓國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20-30歲男性中，超過76%的人持“反女權主義”觀點；另一項針對全國1000名不同年齡的的男性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60%的20-30歲青年認為，“性別平等是制造社會矛盾的來源。”侯虹斌由此認為，N號房的26萬名會員其實是韓國男性的代表，而任何為之辯解的男性都是和他們站在同樣立場的厭女者。

與此同時，由于此次時間牽涉的人數之眾可謂前所未聞，有觀點表達了對于整體男性群體的恐懼，進而引發了對“男性污名”的討論。微信公眾號“書單”發布的“‘N號房’出現男性受害者：請聲討罪惡，而不是對立性別”一文就表達了這類擔憂。作者“書單君”一方面表示理解“恐男”的女性，因為她們一直生活在隨時可能被傷害的恐懼中，總是被教育通過自我保護避免被騷擾，另一方面也指出不應因此將炮火引向“所有的男性”。該文指出，“N號房事件”隨后又爆出了19名男性受害者，其中18個是10多歲的兒童和青少年，“性剝削事件的本質，并不簡單是兩性問題，而是權力問題。”

至于為什么網絡上的男性比現實生活中的糟糕，書單君認為存在“沉默的螺旋”，在小部分男性發表不當言論的同時，大部分男性選擇了沉默，而在犯罪事件中，保持沉默就是助長犯罪者的氣焰，“這種時候，男生不是作為一個男性，‘替’女性發聲。而是作為一個有良知，有道德的正常人，為自己發聲。”男性與女性絕非對立，應該理解彼此的環境、經歷和生活體驗，通過真誠理性的溝通去解決問題。

“檢票小哥，鵝”在公眾號“3號廳檢票員工”發表的“男性視角談N號房事件”就是打破沉默螺旋的一個范例。作者表示，“N號房”事件只是一個爆發型的樣本事件，這一性侵害案件本質是多年來積累的對女性的不公和污名的質變爆發，之所以在微博上引發劇烈的輿論反應，就是因為東亞范圍內女性群體都在面臨相同的困境，形成了跨國界的命運共同體。他站在男性的立場表示，在解決自己欲望的同時，要想想是否可能正在從別人的痛苦中獲得快感。他指出，N號房事件的直接誘因，是組織者和觀看者的思維方式都將女性的價值置于男性的欲望中，是用于被凝視、解決性欲和生育的。文章最后指出，男性應該約束自己對女性的“凝視”，約束對女性的意淫和冒犯，同時社會和男性都必須給予女性自我決定的權利。

技術是中立的嗎？

“N號案”事件中Telegram和比特幣的匿名性等特點，使得技術是否淪為了犯罪的幫兇也成為了討論的焦點之一。上文提到的戴桃疆在分析事件的成因時認為，科技在其中扮演的是最微不足道的角色。她指出，在互聯網時代，針對未成年人的網絡性犯罪已經成為愈演愈烈且無法根絕的世界性問題。而在“N號房”之前就已經存在基于即使通訊手段傳播兒童請剝削視頻的案例，而類似的性剝削還存在于各種視頻網站和社交工具中，不能單從匿名性和虛擬身份推導出技術使人突破道德底線。

不過，在公眾號“后生價值”發布的“從虛擬世界到加密房間：一樁事先張揚的強奸案”一文中，作者王笑哲表達了不同的觀點。文章介紹了網絡歷史上第一次（虛擬）性犯罪：1992年，在最早的網絡虛擬空間“蘭達姆（LanbdaMOO）”社區中，用戶全憑文字交流，一個名為“邦格先生（Mr.Bungle）”的玩家通過技術手段，將一段文字指令強塞給其他用戶，使其在公共屏幕上打出違背自身意愿的話語，從而完成了一次“虛擬強奸”，而受害人受到的傷害確實真實的。

王笑哲指出，蘭達姆的虛擬世界與加密通訊平臺telegram在形式上非常相近，主犯之一的“博士”趙周彬與當年的“邦格先生”在技術能力、教育背景和犯罪手段等方面也十分相似，只是從虛擬空間延伸到了現實世界。和Telegram在面對信息公開申請時的抗拒態度類似，蘭達姆事件發生時也有觀點堅持“技術無罪”不同意驅逐“邦格先生”。在僵持之中，“邦格先生”進入了房間，回答了行為的動機：“這是我稱之為思想極化的一次心理設置，正因為這里不是現實生活，快感才更加劇烈。不過是對我的現實存在毫無影響的一系列事件罷了。”這種心理和趙周彬在媒體鏡頭前的表現也有相似之處。而事實上，“邦格先生”背后也不是一個人，而是紐約大學某棟宿舍樓內一整個樓層的男生共用的賬號，和N號房的26萬觀眾類似，蘭達姆事件也是由一群人共同實施的。

