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問題一直是引發中美兩國長期嚴重對峙并阻礙兩國關系正常發展的熱點問題。在相關研究中，國內外學者尤為關注美國軍事干涉臺灣政策的形成問題：為何1950年初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Harry S.Truman）和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多次公開表明臺灣不在美國遠東防御圈之內，但朝鮮戰爭爆發后杜魯門于6月27日公開宣布通過派遣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而對臺灣問題進行軍事干涉？對此，已有研究多遵循鄒讜提出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國內政治過程”研究視角，雖在具體結論與觀點上有所不同，但有以下共識：首先，傾向于將臺灣問題化約為此時美國對華政策——核心問題是要不要拯救中國國民黨——的一部分，由此討論重心主要聚焦于美國如何處理敗退至臺灣的國民黨這一政治問題；其次，在分析影響杜魯門政府對臺政策的各種因素時，聚焦于美國國內就對華政策問題展開的政治意識形態斗爭，即以艾奇遜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政治力量與國會“中國幫（China Bloc）”及其政府內部同盟者之間的斗爭；再次，傾向于將杜魯門政府此時的對臺決策加以理性化，這不僅表現為強調以艾奇遜為代表、以放棄國民黨為基本立場的現實主義政治力量頗為理性外，而且表現為普遍認為杜魯門政府在朝鮮戰爭爆發后“中立化”臺灣的行動是對冷戰加劇的一種自然反應。

成為主流的上述視角固然揭示了1948年至1950年臺灣問題產生過程中美國圍繞對華政策所發生的激烈國內政治斗爭及其巨大影響，但也因此遮蔽了其他重要問題，其中最大的不足之處是未能深入剖析杜魯門政府究竟如何認知臺灣的軍事戰略價值這一問題。約翰·加迪斯（John Gaddis）、艾倫·懷廷（Allen Whiting）、資中筠等國內外學者已發現上述視角忽略了下述重要事實：此時杜魯門政府在臺灣問題上最為關切的是臺灣對美國的負面軍事戰略價值，即擔心臺灣會成為蘇聯軍事基地而嚴重威脅美國與西方在太平洋區域的戰略安全。但遺憾的是，這些學者的研究并未充分解釋杜魯門政府為何會從1948年底開始關切臺灣的負面軍事戰略價值，也未對負責評估此事的美國軍方相關認知及其影響展開深入論述。但從歷史和現實角度來看，理解杜魯門政府究竟如何認識臺灣的戰略價值這一問題卻至關重要，因為無論是1950年6月27日杜魯門的聲明還是隨后美國有關臺灣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法律文件，它們所提出的美國介入臺灣問題的唯一理由就是臺灣對美國在太平洋的區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軍事戰略價值。有鑒于該問題的重要性和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已有研究較少關注的美國相關軍事檔案為基礎，并綜合其他歷史文獻，嘗試解答這兩個尚缺乏深入研究的問題：從1948年底到1950年9月，美國軍方究竟如何認知臺灣的軍事戰略價值？美國軍方的相關認知對杜魯門政府的對臺軍事干涉政策究竟產生了何種影響？

“弗里特伍德”大戰計劃與NSC 37系列文件的形成：美蘇大戰中的臺灣

臺灣問題首次成為杜魯門政府高度關注的國家安全事務發生于1948年11月初。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建議，杜魯門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安會”）要求負責美國軍事戰略謀劃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以下簡稱為“參聯會”）回答這一問題：“如果臺灣及其附屬島嶼被一個受克里姆林宮領導的共產黨主導政府所統治，這對美國國家安全具有何種戰略意義。”從美國軍事文獻來看，杜魯門政府之所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遼沈戰役（1948年9月12日）后不久就有此關切，主要是擔心臺灣的去向會對該政府此時首要戰略任務——制定未來美蘇大戰計劃——產生嚴重的不利影響。

