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紅羅錦背襠。

長槊侵天半，輪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蕩。

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無向遼東浪死歌》

塞上健兒

清代以前，蜿蜒的長城不太規則的沿著400毫米等降水線把古代東亞大陸分成了塞外和內地兩個世界。數千年里的大部分時候，塞外游牧人縱馬南下的陰影始終縈繞在內地農人的心頭，形成一種深入骨髓的記憶，乃至于歷史上敢于越過這堵并不高聳的嘆息之墻、深入塞外作戰的中原帝王和將領，每一位都能彪炳史冊。

在中原王朝和游牧集團的千年廝殺中，邊疆漢人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除了作為中原軍隊的斥候、游騎和向導外，更多時候都作為精銳騎兵擔任作戰的核心力量，這其中又以幽、并、青州的健兒最強，最為有名的當屬東漢末年公孫瓚的精銳弓騎兵部隊“白馬義從”，這支由幽并游俠兒組成的精銳職業騎兵在弓馬方面不輸游牧騎士，在裝備、組織、戰術上還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在對游牧軍事集團的作戰中屢立奇功，在塞外立下了赫赫威名。

然而，邊疆漢人在戰爭中，并不永遠為中原政權一馬當先，他們在戰爭中的立場也并非一成不變，在隋征高句麗的戰爭中，河北健兒就唱著從山東半島傳來的《無向遼東浪死歌》，寧死不愿為朝廷征伐遼東。然而短短數十年之后，當唐太宗再伐高句麗時，卻是“山東、河北健兒踴躍而從”，爭相參加唐軍奔赴遼東作戰，出身“邊地良家子”的薛仁貴正是在這場戰爭中一戰成名，成為日后唐帝國解決邊疆危機的一柄利劍，從東海一直殺到天山。

在安史之亂中，更有大批邊疆漢人投入安史叛軍，引導昔日所要防范的契丹、同羅、奚等游牧部落，一路南下直入大唐腹地，和曾經的敵人一共攻取了當時東亞的心臟—長安。

邊疆漢人在“農耕—游牧”戰爭中的這種復雜性和兩面性在中國歷史上的巨變中，多次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400年前那一次天崩地裂。

遼土遼人

“遼人”在明代特指生活在遼東都司轄境的土著漢人、軍戶和流人，“遼人”這個名稱對大明朝廷來說很微妙，即指出了這一群體生活的地域“遼”，又把遼人和山海關內普通的“百姓”或“漢人”區分開來，顯示出這一群體的不同之處。

元帝國傾覆之后，帝國的遺民和土著民族、關內流民混處遼東，“大抵華人十之七，高麗土著歸附女真野人十之三”，開原衛多蒙古，東寧衛多女直，鑒于北元的威脅尚未消除以及遼東的復雜性和不穩定性，明朝在遼東只設衛所，不設郡縣，特殊的地域自然人文環境、特殊的治理結構和特殊的民情，決定了遼人的特殊的風俗習慣和心理特點。

東北地區遼闊的土地和稀疏的人口賦予了明代遼人豪爽、粗獷的性格特點，多民族雜居的格局讓漢人和塞外民族的生活習俗、價值觀念、心理特點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邊民”群體，衛所制之下的軍事化生活讓遼人具有了“性悍善騎射”的軍事技能，加之蒙古、女真勢力經常侵襲遼東，兵民一體的遼人連年與之作戰，也形成了遼人重武輕文的政治取向，李治廷在《吳三桂大傳》中評價這種風氣：

“遼東的百姓把習武從軍看成是他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并成為青壯年所從事的職業之一?！?/span>

北元的存在嚴重的威脅著明代遼東的安全

遼人的這些特點，使其如漢唐的“邊地良家子”“塞上健兒”一樣，成為中央政權猛將和強兵的來源和守護邊疆的力量，然而事情在明代發生了微妙又劇烈的變化。

明代空前加強的中央集權使文官集團的勢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為“天下養朱”策略而淪為孤家寡人的皇帝不得不扶植起宦官勢力來對抗文官集團，僥幸在明初的政治清洗中幸存下來的勛貴勢力在土木堡一戰后愈發衰頹，這一切因素都導致了軍人地位在明中期之后一路下滑，武官不再能和文官平起平坐，而只能在文官和宦官集團之間擇勢大者匍匐，連戚繼光這樣的名將也要靠行賄依附權臣才能自我實現，當依附的張居正去世，他也只能在凄涼的晚年中苦苦度日困厄而死。

