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鈔易位

16世紀的明帝國無疑是這個世界機緣巧合的最大受益者。從14世紀開始，明朝政府就因為其奇特而糟糕的貨幣政策而深陷財政困難之中，因為貧銅而無法提供足量的鑄幣，大明不得不撿起元末的紙幣本位，開始濫發無本無額、防支無度的大明寶鈔。

大明寶鈔

底層貧民出身的帝國統治者對金融的認識始終停留在小農經濟的細碎性層面，自然也無法理解北宋時就由周行已提出的紙幣發行準備金理論，大明寶鈔沒有準備金，自然也不可能有任何信用可言，幾乎一發行就開始不可挽救的貶值。到洪武二十三（1390）年，面值為一貫的鈔票只能兌換銅錢250文，在經濟發達的兩浙地區，只能兌得160文，這種早熟而不成熟的紙幣在明代中期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最為嚴重的就是江南地區。

江南地區在宋、元時代，商品經濟和海外貿易就已經相當發達，貨幣的流通量和需求量都非常大，明朝政府用強制力推行毫無信用可言的紙幣，等于一種變相的經濟掠奪，經濟上越活躍，被掠奪的也就越狠，經濟最為發達的江南地區，商民自然首當其沖，損失最為慘重。

此外，根據一種不確切的說法，朱元璋強力推行寶鈔制度，正是為了打擊政治上不可靠的江南商民，因為這些人懷念元代寬松的經濟政策和文化氛圍，因此在明初怨言頗多。

江南商民面對經濟掠奪自然不肯坐以待斃，他們的反抗方式就是廣泛使用金銀來交易，因為中國傳統的圓形方孔銅錢是一種賤金屬貨幣，符合小農經濟“仨瓜倆棗”的特點，一旦商品經濟發展起來，這種貨幣就難以滿足需求，較高價值或較大量的貨物貿易需要大量的銅錢，不但鑄幣的鑄料難以保證，大量沉重的銅錢也難以交易和運輸，宋代鑄造比銅錢還賤的鐵錢，以及發行紙幣，都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宋代鐵錢

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金銀具有體積小而價值高的特點，適合充當一般等價物流通。那些受寶鈔荼毒最深的地區，也是最早反抗寶鈔制度的地區，到永樂年間，兩浙、福建、兩廣就出現了“鈔法不行”的局面。

盡管抵制寶鈔的罪名一再加重到了殺頭，寶鈔廢紙化的趨勢卻不可避免，正統十八（1448）年，監察御史蔡愈濟上奏“寶鈔一貫止折銅錢兩文”，只能換到面值的500分之一，到成化二年（1466），寶鈔終于成為扔在街頭也無人問津的廢紙。

“時鈔法久不行，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

全面失敗的貨幣政策使明帝國瀕臨經濟崩潰的邊緣，也使朝廷和江南商民的經濟對立達到了非常尖銳的地步。此時，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一件改變世界命運的大事，卻無意中使大明這個大航海時代里最為懶惰和被動的參與者，變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從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從西屬美洲經馬尼拉由貿易輸入大明的白銀在1億兩左右，此外還有美洲輸入歐洲，再由歐洲輸入大明的白銀無法統計。同時期，日本石見銀山、佐渡金山的開采，也使超過5000萬兩白銀經貿易輸入大明，巨量的白銀天外飛仙般涌入大明，滿足了市場對貨幣的需求，取代了寶鈔的法定貨幣地位，使銅錢自動退化成為輔幣，構建了新的貨幣體系，“銀鈔易位”挽救了瀕臨崩潰的經濟，也暫時緩和了朝廷和江南及廣東、福建商民的尖銳矛盾，但也隨之又產生了新的矛盾。

西班牙在菲律賓的鑄幣廠鑄造的銀幣

南糧北上

日本列島多火山、地震的地理特點帶來了頻繁的地質災難，也帶來了豐富的金銀儲量，但日本同古代中國一樣，使用銅錢本位制度，從公元8世紀開始仿造唐朝“開元通寶”鑄造了“皇朝十二錢”，但當貨幣的需求量越來越大，鑄料和鑄造技術就卻跟不上了，“十二錢”的后幾個版本越鑄越小，又輕又薄，而且摻入大量的鉛錫。熟悉金屬工藝的都應當清楚，青銅里鉛、錫含量越高，青銅就越硬越脆。當日本錢劣質到掉在石頭上都會碎的地步時，也就自動退出了流通，日本轉而使用米和“渡來錢”作為貨幣。