自美蘇于1947年進入全面冷戰對抗后，如何應對可能爆發的美蘇大戰就成為杜魯門政府最為關切的對外戰略核心問題之一。美國雖壟斷了核武器并擁有優勢戰略力量（主要是戰略空軍），但戰后初期美國大裁軍令其常備軍力特別是陸軍遠落后于蘇聯，這令杜魯門政府產生了極大的危機感。為了能在決定美國命運的美蘇全面戰爭爆發前做好戰備工作，從1948年3月起，美國軍方的首要戰略規劃任務就是完成一項以美蘇可能在未來一年內爆發全面戰爭為前提的“近期緊急戰爭計劃（Short-Range Emergency Plan）”，以此作為美國備戰綱領并指導各大戰區加快軍事部署和完成戰時行動預案。參聯會承擔這一任務的聯合戰略計劃委員會（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簡稱JSPC）于1948年5月完成了代號為“曲軸（Crankshaft）”的第一個近期緊急大戰計劃。該計劃雖因對軍費的巨大需求以及陸海空三軍種之間在資源配置方面分歧嚴重而在政府、軍方與國會接連引發巨大震蕩，但對其盡快加以完善是此時美國軍政界的共識。就在遼沈戰役開始后不久，聯合戰略計劃委員會經過不斷修改，完成了最新版近期緊急大戰計劃“弗里特伍德（Fleetwood）”。

參聯會在制定這些近期緊急大戰計劃時，始終受制于美國全球防御需求巨大但美國常備軍力不足這一基本矛盾。美國軍方決策者決定，為占據道德優勢，美國不可利用其優勢戰略力量對蘇聯發動預防性核打擊，為此美軍只能采取戰略防御這一基本態勢而坐等蘇聯首先發動大戰。但美軍必須采取的戰略防御態勢又產生了一個始終困擾軍方領導人的根本性問題，即如何在美國漫長的全球防御圈上配置極其有限的常規軍力。該問題在遠東戰場規劃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以重視歐洲戰略地位的奧馬爾·布雷德利（Omar Bradley）為主席的參聯會認為，歐洲與中東（含近東、北非）在戰略重要性上要優于遠東，所以在制作大戰計劃時堅持美軍作戰與軍力配置應遵守歐洲第一、中東第二、遠東第三的優先次序。為此，參聯會壓制了麥克阿瑟關于遠東戰場與歐洲戰場同等重要的意見，遠東戰區司令部制定的代號為“火藥（Gunpowder）”遠東戰區作戰計劃遭到了大幅縮減。“弗里特伍德”計劃規定，兵力有限的遠東戰區不僅在美蘇大戰爆發初期不會得到任何增援，美國本土的后勤支持將會削弱，其下轄的美國駐關島海軍力量也將被調走；即使在美國戰略反攻階段，其部分空軍力量也會被抽走，以滿足歐洲和中東戰區的戰略反攻需要。

正是因為美國在遠東戰場投放兵力不足，“弗里特伍德”計劃對此時在中國內戰中看似占據軍事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寄予厚望。參聯會預測，一旦美蘇全面大戰爆發，擁有優勢陸軍的蘇聯在150天內可席卷朝鮮半島、中國東北及中國北方部分地區。而美國依靠自身海空優勢（美國駐華地面部隊甚至會撤出中國）和國民黨地面部隊，確保在遠東戰場完成以下兩個基本戰略防御任務：一是必須守住沖繩這個核心軍事基地，以便美國戰略空軍在大戰爆發后可立刻據此發動對蘇聯的最重要前期反擊行動即戰略核轟炸；二是依靠國民黨軍隊堅守白令海—日本海—黃海（即黃河以南）這一遠東（西太平洋）防御圈，為美國展開戰略反攻創造便利條件。由于臺灣遠在該防御圈之后，所以“弗里特伍德”計劃并未賦予臺灣以任何軍事戰略價值。麥克阿瑟雖反對參聯會對遠東戰場的忽視，但他并不重視亞洲大陸，強調美軍只掌握從阿留申、琉球、前日本管轄島嶼到關島的環島嶼鏈即可，特別是要守住沖繩與菲律賓的克拉克這兩個核心基地，并未給予臺灣以特別強調。這說明到1948年10月，美國軍方并不認為臺灣有何重要戰略價值。