明朝政治結構的變化，不可避免的導致了朝廷和遼東軍事集團和遼人群體的分歧和隔閡日益加大。遼東地廣人稀，很多生活必需品仰仗內地供給。由于這里又是著名的馬市，遼人并不專事農耕，而是且耕且牧，熱衷與周邊少數民族進行商業貿易，除朝廷許可的馬市貿易外，還有很大一部分以走私的形式進行。

商業是流動的，中央集權制農業帝國的統治要義，卻是用郡縣制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使士農工商各安其分。帝國厭惡流動，這些“不肯專事農桑”又“沾染胡俗，惟與虜通為利”的遼人，自然被文官集團所把持的朝廷厭惡，把他們視為“漢人”和“胡人”之間的“第三種人”，朝廷在利用其軍事能力的同時，也明里暗里歧視遼人，且對他們抱有一定的防范心理。

更重要的是，遼東不設郡縣，只設衛所，導致教育和科舉水平遠落后于全國其他地區，這不但使文官集團更加輕視遼人的文化水平，也意味著出身遼東的文官也較少，在朝堂之上能夠代表遼東地方利益說話的喉舌也少。

能夠代表遼東在朝廷上表達利益訴求的只有遼人軍事集團，而軍人地位的一落千丈直接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使遠在邊疆的遼人武將不得不依附于北京朝廷的文官，才有可能建功立業。李成梁集團作為遼東最主要的軍事集團之一，其家主李成梁也和戚繼光一樣，是依附張居正才得以崛起的，在萬歷年間與戚繼光并稱“南戚北李”，一時風光無二，似乎遼人軍事集團在朝廷的地位上升了，然而，李家的崛起，正是遼人集團和大明朝廷離心離德的分水嶺。

南戚北李

李成梁本人正是朝廷與遼人重重矛盾的一個典型表現，盡管出身武將世家，年輕時就“英毅驍健，有大將才”，然而因為家貧沒錢行賄，人到中年都不能世襲武職，“家貧，不能襲職，年四十猶為諸生”，直到遇到朝廷的巡按御史李輔，資助他上京襲職，才正式走上軍旅生涯，作為朝廷痼疾受害者的李成梁，盡管在之后因戰功享受到了明朝武官最高的榮譽和待遇，但在內心里，始終對朝廷心存芥蒂，打著自己的算盤。“南戚北李”之間的一次交集清楚的顯示了李成梁的心思。

萬歷三年（1575）五月，李成梁上報“虜寇猖獗”，韃靼土蠻部率二十余萬騎兵入犯，前鋒已到近邊大凌，連萬歷皇帝都大驚失色，忙問“虜勢如何”。熟悉蒙古部落情形的張居正清楚，土蠻（圖門、察哈爾）一部也不超過一百萬人口，如何能有二十余萬騎兵？而且游牧民族一向春夏生息，秋冬用兵。春夏交接之際，馬瘦人疲，而且春夏遼東多雨，蒙古騎兵慣用的復合弓在雨天作戰，不但箭羽容易脫落，弓上的筋角也容易發生崩解，“犯非其時，必有詐”。

張居正一邊安慰萬歷皇帝，一邊壓住不給李成梁增加軍糧，同時吩咐薊鎮總兵戚繼光打探情報是否屬實，戚繼光如實回報：

“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span>

戚繼光在奏報實情的同時，也對李成梁這種行為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故臣等不以虜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span>

這句話說得十分巧妙，并沒有直接指責李成梁虛報軍情，而是表達了對“邊將不知虜情”的擔憂，實際上李成梁的“夜不收”（一種斥候）不但遍布遼東和東蒙，而且李的遼軍中蒙古將士很多，李家豢養了大批“夷丁”作為核心的騎兵力量，消息渠道比戚繼光通暢得多，李怎么會“不知虜情”呢？

事后，李成梁因謊報軍情而受到張居正的申斥，不得不有所收斂，但依然我行我素。謊報軍情事件的第二年，一個韃靼小部落得罪土蠻，渡過遼河投奔明朝，李成梁部乘機將其大部屠殺，收獲大量牛羊，向朝廷報功，詐稱“長定堡大捷”。當時張居正回家葬親，萬歷皇帝不辨真偽，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封李成梁為世襲指揮僉事。張居正得知后一針見血地指出，韃靼小規模入寇，志在擄掠，講究來去如風，哪有趕著大批牛羊、帶著家小輜重來入寇的呢？

