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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過這種體會嗎？看網上的很多消息，越看越心累，心里堵得很。

層出不窮的災難、“反轉再反轉”的新聞、突破人類底線的悲劇……尤其是進入2020年，書單君身邊就有好幾個朋友，刪除了微博，卸載了朋友圈，就是因為每天看到那些新聞就心情抑郁。

據美國《科技時報》報道，一項研究發現，每天瀏覽社交媒體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患包括焦慮和抑郁的心理問題風險要比其他人高出60%。

“我很同情他們（受害者），但仔細想想，跟我又有什么關系呢？我又不認識。這些事讓我心情低落，干脆眼不見心不煩。”其中一個朋友曾這樣說道。

初聽覺得冷漠，但仔細想想，自己也有過被各種壞消息搞得異常沮喪的時候。我們的同情似乎太微弱、太渺小了。

“同情”是一種移情作用，也是人類必不可少的情感。將他人的遭遇移情到自己身上，從而產生出感同身受的共鳴與理解，這便是同情的含義。

沒有同情心的人是可怕的，這意味著他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做事容易沒有底線。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同情心，那更是可怕。每個人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遇到事情一盤散沙，那么這樣的社會一定無法長久。

網絡時代，我們每天都包圍在全世界的信息資訊中，即使是遠在數千里之外發生的事，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知道其中的細節，仿佛身臨其境。

比如入室殺人，女性被性侵，醫生被砍傷，非法移民慘死集裝箱，哪里又出現了恐怖襲擊，飛機失事......類似的新聞永無止境。

最近，書單君正在看《無處安放的同情》，作者是德國學者漢寧·里德。他專門論述了關于這個時代由同情引發的道德危機。

我們的同情真的用對地方了嗎？或許，這個問題真的該靜下心來好好思考了。

同情與責任

網絡社會中，有種奇怪的現象：

有人在網上評論某些事時，慷慨激昂，占領道德高地；可現實中，卻非常冷漠。

在開心麻花上過春晚的小品《扶不扶》中，有這樣的一幕：見到老人摔倒沒人扶，過路人迅速拿出手機拍照，號稱要在網上譴責當今社會的道德淪喪，然后就留下倒地不起的老人離開了。

我們總是對遠處的災難報以極大的同情，卻不愿對身邊的不幸伸出援手。尤其是在網絡時代，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渠道，更應該警惕成為“語言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的鍵盤俠。

其實，這樣的現象，早在幾百年前就引起了作家和哲學家們的討論。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塑造了一個典型形象：某個倫敦人，得知了發生在中國的一場嚴重的大地震，他首先感到震動，不久后化為對人生無常的感慨，然后一切就回歸如常了。

這簡直就是當今網民的寫照。許多曾引起廣泛關注的熱點事件，過一段時間，還有幾個人真正記得呢？

作者里德通過亞當·斯密寫下的形象，表達了他對同時代人的警示：看似高尚的同情心，如果無法與援助受害者的具體行為建立聯系，就僅是一種“矯揉造作的悲痛”而已。

對此，法國哲學家盧梭的批判更為激烈，他直接質疑了現代文明塑造的“博愛”這一理念。

盧梭認為，隨著人類從自然狀態到文明社會的過渡，意味著人的原初天性被人工替代物所取代，人們必須服從于這樣或那樣的社會規則。“博愛”就是其中之一。

世界主義精神要讓博愛覆蓋世上所有人，要求人們對遠方發生的災難不能無動于衷，否則就是冷漠。可問題是，人們越來越偏向于從書本中獲得愛的教育，卻不是從生活中。

這樣就導致一個很不好的現象：世界主義者在遠方尋找的，正是他不愿承擔的、身邊的義務。人們樂于愛遠方身處不幸中的人，為的是免去愛他們的鄰居。

這無疑是一種警示：在大眾媒介如此深入生活的當下，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是盧梭所謂的“世界主義者”。我們從小通過學習，知道作為一個合格的人，必須要講道德，要有同情心。因此，我們需要做一些事來承擔道德責任，而對遠方的不幸的同情正好成為了一個渠道。

于是，我們在履行遠方的同情時，承擔的道德義務卻微不足道，通過這樣的置換，就將較高的道德要求與微不足道的道德責任聯系在了一起——畢竟在現實生活中履行道德責任，要困難得多。

這就不難解釋，為何會出現“鍵盤俠”——在現實生活中膽小怕事，而在網上占據道德高點發表“個人正義感”和“個人評論”的這種人群了。

總而言之，我們的同情不應該變成滿足自我道德感的工具。否則，一個人人都講道德、講文明的社會，反而是危險的。

盧梭就很警惕對“文明“的篤信與對普世人性的盲目樂觀，并暗示毀滅的種子恰恰就埋藏在文明社會的高歌猛進之中。

“同情”之惡

如果說對遠方不幸的同情，很容易轉化為自我滿足的工具的話，更危險的則是以“道德”為名作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與罰》中，主人公拉斯尼科夫是一名窮困潦倒的大學生。他無意中在小酒館里聽到有人談論放債婆阿廖娜，說后者貪得無厭，死不足惜。