但遼沈戰役所預示的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黯淡前景，迫使杜魯門政府重新審查參聯會和麥克阿瑟有關遠東防御圈的設想是否合理，特別是臺灣在國共之間易手會對美國的遠東防務產生何種影響，這正是杜魯門政府質詢臺灣對美國有何戰略價值的根由所在。而隨后參聯會與麥克阿瑟所給出的各種分析，也全部圍繞這一軍事戰略考量展開：如果人民解放軍控制臺灣，會對美國既定的遠東戰場規劃——特別是琉球和菲律賓這兩個關鍵地點——構成何種威脅？

持歐洲第一原則的參聯會在NSC 37文件（1948年12月1日）中答復了國安會的質詢。參聯會認為，臺灣雖可作為日本的食物和其他物資供給基地以及美國的軍事基地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戰略價值，但最為重要的戰略價值是負面性的，即不能落入蘇聯手中，“除非不讓克里姆林宮利用臺灣，否則我們預計戰時敵人就有能力以利于敵而不利于我的方式控制從日本到馬來亞這一重要海道，并會增強其延伸控制琉球群島和菲律賓的能力，而控制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都將產生嚴重損害國家安全的戰略后果”。

麥克阿瑟對參聯會的看法并無異議。1948年12月7日，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參贊法耶特·J.弗萊克瑟（Fayette J.Flexer）代表國務院就臺灣的軍事價值問題秘密咨詢麥克阿瑟時發現，“麥克阿瑟并不認為美國有必要或打算要在臺灣建立基地。他的關切與國務院一樣，認為應當不讓俄羅斯——可能還有其他非中國的大國——在臺灣建立基地或者利用島上設施”。麥克阿瑟強調，如果蘇聯掌握臺灣則會對沖繩構成重大威脅，“如允許不友好的大國掌握臺灣，將會導致我們整個東亞防御圈的破裂。我們由沖繩構成的突擊部會立刻受到持續威脅，并會變得難以防守或者危不可靠”。

盡管參聯會與麥克阿瑟肯定了臺灣具有一定的戰略價值，但杜魯門政府的關切與軍方的論證存在下列嚴重問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杜魯門政府的關切完全是以人民解放軍奪取臺灣后會將其交給蘇聯作為軍事基地這一假設為基礎，但弗萊克瑟當時就已敏銳地意識到，此假設可能只是一種錯誤的妄想，“同時應注意的是我們都沉湎于這一假設而不自省：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會主動邀請蘇聯在中國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但這種情況真的會出現嗎？”其次，正如麥克阿瑟向弗萊克瑟抱怨的那樣，美軍之所以感到沖繩會受到臺灣的威脅，部分是由參聯會自身遠東政策的缺陷所致：由于參聯會不愿簽訂對日和約并輕視遠東戰場建設，遠東司令部不能合法、充分地開發沖繩的軍事能力。再次，麥克阿瑟在此次談話中還進一步承認，即使是從沖繩所受威脅的角度來看，臺灣也并非獨一無二，因為中國浙江北部也可對沖繩發動同樣的空中打擊。

因為都承認臺灣只具有有限的負面戰略價值，所以參聯會與麥克阿瑟都不愿動搖美軍軍力配置的基本原則，即不能將寶貴的有限軍力用于并不具備絕對戰略價值的臺灣。參聯會雖未排除一旦情況有變——即美蘇爆發大戰——美國對臺灣進行直接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但為避免動用重大軍力而反對此時美國采取公開軍事手段阻止人民解放軍進攻臺灣。參聯會的建議是僅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來確保“臺灣當局對美友好并排除共產黨對臺灣的控制”。但參聯會與麥克阿瑟此時都回避了另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如果非軍事手段不能奏效，美國應當如何處置臺灣？