文章還指出，N號房事件中的26萬參與者并沒有因為技術提供的匿名性制止犯罪，技術的便利只是精簡了性剝削的交易過程和共犯的脫罪成本。“互聯網技術與男權文化的合謀，似乎是一條無從折返的甬道……”

新冠病毒與資本流通

上周，Rob Wallace，Alex Liebman，Luis Fernando Chaves，Rodrick Wallace幾位學者在《每月評論》雜志發文，提醒人們認識到許多類似COVID-19的病原體來源于資本生產的前沿，要反思病原體溢出、傳播和全球資本流通的關系，并采取一種新的關系地理學的視角。

生態健康領域很多有影響力的人做了一份全球地圖（這些人部分是由高露潔和強生公司贊助的，這兩家公司一直在推動農業綜合企業主導的森林砍伐），基于歷史上爆發的疫病，暗示可能會出現新病原體的地方。地圖上的顏色越熱，那里越有可能出現新的病原體。但是作者認為，這個團隊的地圖（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區是紅色的最熱的地區）混淆了“絕對地理學”，錯過了關鍵點。只看疫情爆發的地區，忽略了影響流行病學的全球經濟參與者之間的關系。資本的利益支持土地開發，疾病在全球欠發達地區的爆發支持了讓原住民及其所謂的“骯臟”文化習俗承擔責任的觀點。食用獵物和家庭墓葬是兩種被責備的導致新病原體出現的習俗。而繪制一種“關系地理學”的地圖會將全球資本的主要來源紐約、倫敦和香港變成了世界上最嚴重的三個熱點。

同時，爆發區甚至不再由傳統政體組織。不平等的生態交換將最嚴重的破壞轉移到全球南方，已經擺脫了由單一國家主導的帝國主義，形成了新的復合體，農業綜合企業正在將其榨取主義的（extractivist）運作重新配置為跨不同規模領土的空間不連續網絡。例如，一系列基于跨國公司的“大豆共和國”現在遍及玻利維亞、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新的地理學體現在公司管理結構、資本化、分包、供應鏈替代、租賃和跨國土地合并方面的變化。這些跨越國界的“商品國家”（commodity countries）靈活地跨越了生態和政治邊界，并在此過程中產生了新的流行病。

今天在全球范圍內，人口從商品化的農村地區向城市貧民窟的大規模轉移仍在發生，但值得關注的還有以農村為目的的（rural-destined）勞動以及農村城鎮向郊區desakotas（city villages，在這些區地方，城市和農業形式的土地使用和定居并存并緊密混合在一起）或zwischenstadt（in-between cities，指存在于歷史悠久的城市中心和開放的鄉村之間的地帶）的迅速轉變。邁克·戴維斯和其他學者已經研究了這些新近城市化的景觀如何充當了本地市場和全球農產品流通的區域樞紐。一些這樣的地區甚至已經成為“后農業的”。結果，作為病原體原始來源的森林疾病動態不再僅僅局限于腹地。相關的流行病學本身已經轉變為關系的（relational），穿越了時間和空間。SARS從蝙蝠洞中逃出來，幾天后突然發現自己已經擴散到大城市的人類中。

這種“野生”病毒部分地受到熱帶森林的復雜性控制，但是熱帶森林的生態系統由于資本主導的森林砍伐而急劇地減少，而在城郊發展又面對公共衛生和環境衛生的不足。許多野生動物中的病原體與其寄主物種一起消亡，但也有一部分開始在易感人群中傳播。緊縮計劃和不完善的法規常常使城市更容易受到感染。即使面對有效的疫苗，最終爆發的疫情也表現出具有更大的范圍和動力學，更長的持續時間的特征。這些病原體曾經是當地的溢出（溢出指的是病原體從舊有種群庫傳染到新的宿主種群，比如從畜到人，至少有60％的新型人類病原體是通過從野生動物傳播到當地人類社區而出現的），現在是通過全球旅行和貿易網絡進行傳播的流行病。

在這種環境變化的背景下，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瘧疾和黃熱病等都已急劇轉變為區域性威脅。它們突然從本地溢出（在偏遠地區從野生動物傳播到本地村民）發展為感染了成千上萬的首都城市。在另一個生態學方向上，即使是通常和病害長期共存的野生動物，也正遭受反沖。它們的種群由于森林砍伐而支離破碎，新大陸猴（New World monkeys）已經和野生型黃熱病接觸了至少一百年，但它們的群體免疫力正在喪失，數十萬猴子死去。