“讓我講給你聽，我真想把那個可惡的老太婆殺死，把她的錢搶走。我向你保證，我一點也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酒館里的這番話正好說出了這位大學生的心聲，殺死放債婆的念頭其實已經在他心中盤旋多時了。他是怎么想的呢？書中有言：

“從一方面說，那個老太婆又愚蠢、又無用，微不足道、心狠手辣、衰老多病，不但對誰都沒有用，相反，對大家都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活著……年輕的新生力量由于得不到支持而白白毀滅掉，這種情況何止千千萬萬，簡直到處都有！那老太婆那筆預定葬送在修道院里的錢，可以舉辦和實現成百上千件好事和創舉！”

拉斯尼科夫將“殺死放債婆”與“為人類造福”聯系到了一起，因此給自己的罪行找到了完美借口，通過一樁他自認為是善舉的謀殺，獲得了他的“行善”資本。

“殺人”原本是罪惡，但經過一番巧妙的內心辯解，倒成了正義。這便是披著“博愛”精神色彩的罪行。

里德在書中如此分析道：

世上所有人都應該受益于善行、善舉……謀殺通過開辟一條將“人性”具體化了的途徑，獲得了它的正當性。罪惡……對整體來說倒是好事。

這里，對整個人類的“同情”賦予了謀殺以正當性。一旦這類思想流傳開來，所有人都可以以“為大多數人好”的名義做任何事情，為自己的罪行進行辯解。

歷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希特勒。

當時，由于“一戰”戰敗，德國陷入低谷。希特勒站出來鼓動大家，稱猶太人和共產黨人是擾亂國家的危險分子，只要消滅了猶太人和共產黨員，德國就能迎來繁榮富強。

在狂熱的民眾推波助瀾之下，希特勒獲得了救世主般的光環，被德國人當成神一樣去崇拜。可事實證明，他踏著無數人的尸骨，登上了獨裁者的寶座。

別以為這種事離我們很遠，當我們成為“少數人”的時候，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成為犧牲品。

相守相望

那么，我們該怎么做呢？

一方面，我們對遠方不幸的同情，極有可能成為滿足道德優越感的工具，甚至還有可能不知不覺中為罪惡開辟通道。

另一方面，完全放棄對他人不幸的同情，不聞不問，只顧自己“歲月靜好”，顯然會使社會更加冷漠，也不可取。

這種“無處安放的同情”如今在整個世界也是值得重視的問題，比如西方國家所謂的“政治正確”，越來越引發了大量爭議與質疑——明明是為了少數群體的“同情”與關照，卻在某種程度上扼殺了國家、文化發展的活力，甚至演化成另一種專制的力量。

作為個人，我們沒有能力給出解決方法，但我們的“同情”依然有用武之地。

那就是：我們要活在“人之中”。

什么意思呢？盧梭在他的作品中說了一句看似簡單、卻不容易做到的方法：“關鍵的是，我們要對身邊的人好。”

盧梭曾在《愛彌兒》中進一步寫道：

“人啊，為人要仁慈，這是你們的頭一個天職：對任何身份、任何年齡的人，只要他不異于人類，你們對他都要仁慈。……我們要在具體的人群中去尋找‘人’……”

他所指的“人”，并非抽象的人，而是生活在具體社會中的人，也就是你生活中真真切切接觸到的人。

人性，只能在業已給定的事物之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到一個想象的或者未來的秩序去紙上談兵。

如此一來，《罪與罰》的人性考驗其實答案就一目了然了：跟所有謀殺一般，殺死放債婆依然是無恥的行徑，不論兇手編造了多么高尚的借口來修飾。

這意味著，我們的“同情”應該與具體的人聯系起來。比如說，我們是否會對一個摔倒的老人伸出援手？疫情中，我們能否做到不歧視身邊的武漢人？哪怕是陌生人，當他們求助時，我們在能力范圍內，能否去盡力幫助？

如果我們都能做到對身邊的人保持一顆“感同身受”的同情之心，對他們不冷漠，不自私，那就已經履行了生而為人的美德。

把個人的事、身邊的事做好比什么都重要，否則一切都是妄言。

???

李誕曾在2019年底的時候發了一條微博，他寫道：

2019年我最重要的體會，是一定要想辦法在自己周圍建立守望相助，所謂Neighborhood Watch 。

這一年我幾乎每周都在家里組織聚會，也經常在街邊跟朋友聊天，跟陌生人喝酒。

我提供所有能給的幫助給身邊人，也不害怕向他們索取愛。

互聯網的誕生，本意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理解，但很多時候“拿著手機更多體會到的只有情緒快速轉，轉到麻。屏幕一黑，首先涌起的往往是空虛。”

網絡似乎并未將人心鏈接起來，反而更疏離了。我們忘記了自己需要“鄰人”，需要身邊的人，去建立切切實實的聯系。畢竟，我們置身于生活之中，置身于人之中。

“我們不應該害怕愛別人，不應該害怕被別人愛，不應該害怕說出來。”

這樣，我們的心才能真正得到安放。

主筆 | 阿唐 編輯 | 黑羊

圖源 |《罪與罰》

END

原標題：《“2020年，我卸載了微博和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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