中國解放戰爭的迅速發展很快令美國軍方的不軍事干涉立場出現動搖。1949年1月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結束后，人民解放軍南下渡江并進而武力攻臺的態勢十分明顯。此時杜魯門政府內部出現了將美國駐青島海軍重新部署至臺灣以便震懾人民解放軍的建議。這無疑是1950年6月27日美國軍事干涉臺灣行動的最初來源，但此時遭到了國務院的反對。國務院認為當前美國“并未耗盡所有政治可能性”，并懷疑美國能否通過在臺海駐軍應對人民解放軍。在系統表達其看法的NSC 37/1文件（1949年1月19日）中，國務院不僅未將軍事震懾列為政策選項，還從政治和可行性的角度反對以下兩個后來被不斷提起的軍事行動選項：通過與國民黨政府達成協議或在國民黨政府垮臺后，由美國根據日本投降的相關條款直接派軍占領臺灣；或從國民黨政府那里獲得美國在臺治外法權和基地權。但國務院并不確定非軍事手段是否奏效，所以根據其要求，國安會指令軍方再次認真考慮：如果政治經濟措施無效，“軍方是否認為臺灣對美國國家利益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們準備贊成美國為阻止事態的發展而發動戰爭？”國務院也再次咨詢了麥克阿瑟的意見。

在NSC 37/3文件（1949年2月11日）中，參聯會坦承從美國全球軍事戰略來看，臺灣并不具備冰島那樣的絕對戰略重要性，因此建議即使經濟和外交手段無效，美國也不宜對臺灣作出任何公開軍事承諾，以免不得不在臺灣動用大批軍隊而令美國“反而不能應付其他地方出現的更重要的緊急情況”。但參聯會支持被國務院否定的軍事震懾措施，即在不影響美國既定的全球軍力部署的前提下，僅將少量軍艦停靠在臺灣并進行有限的岸上活動來震懾人民解放軍。不過，參聯會回避了另一個隨之產生的重要問題：如果軍事震懾措施無效，美國應當如何行動？2月3日麥克阿瑟在接受國務院咨詢時，雖堅信臺灣落入人民解放軍手中會成為蘇聯軍事基地并繼續抨擊參聯會對遠東的輕視，但也未提出任何行動建議。

美國國務院也擔心臺灣成為蘇聯的軍事基地，但相比軍方始終無法拿出清晰可靠的具體措施，艾奇遜提出的以分裂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為目標的“楔子戰略”就顯得極具說服力，因為美國如果利用蘇聯在新疆、東北的特殊權益問題而在中蘇兩黨之間打入楔子并令中蘇分裂，則臺灣必然不會成為蘇聯進攻美國西太平洋防御圈的軍事基地。為此，國安會在1949年3月1日的NSC 37/5文件中決定不向臺灣各港口派駐軍艦，但也指出“本結論并未排除這一點——在臺灣局勢的發展證明有必要時，對這一可能的行動方針進行重新檢討”。至此，杜魯門政府內部就對臺灣問題不進行軍事干涉達成暫時一致。