張居正除斥責李成梁弄虛作假外，也對李的“二心”加強了戒備：

“且李成梁節被寵賚，已不為薄。異時邊將以功蔭子未有世襲者，而渠每蔭必世，又皆三品以上大官，今再欲加厚，惟有封爵耳。祖宗舊例，武臣必身臨行陣，斬將搴旗，以功中率乃得封。今據所報，彼固未嘗領兵當敵，如往者戰平虜，擒王杲也。昔唯賞蔭，今乃加封，厚薄亦非其倫也。”

當時的朝臣也一陣見血地指出了遼軍的套路：

“搗巢獲首功一則報十，十則報百，秋高馬肥，虜來報怨，搶一月走二千里不報也。墮三四十墩臺不報也，殺一堡人民不報也。”

然而終萬歷一朝，李成梁用這些真真假假的戰績，一封再封，位極人臣，終于形成了朝廷無法信賴卻又無法擺脫的李氏軍事集團，即使張居正死去，也絲毫沒有影響他的榮華富貴。他的思路很明確，如果不是邊患，遼人在朝廷上根本沒有話語權，只能任人宰割和魚肉，有邊患才有李家，有李家才有遼東。

萬歷十一年，李成梁遇到了一個叫努爾哈赤的年輕人，之后發生的事情，他沒能想到，自己一手建立起的李氏軍事集團，最后會葬送在這個年輕人手上。

戚繼光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他在薊鎮風平浪靜地鎮守多年之后，他依附的張居正死了，他的命運隨即急轉直下，最后的日子黯淡而凄慘。他也沒能想到，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戚家軍，最后會葬送在李成梁遇到的那個年輕人手上。

生遼走胡

遼東軍事集團的崛起，并沒有帶來遼人地位的上升，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遼人的不幸。遼東在衛所制的軍事管理下，各項政策遠較內地郡縣簡單、粗暴，侵害軍戶和遼人平民利益的事情時有發生，朝廷派往遼東的文官多出身內地，不了解遼人遼事，無法體恤民情，反而視遼人為蠻夷而加以盤剝和歧視。遼人出身的武將因文武地位尊卑懸殊，往往不能制止，或者干脆和文官沆瀣一氣，一同剝削遼東軍民，導致從明中后期開始，大量不堪剝削的軍戶逃亡，僅存的軍戶生計困難，面對蒙古、女真的入侵只能閉門守城，將城外的百姓和莊稼丟給敵人蹂躪。《世宗實錄》記載：

“各邊軍士卒，因官軍剝削，往往逃竄”“遼東二十五年開原額軍士一十五萬陸仟九百余名，今役止六萬余名，其間，且多老弱”“開原額沒兵馬五千，逃之大半。”

衛所制的崩壞使兵士逃亡，塢堡殘破，遼東軍事集團無法使用這些衛所兵建立功業，轉而采取了私兵制來組建效忠于個人的親兵。私兵制來自于遼軍長期對蒙古作戰的影響，蒙古的軍事習俗是以與大汗同部落且血緣關系較近的青壯年圍繞大汗左右組成近衛，沖鋒時為先導，撤退時斷后，拼死保衛大汗的安全。

遼人沒有蒙古的部落組織，轉而使用“家丁”和“義子”的方式來構建一種類似的結構。以李成梁的軍隊為例，除吸納成梁的子、侄、婿外，還有大量的家丁以“義子”的名義加入，“驍勇軍士，隨從殺賊，久之遂為家人”，如李平胡、李寧、李興、李有升、李有得、李有華，都是成為“義子”后而改姓李的，其中一些是遼人，而另一些則是蒙古、女真人，很多人的籍貫寫作“山后”，表面上看是個地名，實際上指“陰山后”，就是蒙古人。

李氏之外的遼人軍事集團，也以同樣的方式構建，如祖大壽的祖氏軍事集團：

“二祖（祖寬、祖大樂）皆有降丁，寬五百，大樂倍之，凡戰賴以摧鋒，飲食性情不與華同，非可以法令使，淫掠不下于賊?！?/span>

為了保證這些親兵的作戰表現，他們在飲食、住所、武器裝備上都非常優渥，他們也確實不負精銳的名號，為李成梁贏得了“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的無上榮耀，然而這種私兵制度，卻隱藏著很大的隱患和危機。

