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的宿主到底是誰，目前還是一個無法確定的問題，絕大部分學者傾向于“罪魁禍首”是蝙蝠——當然，“罪魁禍首”這四個字也委實有些冤枉，畢竟蝙蝠君也沒想到以自己的其貌不揚還能上得了餐桌，惹得下大禍；何況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在中國古代極少認為此物可以食用，《本草綱目》中雖說也以“伏翼”之名將其入藥，可沒說這玩意兒能直接燉湯喝。

如果說古代筆記中尋找一種記載最多的、吃后會引發災難的野味，據筆者的印象，大約應該是鱔魚。

很多人一聽鱔魚是“野味”，恐怕會皺起眉頭：此物難道不是養殖的嗎？其實鱔魚人工養殖的歷史并不是很長，在古代絕對屬于野生動物，但由于捕撈容易，所以經常為人們所食用。

鱔魚味道鮮美，古籍中多有記載。清代著名學者和美食家袁枚在《隨園食單》里記錄了鱔魚的三種烹飪方法，一種是炙鱔段：“切鱔以寸為段，或先用油炙，使堅，再以冬瓜、鮮筍、香蕈作配，微用醬水，重用姜汁。”一種是炒鱔絲，還有一種是做鱔絲羹：“鱔魚煮半熟，劃絲去骨，加酒、秋油煨之，微用纖粉，用真金菜（即黃花菜）、冬瓜、長蔥為羹。”

據徐珂撰《清稗類鈔》所記，同年光間，淮安出現治鱔的潮流，很多名廚都以擅長烹制精美的鱔肴而聞名，甚至有了“全鱔席”：“多者可致幾十品。盤也、碟也，所盛皆鱔也，而味各不同。”具體這幾十道鱔肴怎么制作，沒有細講，筆者只在書中一處找到了“一鱔三吃”的做法：一曰虎尾，專取尾之長及寸者，去其尖，加醬油調食之；二曰軟兜，專用鱔脊，油沸后投入鍋中，似煮似炒；三曰小魚，則專取鱔魚的腸和血，煮之使熟，食用時再調以醬油。而徐珂說這樣精細的烹飪只是“普通之制法” ，足以令人遐想其他的制作方法是何等復雜。

食用的鱔魚主要有白鱔和黃鱔兩種，其中白鱔是上品，而黃鱔則是普通人家食用。道光年間著名學者楊懋建在《京塵雜錄》中說：“京師最重白鱔，一頭值數緡。”可見其貴重。當時黃鱔的價格不及白鱔的十分之一，大戶人家請客時，端上餐桌的如果是白鱔，則夸為盛饌，如果上來的是黃鱔，則訾為不敬。據清末學者陳蓮痕所著之《京華春夢錄》記載，當時北京最有名的治鱔館子名叫杏花春，所做之溜鱔片是享譽京城的佳肴。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作為一種美味的食材，鱔魚在古代筆記中的形象很是不佳，幾乎一直是某種“負面”的存在。比如慵訥居士所著《咫聞錄》中所撰故事：一個姓劉的人老而生女，鐘愛異常。女孩剛剛及笄，一夜，忽有一穿著杏黃色衣服的美少年卷簾而入，對她上下輕薄。女孩又驚又怕，口不能言，自此這少年每夜光顧，折騰得女孩一病不起。父母打探到原因，卻不知如何除妖。一天有個姓朱的遇雨求宿西廊，劉翁同意了。姓朱的對劉翁說：你家有怪，我能驅之。遂作法事，書符誦咒，引著劉翁至庭院內的水池邊，將池中的水抽盡，“見有黃鱔，粗如巨桶，睡于泥中”。大伙兒一起動手將其拽起，用斧子斫成數段，烹煮后讓女孩吃下，她的病立刻痊愈了——不難體悟，在這個故事里，鱔魚與蛇在志怪小說中“作妖”的緣由相仿，在于此物能夠引發的某種性暗示。而在古代筆記中記載更多的，則與故事的結尾截然相反，吃鱔魚不但不能治病，反而會遭遇“報應”。