從“吊球”計劃到NSC 37/9文件：1949年軍方有條件棄臺立場的確立

到1949年中，美國軍方不軍事干涉臺灣問題的立場由于下列因素的影響而再度動搖。首先，國共內戰的進展以及美國軍方對未來美蘇大戰遠東戰場規劃的調整，令美國軍方認定臺灣的軍事價值有所上升。作為對“弗里特伍德”等近期緊急美蘇大戰計劃的補充，1949年5月6日，參聯會批準了下屬特別委員會于4月22日完成的、以1955年美蘇有可能爆發全面戰爭為基本設想、代號為“吊球（Dropshot）”的中長期美蘇大戰計劃。“吊球”計劃仍繼續堅持美國應采取戰略防御基本態勢和歐洲第一這兩大基本戰略原則，但對遠東防御圈作出了重大調整：從原來的白令海——日本海——黃海一線變成了白令海峽—日本津輕海峽（Tsugaru Strait）—日本海—中國東海—中國華南一線。這說明美國軍方已根據中國解放戰爭的進程放棄了在未來美蘇大戰中依靠國民黨軍隊守住黃河一線的想法，但依然希望國民黨政府至少到1955年仍可守住華南地區和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沿海島嶼。軍方的上述調整無疑將臺灣直接劃入未來對蘇作戰的前線，由此提升了臺灣的軍事戰略價值。

其次，美國海軍作戰部調查發現，由于當地氣溫與水文限制，沖繩難以成為一個可全年運作的海軍基地，美國要確保其在遠東對蘇聯的戰略打擊能力，就需要繼續控制日本本島上的橫須賀基地。但軍方的上述戰略需求能否實現則因杜魯門政府決定簽訂對日和約、結束日本被美國占領狀態而變得未知。沖繩與橫須賀基地的這些法理性和自然性缺陷抬升了臺灣在參聯會眼中的戰略價值。參聯會在1949年6月15日的NSC 49文件中警告國安會：“若美國在日本主島上獲得基地這一點被證明是不可行或不可能的，則沖繩或琉球其他島嶼基地以及美國在太平洋或近太平洋的基地將不能滿足我們的基本需求。即使對日和約生效，保存我們在西太平洋的基地體系——不包括日本主島——仍將具有最大的戰略重要性，而阻止臺灣被不友好國家控制的戰略需要則會上升。”

軍方態度的變化令杜魯門政府不得不再次考慮對臺進行軍事干涉的問題。1949年7月，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司長喬治·凱南（George Kenan）曾以個人建議的形式提出一個激進方案：首先或策動其他國家建議聯合國對臺灣進行戰略接管，或由美國宣布《開羅宣言》無效，然后美國以接管為借口獨占臺灣。由于凱南要求動用美國大批部隊，國務院在NSC 37/6文件（1949年8月4日）中要求參聯會再次回答下列問題：（1）臺灣戰略價值究竟如何？（2）如美蘇未發生大戰，而無美國軍事干涉，臺灣和澎湖列島遲早會被人民解放軍控制，參聯會是否覺得臺灣及澎湖列島值得美國動用軍隊加以占領，無論國民黨政府是否同意美國如此行事？

一旦涉及需要動用美國有限軍力這一敏感問題，剛在NSC 49文件中鼓吹臺灣對美戰略價值上升的參聯會立刻退縮。它在NSC 37/7文件（1949年8月22日）中反對凱南的建議，因為無論國民黨政府是否同意，美國的接管行動都將是一次重大軍事行動。參聯會認為這意味著美國將把有限的兵力用于戰略價值有限的臺灣，從而“不能應對在任何地方可能出現的更嚴重的緊急情況”。

經過幾番辯論，參聯會逐步明確了其立場是有條件棄臺，也就是如果沒有美蘇大戰則不可動用美國重大軍力進行直接軍事干涉，這在1949年9月14日完成的“弗里特伍德”計劃最新修訂版中闡述得非常清楚。該計劃特別承認，“美國在中國和臺灣的利益雖重要到需施加恰當的政治經濟壓力來維持美國的控制，但對美國的安全并未重要到需要采取軍事行動”。據此，該修訂版計劃對遠東戰場的規劃調整如下：從遠東防御圈中將中國黃海刪掉，認為遠東防御圈的進一步修改需等到“臺灣和東南亞絕大多數地區被共產黨部隊占領后”才能完成。但該計劃強調美國會在下述情況下改變棄臺立場：“臺灣的未來是一個關鍵因素，如果（中國）共產黨積極控制該戰略島嶼，并與蘇聯的關系緊密到會讓蘇聯在臺灣獲得基地權或開發該島，則我們的戰爭計劃需要修改。”隨后，國安會批準的NSC 37/8文件（1949年10月6日）正式采納了參聯會的有條件棄臺立場。根據1950年底臺灣有可能被人民解放軍奪取的預估，NSC 37/8文件強調臺灣在軍事和政治重要性上均未達到美國需要進行軍事干涉的程度，所以美國僅限于采取外交和政治手段防止人民解放軍奪取臺灣。