各種來源的病原體通過商品農業從最偏遠的地方遷移到國際人口中心，在這個過程中新的病原體會滲入到封閉的農業社群中。相關的供應鏈越長，森林砍伐的程度越大，進入食物鏈的人畜共患病病原體就越多樣化（和外來）。來自人類活動領域的近期新興的和重新出現的農場和食源性病原體包括非洲豬瘟、彎曲桿菌、隱孢子蟲、環孢菌、埃博拉雷斯頓、大腸桿菌O157:H7型、口蹄疫、戊型肝炎、李斯特菌、尼帕病毒、Q熱、沙門氏菌、弧菌、耶爾森菌，以及各種新型流感變種，包括H1N1（2009）、H1N2v、H3N2v、H5N1、H5N2、H5Nx、H6N1、H7N1、H7N3、H7N7、H7N9和H9N2.43。

盡管是無意的，整個生產線都是圍繞加速病原體毒力進化和隨后傳播的實踐進行組織的。日益增長的遺傳單一文化——食用動植物的基因組幾乎相同——消除了免疫防火墻，這種防火墻在更多樣化的種群中可以減慢傳播速度。現在，病原體可以圍繞常見的宿主免疫基因型快速進化。同時，擁擠的狀況會降低免疫反應。較大的農場動物數量和工廠化農場的高密度有助于更大的傳播和反復感染。高通量是任何工業生產的一部分，可在谷倉和農場和源源不斷地提供更新的易感種群，從而消除了病原體限期進化的限制。將很多動物一起飼養會獎勵那些能夠最好地感染它們的菌株。將屠宰年齡降低（如雞降低至六周），可能會選擇能夠在更強大的免疫系統中存活的病原體。延長活體動物貿易和出口的地理范圍，增加了病原體交換的基因組片段的多樣性，從而增加了病原體探索其進化可能性的速度。

盡管病原體進化以所有這些方式向前發展，但是，即使是在行業本身的需求下，也幾乎沒有受到干預。這種趨勢趨向于減少政府對農場和加工廠的檢查，立法禁止政府的監督和激進分子的曝光，甚至立法禁止媒體報道致命爆發的細節。

高盛收購了雙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60％的股份，該公司是中國大型農業綜合企業的一部分，中國大型農業綜合企業收購了總部位于美國的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生豬生產商。高盛還以3億美元的價格，獲得了福建和湖南十個家禽養殖場的全盤所有權。它與德意志銀行一起投資了高達3億美元的生豬養殖。

從特朗普的種族主義“中國病毒”到整個自由派，民族主義的指指點點掩蓋了相互聯系的全球國家和資本高層。的確，系統的管理者可以從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起的大流行中獲利。2月中旬，五名美國參議員和二十名眾議院議員賣出了數百萬美元的個人持有股票，這些股票都來自在即將到來的大流行中可能受損的行業，盡管一些人還在公開宣布流行病不會帶來那些威脅。這堪稱殘酷的搶劫。

作者總結道，關于新自由主義的疾病出現（emergence）的一般理論包含以下考慮：

-全球資本流動；

-全球資本的部署破壞了區域環境的復雜性，后者可以致病性致病菌種群的增長；

-這帶來溢出事件的發生率提高，范圍增加；

-不斷擴大的城市郊區商品流通將這些新溢出的病原體從最深的腹地運送到區域城市；

-不斷增長的全球旅行（和牲畜貿易）網絡，以創紀錄的時間將病原體從上述城市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這些網絡如何降低傳播摩擦，為牲畜和人類中更大的病原體的進化提供更長的期限；

-缺乏工業化牲畜的現場（on-site）繁殖，取消了自然選擇作為提供實時（幾乎免費）疾病保護的生態系統的服務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為了避免出現最糟糕的后果，去除異化，必須放棄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將人類重新帶入地球的再生周期，并在資本以外的各種地方重新發現我們的個性化。將我們的生態與經濟重新聯系起來的想法不僅僅是烏托邦式的問題。必須保護森林的復雜性，避免使致命的病原體免于排隊直接進入世界的旅行網絡。必須重新引入了牲畜和農作物的多樣性，并在一定規模上重新整合畜牧業，以防止病原體的毒力和地理范圍猛增。要允許食用動物在現場繁殖，重新開始自然選擇，使免疫進化實時跟蹤病原體。總來的說，不能再把自然看作會被市場淘汰的另一個競爭對手，相反它是我們生存所需的一切。

是的，傳染病仍然是威脅，在人類歷史上，這是我們最大的過早死亡來源。但是，鑒于目前流行的病原體的難對付程度，以及幾乎每年都在發生的嚴重溢出，我們很可能在比百年休假（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來）更短的時間內面臨另一場致命的大流行。作者問，我們能否從根本上調整我們對待自然環境的方式、與這些感染休戰？