其一，豢養私兵需要大量的錢財，武將多采取盤剝自己屬下屯兵的方式來豢養私兵，等于拿供養國家軍隊來培養個人軍隊，事實上形成了半獨立的軍閥勢力。為了維系自身實力，李成梁還和高淮一起剝削遼民，使遼東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高淮亂遼”實為“高李亂遼”。

其二，私兵部隊的規模不可能很大，很適合執行類似反侵擾、破襲一類針對蒙古軍隊小規模進犯的作戰任務，大規模作戰時，一旦戰事不利，以騎兵為主的私兵很容易隨主將一起逃跑，把衛所兵丟給敵軍屠戮。

其三，私兵部隊的損失難以迅速補充，將領為了避免損失，往往只愿打順風仗，壬辰戰爭中，李如松在碧蹄館一戰后只損失了千人就不愿再戰，正是因為這千人不是普通軍人，而是他的“子侄兄弟”。

其四，優厚待遇和武器裝備可以世襲，軍事素養和作戰技巧卻難以遺傳，二百年未有的李家軍到了薩爾滸時代，不但精兵強將都已老去，家主李如柏也不復當年英氣，變的昏聵懦弱，還納了努爾哈赤的弟弟舒爾哈齊的女兒為妾，遼東童謠云，“奴酋女婿作鎮守，遼東不知落誰手”。李如柏不僅見劉鋌陷敵而不救，自身望風而逃的時候還互相踐踏而死上千人。

到了明末，遼兵的衰落和滿洲勢力威脅的日益增強，迫使朝廷用“三大征”的模式來處理邊疆危機，調集全國之兵匯集遼東，征伐滿洲。然而如此大規模的軍隊調動和集結，需要大量的糧食，遼東的經濟不發達，無法供應如此大規模的軍隊，明朝的糧食要從江南漕運至京師，再運往遼東，這非常不劃算，因此明朝往往選擇直接運輸體積較小、價值較高的白銀，這直接導致了遼東糧價的劇烈上漲，薩爾滸之戰前夕（1618），遼東米價為每石3兩，高出京師地區4倍，到1620年，已漲至4兩，1年之后（1621）年就漲到了12兩。軍卒連飯都吃不飽，更難以作戰，朝廷的應對方法是將更多的白銀運往遼東，從1618年到1620年，朝廷共發往遼東白銀2018萬8366兩，而朝廷每年的財政收入不過300余萬兩，如此大量的白銀涌入經濟并不發達的遼東，造成了災難性的輸入通脹?！督浡允锠防镎f：

“今遼陽小米、黃豆斗值二錢七分矣，草一束值二分五厘，葛柴一束值一分五厘矣。每軍一日連人帶馬須得一錢三四分方能過活，而所領月餉及馬止于八分。軍兵如何盤纏得過？如何不賣襖褲什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己性命？而馬匹如何不瘦不死。”

可見一人一馬一天需要1錢3分白銀才能活下去，但是一個月的軍餉也不過8分銀子，除了從馬口奪食導致戰馬大量倒斃外，客兵（指外地調往遼東作戰的軍隊）搶奪遼民的財物糧食的問題，直至清軍占領整個遼東都沒有解決。時人總結了遼人的“四恨”：

“軍興以來，援卒之欺凌詬誶，殘遼無寧宇，遼人為一恨。

軍夫之破產賣兒，貽累車牛，遼人為再恨。

至逐娼妓而并及張、劉、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難動之室家，遼人為益恨。

至收降夷而雜處民廬，令其淫污妻女，侵奪飲食，遼人為愈恨。

有此四恨，而冀其為我守乎?”

此時，遼人對朝廷的矛盾已經到達了頂峰，富戶紛紛逃往關內，或渡海逃往山東，窮人寧可死于金人的屠刀，也不愿意配合朝廷的行動，讓朝廷里的士大夫發出“遼人皆賊也”的怒罵。熊廷弼也說：

“遼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盡搬移外，惟一二無依窮民，仍依舊巢，抵死不去，曰我搬在何(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隨之而去，即屢請之而不得也?！?/span>

