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丈夫，還有三歲半的孩子，生活在和舊金山一橋之隔的伯克利。因為地處華人聚集的灣區，也因為是西海岸大城市，我很早就意識到新冠疫情發生在身邊是遲早的事。

華人的煎熬

在過去的近兩個月里，我看到海外華人因中國的新冠疫情備受煎熬，這種煎熬可以總結為三條：

第一當然是為國內的疫情揪心。

大家不分日夜的聽、看、聊著步步驚心的疫情發展，組團購買防護物資，急送回國。隨著國內的需求增長，幾天內市面上的口罩就搶空了。大家顧不上日后自己沒口罩用的風險，一心只想著支援戰疫前線。

第二是在華人內部，人人自危和害怕自己被種族歧視之間的糾結。

因為新冠疫情始于國內，所以從國內，尤其是武漢來美的人成了眾矢之的。小區或者孩子學校，誰家最近有人從國內回來，消息會瞬間擴散。微信群里輪番上陣，規勸來人自行居家隔離，呼吁學校停課保護孩子，引發了一場場論戰?？蓱z的是，很多華人一邊人人自危，一邊也恐懼自己和孩子成為種族歧視的受害者，有種腹背受敵，里外不好做人的崩潰。

第三種煎熬來源于現實和頭腦中兩個世界的分裂。

雖然身在國外，但很多人信息來源多為中文平臺，所以心理感受更貼近國內。而在上周之前，大部分當地人對新冠病毒的認識還停留在流感上，大多見面時談笑擁抱，生活云淡風輕。這多少讓人覺得安慰，但也催生一種風雨欲來的焦慮。更別提因認識不同而產生的各種糾結，比如到底戴不戴口罩。

然而現在，這一切煎熬都被遠遠拋到了腦后。最近兩周，美國的疫情快速惡化，政府管控劇烈升級，百姓們談到病毒也都面容嚴肅。

所以過去的兩周發生了什么，我所生活的這個小城的人們都經歷了什么呢？也許我自己親身經歷的片段能讓你們體會到一二。

在說這幾個小故事前，我先簡短介紹一下伯克利，因為一個地區的政策出臺、社區反應，都和當地文化密不可分。

伯克利絕非一個面目模糊的小城。雖然它的面積只有上海徐匯區的五分之四，人口約12萬，也只有徐匯區的十分之一，卻充滿了傳奇的故事和人物。著名作家Michael Lewis說過一句拉仇恨的話，“ 僅因為我住在伯克利，就讓陌生人對我比住在其他地方，比如Palo Alto （斯坦福大學所在地），更感興趣?！?/p>

伯克利到底特別在哪里？這里是美國民權運動的大本營，文化多樣性和包容性極高。這里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勞倫斯國家實驗室所在地，滿大街左派知識分子、科學家、藝術家、嬉皮士和流浪漢。這里的空氣里充滿了love & peace的芬芳，書卷氣和大麻味。 這么一個小小的地方，有五個公共圖書館，大約20家獨立書店，流浪漢也常常在加州陽光下享受讀書。

謹慎又善良的路人

3月3號，伯克利出現第一例新冠病毒確診病人，表面上看起來人們的行為方式并沒有改變，但大部分人都知道了這個病毒不是流感那么簡單。那個周末，我帶著兒子去本地人最愛的Berkeley Bowl超市買菜，把車停在了地下停車場。我發現很多人已經把購物車裝得滿滿的，似乎有屯糧的架勢。

等我們買完菜出來，發現車打不著火了。家屬走路去旁邊的配件行買了移動電池，似乎也不管用。正當我們被困在地下一籌莫展時，停在我們旁邊那輛車的車主出現了，我隨口問了這位中年女性一句，她是否有跳線電夾（jumper cable），她點了點頭，打開了后車廂給我看。

接著，我很不好意思地問，她能否幫我們點著車，她就轉身拿出來了連接線，遞給我。在完全不說話的情況下，老公和她很有默契地接線、打火、收線，再還給她。她留下一個溫暖的微笑，轉身匆匆小跑去超市了。

或許是我想多了，但她在這個特殊時刻的全程沉默和果斷相助，總讓我覺得是一個完美的縮影：人們意識到了問題嚴重，和陌生人不敢再有熱情的親近，但依然堅定地保持著體面和善意。

安排周到的幼兒園

作為媽媽，從疫情一開始，我最關心的事情就是學校關不關門。 一方面，我當然希望孩子健康；另一方面，我和老公都算是比較心大的人，在只有幾人確診的情況下，也不希望學校關門，因為雙職工家庭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讓三歲男孩長期在家里待著，真的不知道如何運作。所以，當國內的長輩苦口婆心輪番上陣勸我們，別再送孩子去學校時，我也總是“嗯嗯啊啊”就過去了。

孩子去的學校，創辦已有46年，是個一直堅持為不同族裔、階層的家庭提供高質量早期教育的非營利性機構。這段時間，校長已接連發了好幾封信，詳細介紹學校是如何通過各種措施，比如勤洗手、每日消毒來保護孩子的健康，并且也樂觀地表示不會關校，除非幾種情況——比如公立校區整體停課。

