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日本國鹿門觀光紀游》，言中國當變科舉，激西學，又持中國唇齒之義甚堅，皆不可易。時以煙毒、六經毒并言，其實謂八股毒耳。八股之毒，殆逾雅片；若考據詞章諸障，拔之較易，不在此例也。十年前見此書，曾痛詆之，其時正入考據障中所忌耳。”

以上引用的是一條蔡元培先生日記，來自《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浙江教育出版社）第226頁，臺灣版《蔡元培文集 卷十三 日記（上）》（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167頁，也有收錄，斷句標點完全一致，只是字體為繁體字而已。其實，原文“閱《日本國鹿門觀光紀游》，……”，應重新標點，改為“閱日本國鹿門《觀光紀游》，……”，雖然僅僅是標點符號之異，但是前者之標點易令人誤解（恐日記整理者未見此書）。因為“日本國鹿門”為作者國別和名號，即日本國岡千仞，鹿門為其雅號，《觀光紀游》才是書名。要理解蔡元培先生這條日記，首先應該知道這是怎樣的一部書。

就在中法戰爭持續的1884年6月，日本漢學家岡千仞（1833-1914）自費來華，前后游歷三百余日，其行跡遍及以蘇、滬、杭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京、津、冀之間的華北地區，以及以廣州、香港為中心的華南地區等，事后出版的漢文體《觀光紀游》就是此次游歷之記錄。在華期間，岡千仞除觀光之外，更多的是會客訪友，闊談時局，僅游記中提到的有名姓可考者就多達百余人，其中包括他拜訪過的李鴻章、盛宣懷、俞樾、王韜、李鴻裔、文廷式、李慈銘、袁昶、張裕釗等官紳名流。

這部游記為線裝本，十卷三冊，分別是《航滬日記》、《蘇杭日記》（上下卷）、《滬上日記》、《燕京日記》（上下卷）、《滬上再記》和《粵南日記》（上中下三卷），長達近十萬字，是近代日本人用漢文所著中國游記中最長的一部。該書雖冠以“觀光”之名，但著眼點并不在山水名勝，而是重在現實考察，是一部活生生的晚清社會紀實報告。尤其是人物會見及其議論的記述，內容豐富，涉及經史學術、科舉制度、政治外交、軍事海防、社會風習、經濟貿易等諸多領域，而且其中常見岡千仞激烈的批判言辭。他把晚清社會與經濟落后的原因歸結為“煙毒”和“經毒”，認為“目下中土非一掃煙毒與六經毒則不可為也”，同時批判官紳及知識階層守舊自封、不達外情，敦促士人講格致實學，用心外事，變法自強。

《觀光紀游》出版于作者歸國后的第二年，即1886年8月，1892年再版印行，當時流傳頗廣，且影響很大。遺憾的是，除清末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輯錄之外，大陸一直沒有印本，而且，收錄于該叢鈔的《觀光紀游》被人為刪節不少內容，已失原貌。為便于當今讀者入手閱讀，筆者曾在十余年前加以整理，并另外收錄作者當時的漢詩集《觀光游草》，以及稿本《觀光續紀》，取名為《觀光紀游 觀光續紀 觀光游草》，于2009年5月由中華書局出版（“近代日本人中國游記”叢書之一）。筆者在該整理本《后記》中，就曾引用上述日記，并指出：“我想，蔡先生的上述坦白，在同時代是不難理解的，也有一定代表性，而且對當代我們閱讀這本書也不無參考和啟發意義。”

蔡元培先生的這條日記出自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九日（陽歷7月26日），時值其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總理（校長）期間。記述文字雖簡短，但卻不失為研究和了解蔡元培早期思想轉變的極為關鍵的史料。從“十年前見此書，曾痛詆之，其時正入考據障中所忌耳”不難看出，十年前受學養及見識所限，蔡元培并不能全面客觀地看待這本書，十年后則清楚地認識到當時的局限，并自我檢討。十年光陰，本是同一人，思想上已不可同日而語。對于外人的批判與指責，由詆斥變為容納，且自我反省，坦然相對，此種認識上的轉變，正說明其由“入考據障中”的傳統士大夫向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的轉型。這種轉型離不開甲午戰敗的大環境，同時也與他多年來通過日本這一渠道獲取新知、以極大熱情閱讀西學書籍、尤其是在家鄉的辦學經歷有密切關系。