生于遼而走于胡，大概是歷代邊疆漢人對中央政府最絕望的宣言。

北望故鄉

隨著遼人對大明朝廷的失望和怨恨達到頂峰，遼人的民族和國家認同也發生了嚴重的問題。李成梁集團盡管私心很重，但在國家和民族認同上并沒有太大的問題，李如松入朝賜宴時，配宴官問“遼東特產何物”，如松答“產好李”，再問“不知心若何”，如松答“心赤”。李如松之后也確實為國捐軀，可見是真心之言。

但經過幾番惡政、亂政和兵亂蹂躪之后的遼民，并不能再保持這樣的“赤心”，除了“生于遼而走于胡”外，民間還流傳著“若不罷稅，達子就是我投主”的說法，熊廷弼指出：

“況遼人浸染胡俗，氣習相類。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賊遣為奸細，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雖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動。”

熊廷弼指出的確實是實情，明清戰爭的前期，遼軍望風而逃、一觸即潰，遼民甘為漢奸細作，遼人不肯報效朝廷，無心抗敵的現象確實很多，但這并非是遼人“浸染胡俗”造成的，而是明朝長期以來在遼東的苛稅惡政造成的，并非“遼人皆賊也”，而是“朝廷相逼遼人為賊也”。

前文提到的《無向遼東浪死歌》里，“健兒”寧可與隋軍作戰，也不愿隨隋軍征伐遼東，短短數十年后，同一個群體又踴躍參加唐軍，征伐相同的目標，遼人也是一個道理，世世代代“善騎射，耐搏戰”的遼人，怎么可能到了明末，突然就變成了見敵即逃的懦夫呢，并非遼人不能戰，而是遼人不知為誰而戰了。

然而，熊廷弼作為一個內地出身的文官，無法感同身受的體會遼人的處境，盡管具備敏銳的洞察力，也只能認識到“遼人不能守遼”的表象，欠缺深層次的思考，歷史的洪流也根本沒有給他思考的時間，就把他無情吞沒了。

明朝向遼東大量輸入白銀造成的通脹，也沉重的打擊了后金的經濟，使后金的糧食供應產生了嚴重困難。此時的努爾哈赤雖然不明白馬爾薩斯為何人，但已經成為了馬爾薩斯主義的堅定信徒，他開始大肆屠殺投向后金的遼民，先殺“無糧之人”減少消耗，再殺“有糧之人”給核心部族留出余糧，幾番殘酷的屠殺之后，遼人終于認識到后金并非避難所，又開始投向毛文龍的海島和關寧明軍，遼東局勢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從1626年到1627年，明軍破天荒的讓后金軍連續遭遇了兩次軍事挫折，遼東局勢稍定，而主張“遼人守遼”的袁崇煥，政治勢力也達到了頂峰，然而他只看到遼人組成的遼軍恢復了戰斗力，卻沒有認識到遼人能戰的根本并不是與朝廷的矛盾化解的結果，而是因為后金屠殺遼人，遼人不得不戰的結果，遼人此時并非為大明而戰，而是為自己而戰。

袁崇煥沒有明白這一點，但是皇太極顯然明白。他上臺后，除了糾正努爾哈赤屠殺遼民的錯誤政策、平抑物價、穩定經濟外，還通過丁卯之役征服了朝鮮，使之成為后金的糧食供應基地，大大緩和了后金政權和治下遼民的矛盾。從而得以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打擊和招撫遼東軍事集團上，他下決心圍困大凌河，正是因為他了解遼東軍事集團的實力，他說：

“明人善射精兵，盡在此城，他處無有也。其山海關以內，兵之強弱，朕所素悉?！?/span>

他幾次入關，一個重要的戰略考量就是迫使遼軍放棄堅城，入援內地，與清軍優勢兵力野戰。他清楚的知道，在明朝文官的催逼下，遼軍一定會來，一定會被逼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出戰，一定會落入他假大明皇帝和文官之手設下的圈套，一定只有被殲滅和投降兩個結局。

他算錯了局部，但算對了終局，從大凌河到山海關，從祖大壽到吳三桂，他的耐心終于有了收獲，在幾次搖擺和波折之后，遼土最終成了大清的龍興之地，遼人成了旗人，遼兵成了清兵。

這支曾經的明軍帶著新蓄的辮子，追著流賊和舊主從山海關一路殺到緬甸，殺死了曾經用生命保護的百姓，殺死了曾經的同僚，殺死了曾經的君父，也殺死了曾經的自己。1678年，最后的遼兵吳三桂死在衡州酷暑里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向北望過，他永遠也回不去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