二、群鱔嚙臂，奪人性命

“嗜鱔業報”或“食鱔報”在古代筆記中十分多見，這里摘錄幾則，以證筆者所言不虛。

明代作家錢希言在《獪園》里記蘇州南禪寺和尚云峰上人，“酒肉沙門，不習經典，廣求滋味，無愧于心”。他平生最愛吃鱔魚，不僅食用量大，而且烹飪方式十分殘忍，“或生剝，或沸羹，或斷其頭，日夜烹殺”。萬歷年間南禪寺大火，火一直燒到滄浪亭后面的僧舍，云峰上人眼見火起，突然惦記舍內囊篋，返身沖回舍內，“煙迷不能出”，人們聽到他的慘叫聲，見他在火海里昂著腦袋，扒著墻壁，躲避著漸漸舔噬衣襟的火舌，“與釜中鱔魚無異，咸以為殺生之顯報焉”。

類似的“報應”在清代學者王椷所著《秋燈叢話》中亦有記錄。新城河邊有一株柳樹橫亙水面，經常見到一只長丈許的大鱔魚盤踞其上。村里有個地痞總想將其捕捉下鍋，便暗中練習沒羽箭張清拿手的投石之術，日積月累，漸有所成。這一天他見鱔魚又在柳樹上歇息，一石頭打過去，正中鱔魚的頭部，鱔魚掉落水中，“河水盡赤”，那個地痞用網打撈半天，也沒有將其撈上岸，只得悻悻而去。后來有一天，天降大雨，地痞在家中突然聽見外面有人叫他的名字，召喚他說：“河中有很多從上游漂下來的木頭，趕緊撈出來賣錢！”他頂個斗笠出了門，卻沒有見到喊他的人影，跑到河邊一看，果然有很多大圓木流下，高興地下了河。誰知剛到水深處，“忽變為大鱔，急向岸上呼曰：‘寄語老母，鱔魚索命矣’！”然后就隨波而沒了。

如果說這篇“鱔魚索命”純屬杜撰，那么清代學者湯用中在《翼駉稗編》里的記載則真實可信：貴筑縣有個年近六旬的鄭姓老翁，酷愛吃鱔魚，每頓都要吃。有一天他到集市上買鱔，“必欲得肥大者”。賣魚的讓他自己到魚缸里挑。“鄭揮袖裸臂，探手摸之，群鱔繞臂競嚙，旋繞旋緊！”鄭某疼得一聲慘叫倒在地上，他的兒子連忙將他背回家，將咬住胳膊的鱔魚或揪或剪，但這些斷鱔依然沒有松口，“齒盡入肉”。鄭某長號不已，一命嗚呼……事實上直到今天都有很多類似的新聞報道，將黃鱔一刀切成幾段后，黃鱔的頭部還會突然咬住下廚者的手指，致其受傷、中毒甚至截肢。聯系筆者此前一篇敘詭筆記里引用《聽雨軒筆記》中的文章，可知一些鱔魚的頭部毒性很大：一群人打撈到一條“遍體金黃而背微黑”的大鱔魚，有個乞丐將其割成數斷，分給群丐食用，其他乞丐都沒有事，但吃魚頭的乞丐突然發燒并陷入昏迷，多虧醫生及時救治才幸免于難。

