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新冠肺炎成為新的流行病以后，“野生動物攜帶傳染病”這樣的論調也越來越多地進入公眾視野。但如果回顧野生動物傳染病學中的經典案例，會發現自然界中疾病與多樣的物種之間的關系往往更加復雜，并不能簡單的一句話概括。

兀鷲的減少與人患狂犬病增加

牛在印度是一種神圣的動物。無論是基于印度教還是伊斯蘭教（印度的兩大教）的宗教信仰，死去家畜（特別是牛）的尸體往往不能隨意處理，信奉素食的印度教更是禁止食用家畜。因此，想要快速有效地解決這些尸體，腐食性的動物往往起到了關鍵作用。這其中，兀鷲功不可沒。

印度有兩種兀鷲，一種是印度兀鷲（Gyps indicus），一種是白背兀鷲（Gyps bengalensis），雖然在兀鷲家族中，它們算是小個子，但實際上是站起來能齊成年人腰、翅展兩米有余的“大怪獸”。可想而知，要解決同樣為龐然大物的牛的尸體，離不開這些大怪獸。

上世紀90年代，印度坊間開始有傳聞：兀鷲越來越少了。最先注意到的是在印度凱奧拉德奧國家公園（Keoladeo National Park）工作的Vibhu Prakash博士，他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就在監測兀鷲的數量。他發現，印度兀鷲和白背兀鷲的數量在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十年間分別下降了97%和96%。與此同時，很多兀鷲即使沒有死亡，也顯得很沒有精神、低垂著頭。

他判斷這并不是種群數量的自然波動，而是某種疾病造成的大規模死亡。經過五年的苦苦探索，他把罪魁禍首鎖定在了雙氯芬酸上。當地獸醫常給哺乳動物開這種消炎藥，但對鳥類而言，少量劑量就能導致腎衰竭和內臟痛風，繼而死亡。牲畜在接受治療后如果沒有達到療效病死或是因為其他原因突然死亡，體內的消炎藥沒有來得及分解，食腐的兀鷲就會把消炎藥一并吃下去。由于它們食量巨大，吃下去的劑量足以殺死自己。

案件雖然真相大白，但如今的印度兀鷲和白背兀鷲都在極危物種名錄中，離滅絕僅一步之遙。

兀鷲的消失帶走的不僅僅是一窺這些壯觀大鳥的機會，在兀鷲數量急劇減少前，人們從來沒有發現它們還在默默無聞地做著好事——兀鷲的減少帶來了狂犬病在人類中的傳播。

沒了兀鷲幫忙處理死去的牛的尸體，流浪狗有了充足的死牛作食物，數量成倍增加，吃飽喝足的它們在人類的村莊周圍游蕩。在缺乏管理的情況下，這些流浪狗很容易染上狂犬病，染病的狗更具有攻擊性，也使得附近村莊的人和家養動物成了感染狂犬病的高危群體——除去被病狗咬這種明顯的傳播方式，人甚至不需要接觸流浪狗，只要某家的狗沒有打狂犬疫苗，又和村外的老李頭爭風吃醋打了一架，就有可能把狂犬病毒帶回家。而研究也表明，兀鷲的消失帶來的狂犬病暴發，不但使人的生命財產沒了保障，也為公共衛生部門防控疾病增加了難度，帶來財政損失。十年間，印度全國每年有大約710到780億盧比（近十億美元）花在因被流浪狗咬傷造成的生產力低下、醫療方面的額外開支，以及換狂犬病去世產生的葬禮費用上。

故事并沒有到此結束。豹子也因為流浪狗數量的增多而聚集在村莊周圍，激烈的人獸沖突導致人與豹兩敗俱傷。

其實，除了在印度，兀鷲間接控制流浪狗的數量之外，世界范圍內的猛禽都有一個潛在“大招”能控制狂犬病。有些猛禽以中小型哺乳動物為食，而作為“專治”哺乳動物的病毒，狂犬病毒無法感染鳥類。狂犬病攻擊的是神經中樞系統，也讓患病的動物更不知道躲藏，因此被猛禽吃掉。理論上來說，在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里，這些猛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患病動物在整個生態系統中的占比，或許也在不知不覺中防止了動物源性的疾病從動物中“溢出”到人類身上。

稀釋效應

兀鷲的故事并不是個例，已經有不少證據表明生態多樣性是可以制約傳染病傳播的。例如以蜱蟲為傳播媒介的萊姆病——在北美是令大多數人聞虎色變的疾病，它可以造成皮膚紅腫、關節疼痛，它還攻擊神經系統，留下嚴重的后遺癥。人們外出徒步歸來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先在身上頭發中翻翻找找看看有沒有蜱蟲，然后在家里的狗身上找找看有沒有蜱蟲——是的，狗也可以得萊姆病。