在災難沉重的近代中國，跟大多先進文化人一樣，蔡元培也經歷了種種思想考驗和變化。甲午戰敗喚起了大國沉睡之夢，也成為蔡元培思想轉變的一大契機。他不再滿足于傳統經書，而是關注日本，放眼世界，如饑似渴地學習和吸收新學、新知，以期尋求社會變革方策。戊戌變法失敗后，毅然脫離翰林，走向教育興邦的實踐之路。

戊戌年（1898）陰歷九月，蔡元培攜眷離京歸鄉，同年末接受鄉紳徐樹蘭以及知府委托，掌管紹興中西學堂，直到1900年春辭任，雖前后僅一年多時間，但卻是他其后長期從事教育活動的開端和基礎，也是其從傳統士大夫向近代新知識分子轉變的重要時期。

中西學堂創辦于1897年春季，是繼四川、天津等地中西學堂之后的又一所同名新式學堂，也是浙江最早的新式普通中等學堂，在科舉當道、學制尚未頒布的十九世紀末，新式學堂及其教育可謂開風氣之先，但辦學之艱難也可想而知。別說師資不備，就連最起碼的教科書也難以確保。在艱難的環境下，接管學堂的蔡元培苦心經營，大膽革新，延攬合適教員，調整教科與內容，從日本購置圖書、標本及器械，尤其是禮聘日本教習，在英、法語言之外，增設日文教科，將新的辦學理念付諸實踐，使這所創立不久的新式學堂有了很大改觀。

從蔡元培留下的日記可以看出，為參考或效仿日本教學體制，聘請日本教習成為當務之急，但對中西學堂來說，一切都要從零開始。為禮聘中川外雄及其后任藤鄉，蔡元培不辭辛勞，除親赴杭城面會商議之外，還為其待遇、合同等事費盡周折。

執掌中西學堂期間，蔡元培閱讀了《天演論》《進化新論》等新學書籍，以及《日清戰史》之類的甲午戰記，結交不少日本諸方面人士，包括漢學家本田種竹、井上雅二、小越平陸，外交官中畑榮、速水一孔，以及博物館美術學者安村喜當等，還身體力行，與同僚一起學習英、日文，并著手翻譯《生理學》等書籍，甚至策劃編輯新式課本，提倡并踐行新學，在地方上開風氣之先。這段于家鄉紹興的教育實踐也成為日后蔡元培學術救國、教育興邦的重要基礎。

在京師翰林期間，蔡元培雖跟從使館翻譯陶大鈞及日本法學者野口短暫學過日語，但真正跟日本人士交往還是從中西學堂時代開始的。日記中僅1900年元旦前后，就接待過本田種竹、鈴木廣闡、中畑榮等日本人士。如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陽歷12月30日）日記：

“雨。到學堂。日本中畑君（君名榮，字含山）以冊征詩，應以三律。”

蔡元培日記基本上是略記其日常主要活動，有些連主要活動也省略殆盡，因此，關于他與日本人士的交往活動，往往也不得詳知。不過，此處“中畑君”實為日本外務省選派留學生、后轉為外交官的漢學家中畑榮（1877-1933），其先后于武漢、上海日本領事館工作，后轉任北京日本公使館，直到1925年引退，是長期在華工作的中國通，且長于漢詩文，又以豪飲著稱。因其中年早逝，加之著述無一出版，故在日本也是知者鮮少。數年前，筆者有幸目睹中畑榮的多種手稿，知其1898年至1901年前后游歷江、浙、湘、鄂、皖等省區，其中1899年12月25日至翌年1月7日做紹興之游，借宿于當地中西學堂中川寓所，與蔡元培等人不期而遇，并得以短期內親密交往，度過了一段難忘時日。其見聞日記收錄于《醉游紀程》，現撮錄有關條目：

“二十六日、天曇，陰霧濛濛。朝八時，舟入紹興城，乃入中西學堂。堂，山陰、會稽兩縣備餐食也。紳董徐氏所創設，系教授西學之起見，開設已有年。又設佛、英、獨、日語學科，去夏商量在杭領事，聘中羽舟為東文教習。在籍編修蔡隺庼氏總理之。