新修訂的“弗里特伍德”計劃對遠東防御圈規劃的調整令東南亞大陸成為對蘇作戰的前線，這又產生了另一個問題：臺灣對于美軍在東南亞防務的戰略價值如何？1949年11月初，麥克阿瑟下轄的遠東空軍司令部在一份關于臺灣軍事形勢的報告中警告美國空軍司令部，如美國不提供必要援助，當前已大量移防臺灣的國民黨空軍則會由于普遍的幻滅感而有可能向人民解放軍主動投降；一旦這支空軍力量落入人民解放軍手中，則會改變整個南亞和東亞軍事力量的既有平衡。此份報告立刻引起已經在遠東處于劣勢的美國陸軍的不安。12月6日，美國陸軍參謀長J.勞頓·柯林斯（J.Lawton Collins）向參聯會提交一份備忘錄，強調在當前局勢下，參聯會有必要重新評估臺灣的戰略重要性和美國對臺政策并將之作為具有高度優先性的事務，以便能作出一個迅速的、積極的、從軍事角度看可阻止人民解放軍奪取臺灣的行動方針。柯林斯雖不認為此前軍方否定向臺灣派出重要軍事力量的條件已發生變化，但建議參聯會考慮采取其他軍事措施。12月12日，柯林斯更針對遠東空軍司令部的警告，贊同遠東司令部和太平洋司令部為此采取反制措施，并要求參聯會出面提供幫助或協調。

陸軍與空軍兩大軍種的聯合要求立刻在軍方內部產生反響。鑒于此時國民黨已棄守中國華南地區，1949年12月19日修訂完成的新版“吊球”計劃將美國遠東防御圈明確為東南亞大陸—中國南海—中國東海—日本海—津輕海峽—白令海—白令海峽—北極一線，并強調臺灣具有相當大的戰略價值，要求美國爭取到1957年仍將臺灣留在美國防御圈之內。為實現此目標，參聯會在NSC 37/9文件（1949年12月27日）中向國安會提出：首先，考慮到“對臺行動是抵抗共產主義擴大在東亞的控制這個整體問題中的一部分”，美國應制定出一個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全盤計劃；其次，參聯會雖仍堅持不直接軍事干涉的立場，但建議進行間接軍事干涉——向臺灣提供軍事援助。

相比此前的NSC 37系列文件，NSC 37/9文件反映了此時美國軍方對臺戰略價值的判斷發生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變化：首先，此前美國軍方主要從純軍事角度考慮臺灣對美國遠東防御圈的戰略價值，但現在又將防御臺灣問題與防止東亞共產主義擴張這一意識形態問題捆綁在一起；其次，此前美國軍方僅考慮臺灣對遠東防御圈中的沖繩與菲律賓的威脅，但現在將關切范圍擴大到東南亞。這些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此前軍方對臺灣戰略價值的看法和立場，這令正積極推行“楔子戰略”的艾奇遜十分不滿。為此，艾奇遜于1949年12月29日與軍方就臺灣問題展開激辯。在艾奇遜的反復逼問下，軍方領導人被迫坦承臺灣對美軍事價值有限，不僅比不上韓國，而且對沖繩基地來說，發起進攻的敵對空中力量究竟是從中國大陸還是從臺灣起飛差別不大。軍方還承認艾奇遜從分裂中蘇的政治戰略角度對臺灣問題的考慮更勝一籌。軍方此次辯論失利令1949年12月30日NSC 48/2文件再次明確了不進行軍事干涉（包括軍事援助在內）的基本立場，并強調即使外交與經濟手段都不能阻止人民解放軍奪取臺灣，但“當前我們的軍事力量與我們全球義務之間的差距依然存在”，美國所能做的只是想方設法加強在菲律賓、琉球和日本的整體地位。

