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馮強

我是一名心理醫生，是一名來自上海、前往武漢進行救援的心理醫生，有幸和我們上海市東方醫院國際應急救援隊成員一起55人在疫情最艱難的時期進駐武漢，到了武漢之后才知道我們需要進駐最大的方艙醫院武漢客廳。

其實一開始我也是不太清楚，需要做什么工作，我的印象是主要是呼吸的危重癥病人可能需要呼吸內科的醫生和急診科醫生，心理醫生也許就是會診或者給與醫護進行一些心理干預。果然剛開始的時候，雖然這里是武漢最大的方艙醫院，但是我們應該是比較早來的。所以要經受第一批病人的“沖擊”，因為醫生不夠，所以我就被征召為內科醫師負責收治進駐方艙的病人。很快的病人就把A廳住滿了，第一次夜班就是在A廳。我覺得這次需要過的，就是自己的這一關，還記得在從上海到武漢的高鐵上，乘務員告訴我們車上面有到武漢的乘客，我們感覺都很緊張，一到武漢站就覺得更加緊張 下來之后就很局促，直到一位武漢的大姐，準確的說是一個站臺工作人員，熱情的帶著我們走到出口處，還和我們寒暄著，頓時覺得沒有那么緊張了，放松下來了。

還記得我們全隊坐車公交車從車站到酒店的路上，繁華的燈光和空無一人的街巷形成反差，高架上的限行桿讓人更加覺得這個被封住的城市正在面臨著史無前例嚴峻的考驗。我們坐在公交車上面有點興奮而又有點緊張，有的隊員還問師傅這個公交車消毒沒有，師傅會告訴我們每天都在消毒，在下車的時候，師傅還給我們舉了一個躬，謝謝你們老保護武漢人民，我心理一暖，一份感動、一份責任。這個昔日熟悉，而今面臨磨難的地方，我的內心很復雜。

一到這里就聯系了我的大學同學，他是泌尿外科的，很好的哥們，上來就問我你專業不對口怎么來了！幾分擔憂，更多的是被病毒阻擋而不能相見的遺憾。對于我參加的一次最大的救援項目，當然這也是我參加救援隊之后的最大的一次出征，所以還有有一定的困惑，不知道究竟如何在救援中體現自己的專業能力。所以一開始被征召為內科醫師，和大家一起進倉管理病人的第一天是夜班，記得那天入倉就已經凌晨2點了，病人們都入睡了，然而需要過的是自己這關，此次疫情狙擊戰不同尋常，以往的救援行動是在自己沒有危險或者是危險都在明處，這次不一樣，病毒是一個看不見也不熟悉的敵人，我們需要身處其中預期戰斗，所以首先克服的就是自己的恐懼，因為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傳染性和致病性比較強的病毒，目前來看是主要侵蝕人們的呼吸系統，目前尚沒有有效的抗病毒藥物和疫苗，加之媒體上面的各種信息，我們會產生大量的恐懼。

我花了一些時間去克服這種恐懼，我記得剛來武漢的時候，很關注疫情和病毒的信息，發現有不少關于醫生和護士大無畏的抗疫精神，也有普通的老百姓溫馨的言語和貼心的行動，但是同時也會有不少負面的信息，情緒會很不穩定，就像一個演員一樣，有的時候痛苦流涕，有的時候憤怒無比，感覺自己成了“戲精”情緒大起大落。我決定不再“心懷天下”，不再看新聞了，也不再看電視了，一心只看“東西湖方艙”里的“街坊鄰居”！在方艙內，我也努力的反思自己對于病毒的恐懼，一開始比較排斥病人，和病人保持很遠的距離，并且不愿意和病人說話，總覺得病人身上的病毒會飛到或者鉆進我的衣服里面。慢慢的就會覺得這個可能很可笑，尤其對于我這個“心理醫生”如果不克服會與病人的恐慌和“嫌棄”，那怎么去進行談話治療呢！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我就開始思考我們的防疫措施，比如穿脫防護服和護目鏡與面屏，這個具有保障的方式是我們對付病毒很重要的措施，我們需要防的是病毒而不是病人。

