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正感動于廣大醫務人員防疫抗疫的無畏逆行之時，一起令人痛心的傷醫案發生了。3月19日內蒙古鄂爾多斯中心醫院血透室醫生湯萌被病人持刀捅傷，行兇者40歲左右，約五六年前就開始長期在該醫院做透析，“湯萌醫生是他的管床醫生”。

面對如此極端惡性的刑事犯罪，依法嚴懲自不待言，但“一盎司的預防，勝過一磅的治愈”。

海因里希法則（Heinrich's Law）告訴我們，傷亡事故的發生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盡管傷害可能在瞬間突然發生，卻是一系列事件相繼發生的結果。不少看似乎突然發生的暴力傷害，也是有跡可循的，比如，患者及家屬對于醫生的極端不信任，威脅、恐嚇、謾罵醫務人員。

近日公開的《北京市醫院安全秩序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第12條規定：“醫務人員人身安全受到暴力威脅時，可以采取避險保護措施，回避對就診人員的診療，醫院應當另行安排診療。”此項“回避”的規定可謂切中肯綮。

為何要說切中肯綮呢？《執業醫師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醫師應“樹立敬業精神，遵守職業道德，履行醫師職責，盡職盡責為患者服務”。加之醫患雙方在專業知識及人力財力等方面的不對等，于是醫生尊重患者，成為”剛性的規范”。患者可以糾纏，醫生卻不能說不；患者可以對診療行為指手畫腳，醫生卻難以直接拒絕。結果就導致在醫患矛盾的升級期里，醫生“逃無可逃”，哪怕患者已經極度不相信醫生了，雙方的芥蒂很深了，但醫生還是不能回避給不信任自己的患者看病。

放眼全球，賦予醫務人員有限的拒診權已成為普遍共識。譬如《美國醫學會醫療倫理守則則》規定:“對醫生、護士、其他病人進行暴力威脅或攻擊”、“對醫護人員展示明顯的、足以妨害執業的敵意”時, 醫務人員可以終止醫患關系，同時“在合理的時間范圍內事先通知患者或負責的親屬, 使之有機會確保能繼續受治療”。英國、加拿大及我國的香港已有類似的規定。

同時，草案征求意見稿第11條規定：“建立就診安全風險預警防范系統，運用科技識別手段，對有涉醫違法犯罪前科、多次來醫院無理纏鬧、有過激行為或者揚言暴力傷害醫務人員的，醫院應當實行風險預警提示并采取防范措施”。第13條的還規定：“進入醫院的人員應當主動接受并配合安全檢查”，“不接受安全檢查的，醫院有權拒絕進入”。第22條規定：“醫院治安保衛人員因制止醫院內正在實施的違法犯罪行為，給不法行為人造成損害，符合法定免責條件的，依法不承擔責任。”

由此以觀，草案征求意見稿是有的放矢的，在醫患沖突醞釀期里，就通過“回避診療權”及時熄滅了導火索，避免了沖突升級，這也是充分賦權醫生。有理由期待“醫師回避診療權”早日落地生根，在特定環境之下，沒有“接觸”，可能就沒有了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