由于黑腳硬蜱俗稱“鹿蜱”，導致有些人誤以為萊姆病是從鹿身上來的，那實在太冤枉鹿了。其實老鼠才是“罪魁禍首”。如果你有看過《數碼寶貝》，可能還記得里面的數碼寶貝在孵出蛋以后都會經歷幼年期-成長期-成熟期。類似地，許多蟲子也有界限分明的生命周期，傳染萊姆病的黑腳硬蜱也是一樣。

黑腳硬蜱一生要吸食三次血液，每一次吸血都能讓他們在生命周期里往前進一步。蜱蟲吸血的時候，一般會咬住你的皮膚，然后將自己的整個口器埋進皮膚里，直到完全喝飽了血、身體從原來的比一粒芝麻還小漲成原來的五六百倍大，才會離開宿主（話說蜱蟲吸血這種貌似有些惡心的舉動卻有個很瑪麗蘇的正式名稱叫“血宴”）。而它們無差別地攻擊宿主也是它們傳播疾病的重要原因——第一次血宴發生在它們出生后一個月左右。由于蜱蟲既不能跳也不能飛，弱小的幼年期蜱蟲往往會選擇老鼠這樣的小型動物作為宿主。其中攜帶萊姆病的白足鼠也是他們的主要吸血對象。等到他們吸飽血自然掉落后，就會躲起來直到第二年再選擇新的宿主。這時候它們往往會選擇體型較大的動物，包括人在內。如果之前它們吸到了白足鼠血里的病原體，病原體就有可能順著蜱蟲分泌的各種蛋白質一起進入到新宿主的血液中——人類與狗的萊姆病就是這么來的。

當一個生態系統只有人和老鼠等幾種為數不多的動物時，可想而知，蜱蟲除了吸老鼠的血，也就只能往人身上跑了。但在一個物種更為多樣的生態系統中，蜱蟲的選擇可就多了。第一次吸血不再非得跑到病原體多的老鼠身上，而是可以選擇相對無害的物種。即使第一次血宴吸到了病原體，第二次吸血它們也有更大的幾率跑到非人類的中小型動物身上，例如狐貍、黃鼠狼、大一些的鳥類等等。這些物種就像一個個容器，把老鼠身上“溢出”病原體的概率平均開來，每一個物種得萊姆病的概率都變小了，人也包括在內。這也是生物多樣性廣為人知的對疾病的“稀釋效應“，這個效應不光可以運用在萊姆病上，也可以運用在很多蟲媒傳播的疾病中。

人類需要什么樣的生態系統

如果“稀釋效應”屬實，那是不是既可以實現保護物種多樣性的目標，又可以保障人的安全，是件喜大普奔的好事？理論上是這樣，但與自然界中的所有東西一樣，生態系統和動物源性傳染病的關系是復雜的，很少能直接下結論。

提出稀釋效應的研究者們認為，光是增加物種數量本身是不夠的，還要看這個物種能夠“容納”多少疾病。如果增加的物種都是病原體的攜帶者，或是物種之間互相有競爭，那么稀釋的效果可能就會大打折扣。比如，有二十種老鼠的生態系統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多樣”，也不會有什么稀釋效果。因此想要人為地擴大生態系統容納疾病的容量，為了多樣性而硬塞一些生物到原本平衡的生態系統，并不是個好辦法。

或許會有讀者提出，動物種類越多疾病的種類豈不是也會越多嗎？誠然，多樣的生態系統或許也帶來了多樣的病原體，但是要知道，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就和一個免疫系統健全的人一樣，是能夠自己解決大部分疾病的，狂犬病和萊姆病僅僅是滄海一粟的兩個例子罷了。留有一個可以自我調控的生態系統，好過一個什么都沒有的系統，這樣災難來了，起碼我們有可以調整的空間而無需坐以待斃。只有當一個生態系統過于單一的時候，才會讓無處可去的病原體統統往人類身上招呼。

其實，在一些人指責野生動物帶來疾病的同時，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些疾病給動物帶來的也是災害。它們和我們一樣渴望沒有疾病的生活。就如同外國政客指責中國是新冠病毒來源的無稽之談一樣，很多動物也不過是當了某些疾病的倒霉的中間傳播者，稱不上“來源”。如果我們不愿意接受這樣的指控，是不是也意味著，作為“來源”的野生動物同樣不該遭受過分的指責呢？

（作者周瀅為康奈爾大學獸醫博士在讀，智庫”北美小象君“成員。曾從事野生動物流行病學研究，支持發展野生動物醫療和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