很重要的一次記得是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邀請我去聽的背景院感專家進行的一次院感科普，她說我們國家衛健委的防護建議是按照對醫護保護的最高的標準進行的，而其實最重要的環節是手衛生和戴口罩。從那開始我覺得我的“心理障礙”就解開了。對于真槍實彈的危機干預，我真的是一個“新人”，在這方面的確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讓我感覺到我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因為我是我們醫院救援隊的唯一的一名心理醫生，獨自開展心理救援開始比較困難的，好在開始的階段，我的導師趙旭東，和東方醫院的孟馥書記，還有我們心理科主任康傳媛和所有同事給了很大的支持，成立了導師后援團，給了很多的意見和支持，包括介紹記者進行采訪。

我覺得和記者的交流也會有很大的收獲，在交談的時候和采訪的時候都會啟發我思考的一些問題，比如，在方艙醫院的心理救援工作和普通的醫院心理科工作的區別，就是和記者進行交流的時候，突然思考出來的，發現在方艙的工作中，更需要“主動出擊”，不是僅僅在門診那里“守株待兔”式的工作模式，而是需要聯系醫生、護士、社工甚至病友，去發現需要心理救援的對象，主動的進行干預。所以后來我思考出一種線上線下結合的模式，所謂線下模式就是在每次艙內見病人，進行精神科會診或者心理干預；而線上就是在微信平臺或者熱線電話進行心理干預和精神科會診工作。而同時這兩者是可以進行結合的，比如在方艙內就把自己的工作微信和工作電話告訴醫生和護士，然后張貼在病房固定的地方，比如圖書角。因為每次我們在艙內的時間是6小時，所以在我們不再艙內的時候，如果病人需要可以通過線上進行緊急的聯絡，同時也可以在下次入艙的時候對于需要的病人進行隨訪查房和干預。這樣就有機的把線下心理救援和線上心理救援整合在一起了。

之后我們在成立了方艙醫院心理干預小組，特別是有了國家的批文之后，我們就有了行政上面的支持，不僅我們后方的導師和醫院的專家團隊進行支持，而且還有武漢當地的精神衛生力量，比如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湖北省精神衛生中心，以及華中科技大學附屬武漢心理醫院的專家進行技術支持和指導，并且還有衛健委的專家現場指導。這些資源都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幫助。讓我們的工作形成一個機制，有了制度和技術上的支持。

從2月13日開始，我們的心理工作組成立后，基本上我們的工作模式就穩定下來了，我們3個來自不同地區的精神科醫師輪流進艙。這個時候我感覺比較的舒服，因為終于可以干自己的“老本行”了，也就開始有了更多的體會，每次進艙事先都會收集很多重點病人，然后挨個逐一的干預，大多數是睡眠不佳，焦慮情緒比較明顯，以及很多的不明原因的軀體癥狀；常見的問題是換到這個很大的“集體宿舍”睡眠不適應，記得一位女士提到自己的丈夫本來在家中隔離，自己核酸陽性，就先到武漢客廳方艙醫院來了，它最初是想要丈夫和她一起來的，但是隨后丈夫也被診斷為核酸陽性，就去了另外一家方艙醫院，她說自己在家很認床的，并且很多事情都是丈夫在操心，自己現在一個人在方艙什么都不方便！在她的言語中聽得出對丈夫的埋怨，更聽得出夫妻感情的依賴，她是一個受寵的女人，被愛的妻子，病毒強行的把他們拆開了，這個失眠反映了她對丈夫的愛和依賴。還有就是“身體的恐慌”，記得有一位阿姨，她很不安，總是覺得自己狀態不對，心臟跳得厲害，呼吸變得不通暢了，肚子也經常變得不好，吃不下飯，見到我的時候很緊張的問我，她是不是變成重整肺炎了，需要轉院治療，需要補液，不能吃的下飯，需要吃碗面條！說著就傷心的留下了淚水，馬上又會問我，流眼淚會不會被感染，周圍很多的重病人，是不是都很危險住在方艙里面會被交叉感染。這一連串的“十萬個為什么”讓我也變得緊張了起來，不斷的和內科醫生確認，她的狀況，之后得知她的血氧和各項指標都比較穩定，就是情緒“不太穩定”，所以我確定她這些表現是焦慮的反應，這疫情點燃了她內心焦慮的火苗。