日本模仿“開元通寶”的自鑄錢

所謂“渡來錢”，就是宋、元和部分朝鮮的鑄造的銅錢，宋錢是當時東亞的“美元”，日本流通的銅錢里，宋錢占大多數，中國商人利用日本金銀賤而銅錢貴的特點，利用季風往來明州和博多，可以獲利百倍。到16世紀，日本已經長達600年不再鑄幣，對銅錢的需求卻與日俱增，而此時中國已經完成了“銀鈔易位”，白銀貴而銅錢賤，日本人通過勘合貿易將日本刀、扇子、漆器等特產運往明朝，獲得大量銅錢，同時將白銀輸入大明，暴利程度不下于宋代。然而勘合貿易終究規模有限，且商民難以獲利，走私就大行其道，白銀貿易的暴利程度足以讓普通的百姓鋌而走險成為走私犯，也足以讓規矩的商人化身嗜血的倭寇，于是轟轟烈烈的“嘉靖大倭寇”時代開始了，士大夫指責浙、閩、粵的百姓“通倭之奸民”，卻不明白百姓甘為“奸民”，既是暴利所使，也是惡政相逼。

隆慶開關之后，曾經非法的海外貿易終于轉為合法，猖獗一時的倭寇也在軍事打擊和經濟和解下基本平息，但持小農思想的統治者和仰賴商品經濟的南方百姓之間長達百年的矛盾和隔閡，卻使這個國家在事實上分裂成兩個不同的區域，即北方的農耕區和南方的農-商區。明朝在建國之初將首都遷移至農耕區和游牧區交界的北京，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然而隨著南北在生產方式上差異的不斷擴大，實際上造成了國家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不統一，南方不但是經濟和文化中心，還是主要的產糧區，要維持北方政治中心的正常運轉，全靠由南向北的長途運輸，在交通不發達古代，要維系這種政治架構，會付出極大的成本。因此直到清末，漕運都是整個國家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主題。

漕運

無向遼東

當“明—清（后金）戰爭”開始后，明朝這種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產生的后果開始逐步顯現出來，明代在遼東只設衛所，不設郡縣，衛所制崩潰之后，用兵的耗費全部仰仗朝廷。而空前加強的中央集權之下，地方殘破，無兵、無錢，無糧，任何一點微小的邊疆危機，也要傾全國之兵去解決。遼東是比廣義上的北方更北的北方，經濟上更加落后，根本無法供應云集在遼東的各路軍隊，后勤保障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南方的糧食要通過漕運先到華北，之后再由陸路或經山東半島由海路輸入遼東，成本極高，《明史》記載：

“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于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

可見路途消耗占到所運貨物價值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糧食體積大而價值低，向遼東運糧顯然是不劃算的。于是朝廷轉而向遼東運體積小而價值高的白銀，讓各軍自行解決一部分軍糧問題，然而這種缺乏經濟學常識的舉動，在遼東釀成了慘烈的大禍。

從1618年參加薩爾滸戰役的明軍向遼東集結開始，到1620年，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明朝向遼東輸送軍餉2018萬8366兩，這其中大部分白銀從南方而來，2019年在四川開始挖掘的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中，就出土了大量被張獻忠在湖廣劫去的50兩一錠的“遼餉”。

張獻忠江口沉銀

將巨量的白銀從南方投放到人口稀少、農業欠發達的遼東，引起了災難性的輸入通脹，到1621年后金攻克沈陽為止，遼東的米價較薩爾滸之前增長了6倍之多，海量的白銀沒有解決軍士的生計問題，反而讓他們陷入了“抱金而死”的境地，有時人指出：

“今日遼東之患不在無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踴貴，加以荒旱之余，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費分十五萬之軍，每名約得六兩，于銀不為不多，而此六兩糴米才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

這種有錢買不到糧的困境下，遼東的軍士狀況極為凄慘：

“（后金克沈陽后）徹日大雨，河上低濕，兵坐立泥淖中，腿皆生蛆。得升斗糧安置地上，風雨驟至，糧化為沙。”

比軍士更慘的是土生土長的遼民，他們不但同樣受到輸入性通脹的沖擊，生計困難，還要受到餓急了的軍士的劫掠，為了活命，富人逃向山海關內，或由海路逃入山東半島，中等人家或逃入遼東諸海島，或逃入朝鮮。窮人只能等死，或干脆投入后金。在袁崇煥之前，就有人主張“以遼守遼”，熟知遼事的熊廷弼針對遼人迫于生計大量逃亡的狀況尖銳的反問：

為“以遼守遼”之說甚美聽，而遼人余幾？

明朝搖擺的遼東政策始終讓自己處于戰不能戰、和不能和的尷尬境地，直到帝國毀滅前的最后幾年，依然在竭力的將白銀輸往關外苦苦支撐，遼東像一個吸取白銀的黑洞，源源不斷的將大明從大航海時代中獲得的生命力吸收殆盡，最終滅亡。

而遼東的百姓無法想到，某種程度上是南方百姓血汗換來的白銀使他們陷入了如此困苦的境地，南方百姓也無法想到，那些被他們的白銀害慘的遼東人，最后會揮刀南下，征服整個南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