3月11日，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病毒為全球大流行病，美國開始有公立學校停課關校，這是美國社會對新冠疫情感知的一個轉折點。從這天起，政策步步緊收，美國人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金融市場數次熔斷，超市空架的照片也在社交媒體上隨處可見。

3月12日，校長再次發信，告訴家長們如果關校，步驟如何，但再次表示這應該不會發生。誰知3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一個個州、郡、市接連宣布停課。當天晚上，伯克利校區也加入了停課大軍。臉書上看到“哀鴻遍野”的家長們，對于我，這只等了太久的靴子終于落地了。

3月13日，果然一早收到校長關于停課的郵件，她表示老師會在接下來的一周繼續上班，給家長如何在家帶娃給予支持，同時也要商討如何幫助無法在家工作的家長們。不是所有機構都提供在家工作的選項，低收入的家長在當前的局勢下，更是無法承受不出門工作的。下午去接孩子時，老師和我們一一擁抱，孩子好朋友的父親還樂呵呵地說：“回頭約著一起去公園玩兒呀?！蔽耶斎桓兄x他的好意，但默想還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媽吧。

周末情況繼續惡化，周一一早又收到學校的一封長郵件。校長開頭就說，有很多家庭和她提出，想要提供幫助給需要的家庭，也想要繼續和大家保持聯系，然后介紹了孩子們在學校的日程安排，提供了全校家庭的花名冊，還有一系列的居家養娃建議。下午，我收到了第二封信，是家長委員會的一位家長代表發來的，介紹了接下來，如何一方面保持老師的薪水，一方面給不同收入家庭分梯級減免學費。這是第N次，我們對學校感動又敬佩。

公民自發互助

盡管在媒體上，我們看到的都是疫情的一再惡化，超市被搶購一空的貨架，但給我印象深刻的，卻是同樣噴涌而出的人與人之間的善意，和青年中年人在疫情中對自己角色的理解。

疫情嚴重以來，人們逐漸熟悉了一種說法，叫flatten the curve （壓平曲線）, 意思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采取行動，改變生活模式，是為了延緩傳染病暴發時間，降低醫療系統短期負擔，讓醫療資源可以用于最需要的人群。

因為有中國大量的案例和研究在前，人們明確知道新冠病毒對不同年齡和身體狀況的人，意味著完全不同的嚴重性。于是很多媒體報道或政策宣傳，敘事框架都是，讓我們一起努力，保護脆弱人群。

在這個框架下，大量的中青年人參與到提供幫助、鄰里互助的行動中去。在鄰居聚集的網絡平臺Nextdoor上，很多人發帖表示自己愿意提供幫助，也有人創建google sheet讓需要幫助和可以提供幫助的人各自列出自己的情況，對接需求。

有一天晚上，當我點開其中一個表格，看到當時正有40多個人在線添加內容，愿意提供幫助的表格已經有上百行，還在持續添加，瞬間就紅了眼眶。

在伯克利這個公民意識濃厚、行動活躍的地方，人們參與互助的內容覆蓋全面，創意百出。比如，有很多人在當地小商戶購買禮品券，幫助小商戶渡過難關。伯克利的文化地標Moe’s 書店，在他們的Instagram 賬號上發圖感謝大量跑去購買禮品卡的顧客。也有人發起直接給因為社會停擺、活動取消而失去收入的音樂家、服務生、劇場演員等人的捐款。

我還看到在那張表格里有這么一條：“我是一個全職的性工作者，因為新冠疫情，我已經完全沒有了收入，就快要吃不了飯，沒地方住了。”而她的求助，也的確收到了不少捐助。

大流行病之下，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官方公布了伯克利第一例確診病例的行蹤，這位30多歲的居民2月23日從意大利返回，癥狀輕微，自己在居家隔離，并且已經看過醫生。

本地的微信媽媽群里，一個媽媽說：“我們學區發郵件的，這混蛋去意大利回來被傳染了。”

我：“ 為什么是混蛋啊，那是病人啊。”

對方回：“明知道意大利有疫情，為什么要去？”

我無意消耗時間去爭辯這句話是多愚蠢，立刻退了群，只是覺得心被尖刀狠狠扎了。在這種時刻，我最想躲開的可能就是這種惡意。

伯克利這座小城，在愛和恨、科學和愚蠢、包容和狹隘、融合與分裂的對抗中，贏得勝利的從來都是前者。在很多城市的人們忙著屯糧屯卷紙，甚至屯子彈的時候，伯克利的大人孩子們在圖書館關閉前排著長隊，井然有序地背著大包，按照一個人75本，一個家庭300本的上限屯書回家。

在這場對于很多人而言前所未有的全球大流行病面前，我們不會缺牛奶面包，也不能缺失了文明、善意和愛（love & peace）。

（作者倪小樂系從事兒童發展和家庭教育工作的環境社會學博士，現居美國伯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