我留下了我的工作微信給她，讓她不僅在每次進倉的時候都可以和我么心理醫生交談，而且在需要的時候也可以在我們不在的時候微信聯系，果然這位阿姨很“熱情”，經常和我微信聯系，不僅和我聯系，還和另外一位心理醫生石醫生電話聯系，每次聽著她一開始緊張焦慮的語氣“馮醫生，我怎么辦，你要救救我”，到談了之后安心的說“謝謝你了，耽誤你了這么長時間，你也休息休息”，我就安心了不少。考慮到她目前的焦慮癥狀比較明顯，不僅精神焦慮的癥狀，也存在軀體焦慮的癥狀，所以我們干預小組成員談論后，決定給她服用抗焦慮藥物。目前她已經符合出院標準出院了，在隔離點居住，盡管也有焦慮，但是我們始終保持著微信的聯系，時不時的溝通她吃藥后的反應以及對自己的擔心，但是更多的是聽她講一講自己之前“英雄事跡”！

還有就是一個對母子給我的印象深刻，他們是一起住進來的，住在一個艙內，也許這一點是很多病友比較羨慕的，但是他們有著自己的“擔憂”，他們一家五口人全部在隔離，先后發現母親和兒子核酸陽性，之后住在一起的還有懷孕媳婦和父親，還有一個4歲的孫女全部要求隔離，兒媳婦需要到隔離點集中隔離，父親在家中隔離，4歲的孫女的由大姑姑帶著在酒店隔離。但是不幸的是在去隔離點的過程中，媳婦突然早產了，就緊急的住進了醫院。

這對母子很緊張、很恐慌，我記得第一次見到這位母親，自己記得睡不著覺，也不敢給家人打電話，一提到媳婦就心慌胸悶頭暈，同時也擔心自己的兒子，怕自己的兒子也熬不住，這位媽媽都沒有功夫擔心自己，兒子也是很緊張，坐立不安，他說現在媳婦已經生了，都還平安，但是沒有人照顧，只能吃方便面，這樣的情形我相信誰都會坐立不安的，所以我覺得這個雖然是焦慮癥狀，但是絕不是焦慮癥，因為如果把每個人擺在這樣的位置上面，我相信不會比這好很多的，所以心理救援和心理治療的區別就是，心理救援面對的是普通人群在極端情形下的心理困境，而心理治療是在正常環境中的異常心理狀態。

所以我建議他們可以打電話，聯系家人，同時聯系社區和醫院，看看目前的狀態，因為擔心的內容總是最壞的結果，也許現實情況不至于那么糟。所以鼓勵這位母親拿起電話打給自己的老公和兒媳，兒子主動去聯系妻子的醫院和社區。

當我第再次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告訴我，媳婦目前還不錯，在醫院里面醫生和護士都比較照顧，并且社區的工作人員已經送去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他們安定了許多，母親也會告訴我她自己的擔心，因為4歲的孫女一直都是跟著她一起生活的，擔心她的大姑照顧不好她，并且很想念孫女。也看到了兒子在一邊玩起了游戲，這時的我不會擔心他會不會成為網癮，而是為他找到了一個舒緩自己壓力的方式而欣慰。在我的心理干預過程中，最令我難過的就是那些在疫情中喪親的病友們，他們同時背負著喪親的哀痛和病毒的折磨，真的是負重前行的人，沒有理由不給他們一個抱怨的機會，一次次哭泣的釋放，甚至是憤怒都情有可原，沒有人能真正體會那樣的感受，也許只能去努力的理解他們。我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

記憶很深的一句話就是，有一位在疫情中喪失了愛人的阿姨，當我問她情況的時候，她說她已經受不了了，晚上睡不著覺，一閉上眼睛就全是老公的事情，白天一個接一個的電話來安慰自己，很多陌生的電話，都是好意，但是自己實在受不了一個接一個的告訴他們發生的事情！這個就讓我重新思考，我們的工作會不會帶給他們負擔，也許有的人只是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自己度過哀傷和痛苦，不需要過多的人打擾，我們好心的心理工作者有時候會特別看重自己的作用，認為很多人都需要自己的幫助，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心理的創傷就像手上面的傷口，如果不適用創可貼也會自愈的。

這也讓我想起來一個女士，是她床位的醫生告訴我說她剛接到愛人去世的消息，當我來到她床前的時候，她很得體和客氣的告訴我謝謝我們對她的關心，稱贊我們從全國各地來到武漢進行醫療支援都很不容易，這些暖暖的話語掩蓋不住她的悲傷，當我問到她家里面的情況的時候，她的眼淚止不住了，我就問她是在擔心家人嗎？他說是的，一提到愛人的情況就很哽咽，但是當我問她愛人怎么樣的時候，她只是告訴我，醫生和她說他的老公病情好轉了。