三、鱔魚抬頭，聲似鬼鳴

民間有諺：“黃鱔不吃頭，田螺不吃尾。”這是因為野生鱔魚喜歡在淤泥中鉆洞，“飲食”很不衛生，甚至以腐肉為食，所以體內尤其是頭部積累了不少有毒物質；此外，鱔魚死后，其蛋白質結構崩解，組氨酸轉化成有毒的組胺，數量達到一定濃度后，人吃了就會發生組胺中毒，產生頭暈、頭痛、心慌、胸悶、呼吸困難、心跳血壓下降等癥狀。就算沒有發生這些情況，吃野生鱔魚還存在著被寄生蟲侵襲的風險。據媒體報道，浙江省醫學科學院寄生蟲病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在做“顎口線蟲病免疫診方法的建立與應用”課題時，去杭州五六個農貿市場采購了10斤黃鱔，結果總共分離出了整整250條活的顎口線蟲。科研人員介紹：“顎口線蟲不但存在于黃鱔的內臟中，也存在于肌肉中，其中肝臟位置最多。”顎口線蟲可以在人體內存活好幾年，會全身游走，游到哪里，就會損傷哪里的組織器官，“特別是進入到腦子里，危害最大，危及生命。”

仔細研讀古代筆記不難發現，很多談“報應”的文章，無論怎樣詭異玄奇、不可思議，歸根結底都是一種“勸人方”，通過“必有惡果”來奉勸人們適可而止，非要究詰其真偽是沒必要的，重要的是體會到古人的良苦用心。就拿食用野生鱔魚來說吧，顯報也好，索命也罷，其實都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發現這種野味的后面藏有重大的健康風險，才編排了一些可怖的故事，或者將某些嗜鱔者的其他遭遇牽強附會，讓人們對這種食物敬而遠之。民國學者柴小梵在《梵天廬叢錄》中的一則筆記，就是體現了這種意圖：

漢陽王某，駕木筏去蘇州，他“以錢八百于中途購鱔四十余斤，貯于巨桶，當日殺食數尾”。當天夜里三更時分，王某忽然聽見木筏上一片沸騰之聲，他吃驚地點燃火把觀看，“見桶中群鱔直豎，頭出水面七寸許，聲似鬼鳴”。一同乘坐木筏的人們被吵醒，也都齊聚觀看，“聲更巨”。大家都感到十分害怕，于是將巨桶中的鱔魚傾倒江中，“王自是戒食鱔”……

事實上鱔魚把頭抬起不過是水中缺氧的緣故，但一旦生發了鬼魂的聯想，自然就無人敢吃了。

在民國學者郭則沄所著筆記《洞靈小志》中，筆者找到了一篇關于鱔魚的文章，雖然看似與前面提到的那些筆記截然相反，但卻有異曲同工之妙。曾任四川候補道的吳養臣曩居秣陵（即南京），秦淮河岸有一家名叫“問柳”的酒樓，門臨衢陌，樓后青溪，酒樓的廚子就在溪水邊洗滌食材。因為黃鱔美味，點菜的人多，廚子便買了很多黃鱔“儲巨缸中以待客”。酒樓的主人有個小女兒，心地善良，每次都偷偷放走一些鱔魚。“主人愛是女，故亦聽之，由是習以為常。”有一天，酒樓突然起火，火勢迅速擴大，封住了從門口逃生的道路，并向后面蔓延。客人和酒樓的伙計、廚子避無可避，倉皇墜水者不在少數。那個女孩也在火舌逼近時跳進河里，她不會游泳，自忖必死無疑，誰知落水不久，身子下面便有物承之，“逐水漂流甚遠，遇小舟獲救”。小舟上的人們仔細觀看，才發現承接女孩使她不至沉入河底的竟是“群鱔結為巨團”——郭則沄不禁慨嘆：“鱔豈預知有火，且知女之必墜是處，而相率來拯之耶？”

鱔魚當然不可能有救人的舉措，吳養臣講述的故事可以肯定是基于落水女孩及時獲救這一事實之外的杜撰。現如今鱔魚的人工養殖已經十分普及，吃鱔魚早已沒有了那些健康風險，但重新讀起這些鱔魚還屬于“野味”年代的筆記，竟然讓人感到古人穿越而來的苦心勸誡：拯救野生動物就是拯救人類自己——時至今日，也許每個人都能更加深切地感受、理解和認同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