新冠病毒是女權主義的災難？

Helen Lewis在《大西洋》發文提醒，大規模流行病對男性和女性造成的影響是不同的。

當人們試圖對社交疏遠和在家工作感到高興時，提到的例子是莎士比亞和牛頓在英格蘭遭受瘟疫肆虐的時候做出了最杰出的工作，但是要注意到，他們倆都沒有照顧孩子的責任。莎士比亞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倫敦的劇院里度過，瘟疫期間，他的妻子和兩個成年女兒安全地住在沃里克郡的鄉村。而牛頓從未結婚，沒有孩子，大部分時間在劍橋大學，伙食和家務由大學提供。

大流行會放大所有現有的不平等現象（即使政治家堅持認為，除了眼前的危機之外，現在不是談論其他任何事情的時候）。在家里做白領工作比較容易；有薪水和福利的員工將得到更好的保護；與狹窄的公寓相比，在寬敞的房屋中進行自我隔離的工作量較小。但是冠狀病毒最顯著的作用之一就是將許多夫婦送回1950年代。在世界范圍內，婦女的獨立可能受到大規模流行病影響。

由于大部分正常生活被暫停三個月或更長時間，因此失業是不可避免的。同時，學校停課和家庭孤立使照顧兒童的工作從有償經濟（家庭、學校、保姆）轉移到無償經濟。冠狀病毒打破了發達世界上許多雙職工夫婦的狀態：我們倆都能工作，因為有人在照顧我們的孩子。取而代之的是，夫妻倆必須決定其中哪一個受到打擊。

研究2014年三個非洲國家的埃博拉危機，2015-6年的寨卡危機，以及最近爆發的SARS、豬流感和禽流感這些事件的學者發現，它們對性別平等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衛生政策研究者Julia Smith告訴《紐約時報》，在西非每個人的收入都受到埃博拉影響，但是男人的收入更快恢復到以前。還有學者稱，這種流行病的扭曲效應可能持續數年。

大規模流行病患者需要什么？照料。自我隔離的老年人需要什么？照料。孩子放學回家需要什么？照料。由于勞動力的現有結構，所有這些照料工作（無償勞動）將更多地落在女性身上。不僅僅在于女性履行護理職責的社會規范，也出于實用的考慮：“誰的薪水更低？誰更有靈活性？”根據英國政府的數據，在職婦女中有40％從事非全日制工作，而男子只有13％。在異性戀關系中，女性更有可能成為收入較低的人，這意味著當出現混亂時，她們的工作被認為是次要的。這種特殊的干擾可能持續數月而不是數周。一些女性的收入將永遠無法恢復。在當今的英國，四分之一的家庭由單親父母掌管，其中90％以上是婦女。關閉學校將使她們的生活更加艱難。

埃博拉疫情的其他教訓還有，停課影響了女孩的生存機會，因為許多人輟學了。少女懷孕率的上升加劇了這一趨勢。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上升。由于資源被轉移到其他地方，更多的婦女死于分娩。在埃博拉危機期間前往西非的研究員Wenham說：“衛生系統存在扭曲，一切都在爆發。并非優先的事項被取消，這可能會影響產婦死亡率或獲得避孕藥具。” 在這方面，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其統計數據令人震驚，黑人婦女的分娩死亡率是白人婦女的兩倍。

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最令人震驚的統計數據是，2013年至2016年爆發期間，死于產科并發癥的婦女多于傳染病本身。但是，這些死亡像現代經濟賴以運轉的照料勞動問題一樣，缺乏人們的關注，人們更關注流行病直接引發的問題。Caroline Criado Perez 在她的《看不見的女性》一書中指出，在寨卡和埃博拉疫情爆發期間2900萬篇論文被發表，但不到1％的人探討了疫情爆發的性別影響。Wenham發現新冠病毒爆發以來沒有性別分析的研究，她和兩位合著者開始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此外還有家庭暴力問題。英國慈善機構婦女援助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說，“人們擔心社會隔離和自我隔離將被用作施暴者強迫和控制行為的工具，并將切斷通往安全和支持的道路。”

作者認為，冠狀病毒危機將是全球性的、長期的，但是它也提供了機會。這可能是首次記錄了男女性別差異并被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考慮的疫病爆發。長期以來，政客一直認為兒童照料和老人護理可以被私人公民（主要是女性）”吸收“，從而有效地為有償經濟提供了巨大的補貼。這次大規模流行病應該使人們看到這種扭曲的真實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