所以我就沒有再繼續問下去了，可能她不愿意繼續在告訴一個陌生的醫生這么悲痛的消息，可能她也不愿意把自己最悲傷的一面展現在外人面前，或者她很體貼我們不愿意在給我們增加負擔了，不過到這里我就知道，目前的她也許不需要我過度的撥開她的情緒的傷口，查看她的哀痛，我詢問她的睡眠和一般的情況，這也許就是當下對她比較好的支持。之后我又囑咐她的床位醫生，如果她愿意說，也許就只愿意對你說，那就是非常信任你，你就可以陪她聊一聊，不用做什么特別的事情，就傾聽她支持她。

目前我們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雖然封艙了，但是我還是繼續和病友們在微信里保持聯系，因為對于我們病友，結束治療才是第一步，之后要或多或少面對生活的改變帶來的壓力，所以我關心的是他們今后能不能順利的度過哀傷，會不會出現更加嚴重的創傷后情緒問題，比如，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

我們的心理救援實際上只是剛剛開始，今后一段時間依然是我們心理抗疫的重要階段。這里我還想談談關于我們醫護方面的心理救援，其實一開始，我認為我此次出征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證醫護的心理健康，然后我發現其實大家的健康是很“結實”的。雖然疫情嚴酷，但是我們很“專業”，我說的專業就是醫生、護士們一旦進入工作狀態，就不再那么多愁善感了，滿腦子想的都是病人的事情和醫療的事情。所以醫生和護士的“溫情一面”總是脫掉制服的那一刻才流露。我說的就是，其實工作中我們大部分的醫生和護士一旦進入方艙是不會出現“逃兵”現象的，往往都是出現了院感的風險，比如防護服破了，或者護目鏡送了被強制出艙。

在工作中的醫生和護士都是名副其實的戰士，只有當他們回到酒店看到自己的孩子想媽媽了，看到報道自己的武漢的醫生戰友倒在了工作崗位上，看著那一位醫生堅強的抽泣了一句，“我們已經盡力了”，內心脆弱的一面才盡顯無疑。我一開始并不想添亂，因為醫生和護士都很忙，沒有時間考慮自己是不是心理健康，所以我就悄悄的呆在醫生和護士的微信群里，時不時的發一些科普小文章，和科普讀物，也時不時的發一下心理測量，讓大家測一下、量一下。不管有沒有人看，我知道一定有人會看的，主要是混一個臉熟，這樣讓大家知道我是做心理衛生工作的醫生，這樣他們如果有問題就會自己單獨加我的。

就這樣會有一些護士添加我，詢問睡眠的問題，有些是老的問題，以前就睡眠不好，其實護士這樣一個團體是需要關照的，因為他們長期倒班，并且在夜班的時候不能像醫生，還有睡覺的機會，值班的護士是不能睡覺的，所以工作的性質很容易導致睡眠的問題。

有些是由于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武漢，又是一個人一間房間的隔離式居住，除了上班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呆在房間里，不能串門，沒有說話的人，時間久了比較壓抑，加上看到一些負面的消息，情緒變得容易波動，這個時候就建議白天尤其上午可以外出在空曠的場地進行一些活動，比如競走或者慢跑什么的，同時也可以曬曬太陽，能夠調整一下生物鐘。并且適當的多和朋友或者同學什么的聊聊天，現在見不到面也是可以進行聊天的。必要的時候，也給與藥物的幫助。

同時也開展了一次團體的活動，請了我們工作組的石河子大學張桂青教授給我們上海的7名隊員進行了心理抗壓的團體活動，在活動中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對于疫情的感受和情緒，也一起做了很多相互支持的“游戲”能夠讓大家釋放緊張，增加凝聚力。但是如何讓醫護輕松的接受心理服務也是需要不斷推陳出新的思考，特別是減輕大家的心理負擔，因為往往接受心理服務本身也會對很多人產生壓力。寓教于樂的活動和團體的活動往往是一個比較合適的線下的方式。通過這次緊張而有充實的抗疫斗爭，自己的專業被需要的自豪感，同時也深刻理解了自己的專業能夠積極主動的為廣大的人群創造性的提供服務，并且我們的社會和國家對于心理工作的認可和支持使得我們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作者介紹：

馮強

（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臨床心理科主治醫師、心理治療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