但美國政壇就是否應軍事干涉臺灣問題的爭論并未就此結束。此時要求美國動用海軍保護在臺國民黨的“中國幫”從一份被泄密的國務院秘密備忘錄中獲悉，國務院正在展開一項反擊臺灣具有“特殊軍事重要性”或丟失臺灣將損害美國戰略利益這些“錯誤印象”的宣傳運動。對此，十分憤怒的“中國幫”立刻對民主黨政府展開猛烈抨擊，導致美國兩黨一致的外交基本原則出現動搖。為了徹底解決國內外圍繞臺灣問題展開的各種紛爭，白宮于1950年1月5日發表了一份由國務院起草的公開聲明，除否認美國對臺有任何特權或基地權企圖或將向臺灣提供軍事援助和顧問外，更公布了“當前并無任何利用美國軍隊干涉的意圖”這一有條件棄臺立場。當天，艾奇遜在與“中國幫”代表會談時，坦承美國目前在臺灣問題上只能二選一：通過公開軍事干涉而直接將臺灣納入美國保護之下或者準備接受臺灣的“崩潰”。艾奇遜專門強調，政府之所以決定不進行軍事干涉，除有相關政治和外交考慮外，更因為軍方承認臺灣對美國并無絕對的軍事戰略重要性。不過艾奇遜也表明白宮的聲明是有條件的：“如在不太可能和令人不滿的事件中，美國的部隊在遠東遭到攻擊，則美國有完全自由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行動以保衛其安全。” 有鑒于此時美國在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沒有駐軍，艾奇遜此處所指的美國在遠東部隊遭到襲擊肯定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攻臺灣，而是來自蘇聯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進攻。

隨后軍方也表態贊成艾奇遜的看法。1950年1月25日，國防部部長路易斯·約翰遜（Louis Johnson）和參聯會主席布雷德利向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解釋：“美國并不需要臺灣作為執行任何進攻性戰爭的基地，其戰略重要性在于落入潛在敵人的手中。這僅是意味著如果人民解放軍奪取臺灣，則俄國會在那里建立基地并威脅到我們在太平洋從日本經琉球到菲律賓的生命線。”他們警告說，美國如進行軍事干涉，則不得不出動大批美軍，甚至要冒與中國發生戰爭的風險。軍方的表態令叫囂最激烈的“中國幫”議員也承認，臺灣并不值得美國軍隊進行大規模調動，更遑論與中國發生戰爭。

軍方的正式表態至少暫時彌合了兩黨的分歧，隨后1950年1月12日艾奇遜在有關美國遠東防御圈的著名演說中，公開將臺灣（還有朝鮮半島）排除在該防御圈之外。杜魯門也依據軍方的看法，于2月4日安撫菲律賓總統艾爾皮迪奧·基里諾（Elpidio Quirino）無須擔心解放軍奪取臺灣，因為在駐菲、駐沖繩和駐日美軍的聯合鉗制之下，臺灣即使落入解放軍手中，也不會對菲律賓構成威脅。不過美國軍方并未放棄考慮另一種可能的情況下美國的行動方針：為避免美蘇大戰發生時臺灣落入蘇聯手中，參聯會于1月26日決定將一項以此為目的的緊急作戰計劃的有效期延長到1951年。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1期，原題《美國對臺灣軍事干涉政策的形成：杜魯門政府的戰略認知及其影響（1948—1950）》，作者姚昱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周邊國家研究院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