此夜蔡太史為予張小宴，徐董、何教習皆會。”

文中紳董徐氏，系中西學堂創辦者徐樹蘭，中羽舟則是日本教習中川羽舟，原名中川外雄，羽舟為其號。在籍編修蔡隺庼，即蔡元培。雖屬初次相見，但當晚中畑就得到蔡元培宴請，此后，兩人又多次同席共飲，筆談交流。如：

“三十一日、晚亦臨蔡氏招飲，快醉。會者學堂教習諸氏也。

（1900年）一月一日、曇，冷太，過午又作雪。對坐羽舟，舉杯消閑。隺庼來謂予曰：‘予等今有推廣學堂之議，先生希為評議員，貸一臂之力。’遂示其綱目章程。予見之，滔滔十數百言，要歸深見大勢，嘆息時艱，開學堂于紹興，授以中西實學，因以及一省，因以及全國。思慮周到，規畫有序，頗明晰。予喜其起見，答曰：‘予豈雖不敏不盡牛馬之勞哉？’乃署名。隺庼喜去。”

蔡元培執掌中西學堂僅一年，學堂各方面均大有起色，作為我國傳統教育向近代教育轉型時期的新式教育設施，學堂也初見成效，于是，1899年底，蔡元培參考日本學校章程等，起草了《推廣學堂議》，呼吁紹興各縣勿各自為政，而應籌集資金，集中人力和物力，統一辦學，在府城和各縣設立新學堂。并倡議將此學堂興辦之策推廣到浙江全省，進而推廣到全國。蔡元培將剛刻印好的《推廣學堂議》出示給中畑，時間正值1900年元旦之日。“滔滔十數百言，要歸深見大勢，……思慮周到，規畫有序，頗明晰。”對此，中畑深為感動，欣然接受評議員之請，并提筆簽名。臨別之際，蔡元培等又親自為中畑送行，使其大為感動。

另外，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日（陽歷1900年1月3日）蔡元培日記：

“大雪。日本詩人本田君幸之助及東本愿寺留學生鈴木君廣闡來。本田君以詩負盛名，為《太陽報》所載十二詩宗之一。午后同游禹穴及南鎮，舟中口占長句，本田和之。”

本田幸之助，即著名漢詩人本田種竹（1862-1907），曾先后擔任東京美術學校歷史學教授、文部大臣官房秘書等，退任后，創設自然吟社，為明治詩壇重鎮，著有《懷古田舍詩存》等詩集。本田也是作家夏目漱石最信賴的漢詩人，漱石晚年漢詩多由其刪改修訂。當時本田由在杭州留學的鈴木陪同來游紹興，蔡元培不顧大雪天氣，熱情接待，并親自陪同前往大禹陵和會稽山游覽，兩天后又冒風雪陪其至鑒湖快閣覽勝。對此，本田十分感激，歸國后還特意給學堂寄送十冊《修身兒訓》。這是一套旨在培養國民道德的低年級用課本，在當時日本頗為流行，由漢學家龜谷行編寫，出版于1880年，至1884年8月已發行第5版。

通覽蔡元培日記可以看出，作為被日本挫敗的晚清中國的知識階層一份子，他并未因甲午之辱而對日本及日本人表現出感性排斥，而是省悟到中國落后與失敗的根源，理性地學習日本，把日本作為獲取新知的一條重要渠道。年過而立毅然學起日語，并翻譯日文書籍本身就是一條明證。

就以上與日本人士的交往而言，其態度也是誠摯的，甚至表現得虛懷若谷，寬宏大度。蔡元培認識到明治維新后日本漢學者擺脫儒學桎梏，積極吸收和傳播西方思想文化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希望通過日本及日本人士這一媒介盡快汲取新學、新知，并冀望在參照日本經驗基礎上，以教育實踐探求改造中國社會之良方。

以上雖然只是蔡元培紹興辦學時代的日記片段，但由此不僅折射出晚清社會劇變過程中的個人情感和思想轉變，同時亦能看出蔡元培其后教育實踐中“兼容并包”思想之端緒。